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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科学家需要理解，是什么使得构建的场景被记忆者当成一种记忆来体验，而不是当成一种久远的想象。他们假设，场景构建为我们创造现实的替代表征提供了一种机制，但我们还需要另一个过程，来确定那些表征的事情是不是真的发生过。对于这个问题，一种方法是研究将两种场景构建区分开来的大脑机制，也就是那些被当成记忆以及没有被当成记忆来体验的场景构建。朱丽叶参与的研究，目的是拓展哈萨比斯及其同事的神经科学模型，以更好地解释情景记忆中的具体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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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把这个目标牢记在心，要求自愿参与实验的人们在接受扫描时构建三种类型的场景。首先是产生真实的场景记忆，然后围绕一件想象中的事情（例如站在松林深处的小溪旁）产生记忆，对这件事情，研究人员早在一周前就与实验参与者进行了访谈，予以确定。此外，研究人员还要求实验参与者构建一些全新的虚构场景，即新鲜的想象记忆。如这些场景构建模型预测的那样，在完全调用核心记忆系统的前提下，真实的和想象的记忆在其造成的大脑部位活跃方面看起来类似。但研究人员对实验的设计，使他们能够探索这两种记忆之间的差别。结果，和想象的记忆相比，真实的记忆激活了三个特定的大脑部位：前内侧前额叶皮质、后扣带回以及附近的楔前叶。所有这些部位全都不是内侧颞叶的核心记忆系统中的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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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实验的成果与我们已经知道的这些大脑部位的功能相吻合。人们认为，前内侧前额叶皮质（位于前额背后约2.5厘米处）和后扣带回尤其会参与到自我反思和思考的活动之中。在伦敦大学学院的研究中，楔前叶在记住过去想象的事件时尤其活跃（与全新的想象记忆相比），这与其他一些研究获得的证据一致，那些研究证明，大脑的这个部位在构建看起来相似的场景时发挥着作用。场景构建系统产生了对现实的替代表征，而楔前叶将这种替代表征“标记”为一个以前实际上经历过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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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丽叶的想象的回忆，也与过去的研究一致，该研究暗示，在产生真实的和想象的记忆时，潜藏着一些相似的过程。当科学家使用被称为脑电图描记器（electroencephalo-graph，EEG）的方法来观察实验参与者在执行想象的记忆期间皮质活动的规律时，结果表明，左侧的前额皮质格外活跃，这恰好印证了另外一种观点：这个地方恰好是某些费力的记忆缝合发生的地方。在其他方面，不论我们以什么为依据来确定某些事情到底是确实发生了，还是只是在想象中发生了，都必须是一个复杂的决策过程，基于许多不同的信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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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研究的成果，为我们从整体上描绘自传体记忆是怎样形成的提供了更多依据。有一些线索可以用来检索，核心网络产生了对某一事件的表征，该表征包含基本的空间背景，还包括在这种背景中的适当地点的相关物体和角色。例如，如果你记得自己在哈佛广场时背包是什么时候不见的，那么，海马系统会对物理背景（即哈佛广场）构建一个表征，并且用其他关键的特点来填充它，比如你的朋友安娜、背包，诸如此类。在真实记忆的情况下，这个场景构建的过程会伴随着“额外的”大脑部位的活动而出现，这些大脑部位支持着熟悉、真实以及与自我相关的感觉。这种额外的活动，是我们知道自己真实经历过的事情与我们（不论出于什么原因）想象的事情之间区别的基础。这些额外的部位，与原本负责记忆的大脑部位一起，产生了“记忆的感觉”的特点，使我们能把记忆当成实际上发生过的某件事情来拥有。和任何复杂的系统一样，这种错综复杂的心理功能的相互作用，有时候可能会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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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我在克雷蒙角时去过游泳池，因为我如此全力以赴地想象这个细节。当我失去了在记忆与幻觉之间做出判别的能力时，我选择了记忆。某种程度上，我以为我是在回忆；有一种针对我曾想象的某件事情的记忆。那一想象就在那里，记忆的感觉就在那里。它们综合到一起，足以让我相信那件事情真的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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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特殊类型的虚假记忆，如今已得到实验心理学家极其全面的研究。一些研究表明，想象某件事情的过程，使得人们更有可能随后对其产生记忆。这种将想象转换为记忆的过程被称为想象膨胀（imagination inflation）。在一项实验中，自愿参与者与一位研究人员绕着大学校园散步，研究人员要求他们要么真的做出、要么想象着做出某些怪诞的和不那么怪诞的举动。例如，在校园的汽水销售机旁，相应的举动要么是让机器给自己换零钱，要么是单膝下跪，向这台机器求婚。对于大家熟悉的举动和匪夷所思的举动，哪怕只是在脑海中想象，随后也会导致错误的记忆。你只需想象一次向汽水销售机求婚，便有可能产生一种虚假的记忆，觉得自己真的做过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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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膨胀的现象，在我们处理童年时代的记忆时，有着真切的含义。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询问居住在英国的成年参与者儿时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并要他们想象那些事情正在发生。那些参与者判断，其中的一件事情（牙医拔掉一颗乳牙）是他们熟悉的，可能大多数的参与者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另一件事情（让一位护士从小手指上取一个皮肤样本）则被参与者选择为难以置信的（事实上，研究人员费力地核实了许多医学记录，确认英国从来没有执行过这一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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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研究人员要求想象取“皮肤”样本的参与者，与那些只是看到过关于这件事信息的参与者相比，有四倍的可能性记得这件事情曾发生在他们身上。想象中的事情除了产生错误的记忆之外，还让人们更加确定，那些事情的确在他们身上发生过。研究人员于是得出结论，仅仅是想象儿童时期的某件事情，就可能对它产生错误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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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膨胀还在以未来为导向的思考中发挥着作用。卡尔·什普纳尔（Karl Szpunar）和丹尼尔·沙克特最近要求实验参与者模拟一些未来的情景，这些情景涉及与他们个人相关的特征，也就是在他们的“重新组合”范例的版本之中。例如，两位研究人员可能请自愿参与者想象从一个名叫詹姆斯的朋友那里借1美元，以便从星巴克买一杯咖啡。第二天，研究人员让参与者重复模拟同样的情景，但模拟的次数发生了变化。有些参与者进行一次模拟，而另一些则总共进行了四次模拟。随后，研究人员让他们评价这些场景到底有多么可信。其结果显示，反复地模拟使得那种情景看起来似乎更加可信，尽管这只是针对正面的和负面的情景来模拟，而没有针对中性的情景来模拟。你可能总结说，未来发生的事情似乎有些遥远，你只需更多地想着它便行了。在创建一个未来的情景时，你付出更大的努力去想象，那么，这一场景似乎也变得更有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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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研究人员观察到，广告商们精妙地运用了这种现象。为了从科学上验证这一观点，研究人员虚构了新的爆米花产品，在广告中操纵了它的生动图像。参与者看到这些广告一星期后（有的参与者实际上还尝过那种产品），研究人员再对他们的记忆进行测试。那些观看了高度想象图像的广告的参与者，比那些实际上已经尝过广告中的产品的参与者，更有可能说他们尝过那种爆米花。参与者对这些错误的记忆有着高度的自信，而且这些错误的记忆，与对该产品的积极评价相关联。他们不仅仅记住了爆米花，而且很欢喜地记住了它。这种错误体验（false experience）的效应，顾名思义，指向了高度想象的广告可能会让人们产生这种心理效应。有些广告不只是成功地让我们感到想去品尝该产品，还欺骗我们，让我们以为自己已经品尝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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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凭借一种机制来影响记忆，但这种机制到底是什么，学术界依然有争议。一种解释是，人们根据关于熟悉性和感官细节的信息，就什么是真实的、什么不是真实的，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当一个场景包含了丰富的感官细节与感知细节时，人们更有可能将它判定为真正发生过。想象的这个举动，可能增强了表征中细节的数量，我对悉尼游泳池的记忆，毫无疑问属于这种情况。我长时间苦苦思索关于那个场景的细节，因此，在我的想象中，它变得像真正的记忆一样真实了（可能比真正的记忆更加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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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想象的举动还包含你在普通的记忆中不会发现的大量认知努力。我对游泳池的“记忆”是来之不易的，我十分努力地运用想象的方式来判断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发生过，而如果我能够运用这些信息的话，可能不会产生错误的记忆。根据一种有影响的记忆模型，我通常能够做到不产生错误的记忆。大约40年来，耶鲁大学心理学家马西娅·约翰逊（Marcia Johnson）和她的同事一直在观察人们怎样区分不同种类信息的来源。这些详尽的研究使一种记忆模型得以产生，被称为源监测框架（the source monitoring framework），对我们关于记忆的思考，这个框架带来了一些令人惊讶的含意。业已证实，记忆并不是某件事情准确可靠的、一成不变的表征。相反，源监测的研究人员告诉我们，记忆是某种特别的心理体验的属性，或者是我们对这种心理体验做出的解释。某件事情在我们的头脑中上演，而我们会根据许多不同类型的信息来确定它是不是真正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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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过权衡与我们经历过的事情相关联的各种各样的证据，着手进行这样的归类。从主观的角度来讲，与真实的记忆相比，我们对那些想象的事情的记忆，不但在感知上不那么丰富，在背景上也不那么详尽。因此，我们可以使用某种记忆的细节中的区别，以确定它是否真正发生过。我们还使用涉及我们付出了多大心理努力的信息，这些心理努力是我们在产生心理体验时所付出的。如果我们没有付出很大的心理努力，就会以为讨论中的事情是我们真正经历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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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这些信息并不总是易于辨别。对于一种格外生动鲜活的想象（包含所有感知细节，一般情况下代表了真实的记忆），人们可能轻易地将它理解为真正发生过。我们已经看到，人们通常将有争议的记忆（当兄弟姐妹中的二人各自声称某件记得的事情是他自己经历过的，而不是对方经历过的）评价为比没有争议的记忆更加栩栩如生、更加饱含情感，这意味着兄弟姐妹中的产生了错误记忆的那个人，付出了巨大的心理努力，把别人的记忆想象成自己的记忆，以至于到最后，他相信那件事情确实是发生在自己身上。在兄弟姐妹之间有记忆争议的情况中，只有他们花时间坐下来，开始共同追忆那件事情，才可能迅速弄清楚到底是谁记错了。但在其他一些栩栩如生的想象的情况下，比如记忆者的证明可能没有引发争议的情况下，记忆的错误也许不容易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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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神经成像研究中的证据，同样把真实的和错误的记忆当成十分类似的神经学特征。一项对误导信息效应的研究发现，真实的和错误的记忆，产生了不同的大脑部位活跃的规律，但那些差别只能在感官系统的“早期”部位中获得，那些部位可能是意识无法访问的。剑桥大学的乔恩·西蒙斯（Jon Simons）及其同事提出，前内侧前额叶皮质中的活跃，在区分内部产生的心理内容与基于真正认知的心理内容之间的区别时，发挥着特别的作用。前内侧前额叶皮质是恰好位于前额中心的后部的一小块大脑区域，这一区域似乎在“决定”某一特殊的心理体验究竟是自己产生的，还是从外面环境中获得的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注入判断系统的数据对真实的和虚假的记忆来说是相同的，那么，让神经系统做出准确的判断，可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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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判断，除了受这些庞杂数据的影响之外，还受到各种偏差的影响。在不同场合，我们使用不同的标准，这些标准取决于问题怎样摆在我们的面前、什么事情是利害攸关的，以及我们想从答案中获得些什么。例如，如果我们迫于时间压力，可能很容易得出错误的判断。要某位朋友用一杯酒的工夫和我们分享一段记忆，我们可能坚定不移地相信那件事情真的发生过。如果我们在法庭上作证，那么，其他人的未来可能受到我们证词的影响，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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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源监测框架为我们理解记忆的小缺陷提供了有益的模型。和场景构建模型一样，它凭借同样的基本流程，保留我们脑海中冒出的真实与错误的记忆，而且为我们可能怎样在这两种记忆之间产生混淆提供了心理细节。源监测框架解释了关于错误的记忆可能怎样植入我们大脑的大量证据，比如通过鼓励想象、误导的但不被相信的信息的注入，或者在幕后操纵我们对现实的判断，等等。源监测错误的净效果是使一些自我产生的心理事件，可能被我们当成真实的记忆。我们用来作为判断依据的信息并不完美，同时，我们判断时的过程也不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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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做出关于心理体验的来源的判断，是一件复杂的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原因是多方面的。它涉及在不同类型的信息之间察觉出微妙的区别，而那些区分通常不容易被分辨出来。最棘手的因素之一是情绪。约翰逊和她的同事所做的实验表明，人们通常把情绪作为对现实进行判断的基础（例如，“我知道这件事情发生过，因为我的感觉如此强烈”）。但我们已经知道，情绪还会降低源监测判断的准确度。当人们把注意力全都放在某件事情带来的感觉上时，也就不太关注那些感知的和认知的信息，而正是后面这些信息，使他们对现实做出准确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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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游泳池的“记忆”，展示了这些判断的易出错性。心理体验的创造涉及大量的认知努力，而这应当促使我接受它的错误。但另一些因素则在完全相反的方向中发挥作用，比如我反复地进行栩栩如生的、感知上丰富的想象，与此同时，我对那件事情的情绪也深深着迷。不被相信的记忆（比如有的人长大以后不再相信自己看到过圣诞老人的记忆）必定是想象的另一个例子，它在某种程度上利用了足够的感知力量来触发它实际上已经发生过的属性。有位同事告诉我说，她的一个朋友有一种错误的记忆，记得自己被截去了一条胳膊。也许，不管是什么原因，这个女人曾深感焦虑，生怕失去她的胳膊，并且以令人毛骨悚然的详尽程度想象了截肢的手术。那个想象的过程，为随后的记忆力量的形成，提供了足够丰富的感官和感知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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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问题：我们怎样来决定某种记忆是真还是假。最近几十年来，这个问题在法律体系中占据着极大的分量。事实上，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所谓的“记忆战争”就是如此。在高度公开的争辩与法律诉讼中，关于儿童在治疗期间被“唤起”的被虐待的记忆，其真实性受到了怀疑，这在很大程度上警示了科学家和普通公众要留意记忆的构建特性。如今，大家知道，那些“唤起的”记忆是不可靠的。一项于2007年公布的研究比较了由三个不同群体产生的关于儿童期性虐待的记忆，这三个群体分别是：总是记得他们曾遭受性虐待的人，在治疗之外突然记起遭受性虐待的人，以及在治疗期间记忆被“唤起”的人。与那些有着连续记忆和那些在治疗之外突然重新浮现的记忆相比，被“唤起”的记忆由他人或者其他来源的证据所证实的可能性较低。研究人员总结说，在唤起的记忆治疗中使用的一些方法，比如可视化、暗示以及假设等，可能是造成那些差别的原因。正如我们从关于想象膨胀的研究中知道的那样，让人们栩栩如生地想象自己遭受虐待的事件，可能导致他们后来错误地宣称，那些事件真的在他们身上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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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还询问了实验参与者，这些受到性虐待的记忆对他们每个人来说有多么令人震惊，结果，参与者们的回答进一步支持了上述结论。对记忆者来说，“突然间记起的”被虐待的记忆，比那些在治疗期间被唤起的记忆，更让他们震惊。人们将这解释为，它表明了关于治疗目的或结果的先前预期，导致他们产生了错误的记忆。另一些实验的成果表明，在一个对错误记忆形成的简单的实验室测试中，声称通过暗示疗法而被唤起记忆的人们，更有可能错误地宣称，他们没有经历过的那些事情的记忆是真实的。这意味着，那些人可能有一种偏向于错误记忆的自然倾向，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倾向可能被某些寡廉鲜耻的治疗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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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的超现实主义画家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í）曾评价，“错误的记忆与真实的记忆之间的区别，与真假宝石之间的区别是一样的：假宝石总是看起来更加真实、更加耀眼。”由于错误记忆产生的巨大争议，英国心理学会（British Psychological Society）最近发布了一系列关于“记忆与法律”的指南，目的是确保法律从业者可以根据可用的最佳科学证据来评估目击者的证词。如今，律师和法官面对多到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大量证明记忆不可靠性的证据，在依赖未经证实的目击者证词或者无事实根据的虐待指控时，比从前谨慎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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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研究人员试图运用一些针对记忆的实验室研究的成果来确定人们声称的记忆到底真实还是错误。在人们报告的记忆中，一个特别的特点是：提供的细节的数量，已经在区分真与假的记忆方面取得了某些成功，尽管在法律案件中使用，其还不具备足够的可靠性。在一项日记研究中，研究人员要求两名参与者记录实际发生过的事情以及一些他们捏造的事情。过了七个月，当他们再次看到自己以前的记录时，真实的记忆会伴随一种回忆的感觉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将参与者带回到了事情发生的那一刻），而虚假的记忆往往只会伴随熟悉的感觉出现。在另一项最近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分析了由成年参与者阐述的、对真实或者想象的儿时事件的记忆，结果发现，对真实事件的阐述不但时间更长，而且更多地提到认知过程（例如相信和知识），而对想象事件则更多地提到情绪。尽管真实与虚假的记忆之间存在这种客观的区别，但也有几项研究发现，人们在担任评价者时，在现实中无法可靠地区分真实的事件和想象的事件的证据的真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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