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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问题：我们怎样来决定某种记忆是真还是假。最近几十年来，这个问题在法律体系中占据着极大的分量。事实上，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所谓的“记忆战争”就是如此。在高度公开的争辩与法律诉讼中，关于儿童在治疗期间被“唤起”的被虐待的记忆，其真实性受到了怀疑，这在很大程度上警示了科学家和普通公众要留意记忆的构建特性。如今，大家知道，那些“唤起的”记忆是不可靠的。一项于2007年公布的研究比较了由三个不同群体产生的关于儿童期性虐待的记忆，这三个群体分别是：总是记得他们曾遭受性虐待的人，在治疗之外突然记起遭受性虐待的人，以及在治疗期间记忆被“唤起”的人。与那些有着连续记忆和那些在治疗之外突然重新浮现的记忆相比，被“唤起”的记忆由他人或者其他来源的证据所证实的可能性较低。研究人员总结说，在唤起的记忆治疗中使用的一些方法，比如可视化、暗示以及假设等，可能是造成那些差别的原因。正如我们从关于想象膨胀的研究中知道的那样，让人们栩栩如生地想象自己遭受虐待的事件，可能导致他们后来错误地宣称，那些事件真的在他们身上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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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还询问了实验参与者，这些受到性虐待的记忆对他们每个人来说有多么令人震惊，结果，参与者们的回答进一步支持了上述结论。对记忆者来说，“突然间记起的”被虐待的记忆，比那些在治疗期间被唤起的记忆，更让他们震惊。人们将这解释为，它表明了关于治疗目的或结果的先前预期，导致他们产生了错误的记忆。另一些实验的成果表明，在一个对错误记忆形成的简单的实验室测试中，声称通过暗示疗法而被唤起记忆的人们，更有可能错误地宣称，他们没有经历过的那些事情的记忆是真实的。这意味着，那些人可能有一种偏向于错误记忆的自然倾向，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倾向可能被某些寡廉鲜耻的治疗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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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的超现实主义画家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í）曾评价，“错误的记忆与真实的记忆之间的区别，与真假宝石之间的区别是一样的：假宝石总是看起来更加真实、更加耀眼。”由于错误记忆产生的巨大争议，英国心理学会（British Psychological Society）最近发布了一系列关于“记忆与法律”的指南，目的是确保法律从业者可以根据可用的最佳科学证据来评估目击者的证词。如今，律师和法官面对多到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大量证明记忆不可靠性的证据，在依赖未经证实的目击者证词或者无事实根据的虐待指控时，比从前谨慎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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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研究人员试图运用一些针对记忆的实验室研究的成果来确定人们声称的记忆到底真实还是错误。在人们报告的记忆中，一个特别的特点是：提供的细节的数量，已经在区分真与假的记忆方面取得了某些成功，尽管在法律案件中使用，其还不具备足够的可靠性。在一项日记研究中，研究人员要求两名参与者记录实际发生过的事情以及一些他们捏造的事情。过了七个月，当他们再次看到自己以前的记录时，真实的记忆会伴随一种回忆的感觉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将参与者带回到了事情发生的那一刻），而虚假的记忆往往只会伴随熟悉的感觉出现。在另一项最近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分析了由成年参与者阐述的、对真实或者想象的儿时事件的记忆，结果发现，对真实事件的阐述不但时间更长，而且更多地提到认知过程（例如相信和知识），而对想象事件则更多地提到情绪。尽管真实与虚假的记忆之间存在这种客观的区别，但也有几项研究发现，人们在担任评价者时，在现实中无法可靠地区分真实的事件和想象的事件的证据的真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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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混淆错误，还可能以其他方式出现。据推测，我们可能还拥有一些这样的记忆：我们可以从这些记忆中分离出贴有“这是真实的”标签的记忆。例如，如果哈萨比斯和他的同事辨别的那些“额外添加”的标签不再与场景构建系统同步运行的话，那么，告诉某个人“这是一种记忆”的标签可能被除去。另一种观察方法是说，对某些有着非常生动想象的个人来讲，着眼未来的意图以及思考，看起来也许和记忆十分相像。这样一来，决定什么是一种真实记忆的源监测任务，可能变得更难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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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证据显示，在某些精神病患者之中，确实会出现上述这些情形。现已证明，患有精神分裂症等障碍的患者，其前额皮质中的活动常常被扰乱，可能格外难以进行源监测。在真实的事件和想象的事件之间产生混淆，可能导致某些患者将那些实际上已成为其记忆中一部分的刺激看得格外重要。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临床心理学家托尼·莫里森（Tony Morrison）曾描述过一个病例的情况。那是一位名叫乔依的精神病人，他目睹了发生在一辆白色货车中的攻击之后，产生了妄想。原来，在他脑海中经常重现被塞进一辆白色货车后部并反复遭到残酷殴打的情景，而且这一情景栩栩如生。经过采取认知疗法，医生们得知，这种攻击的情景与乔依本人以前曾在监狱中受过的凌辱有一定的关联，同时，也结合了他在电视上看到的另一个独立场景的某些特点。乔依对白色货车的害怕，是一种重新包装成了不祥预感的记忆。他觉得自己正在预见一件可怕的事情；他没有意识到，实际上他记得那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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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时出现源监测错误的，不只有精神病人。有时候，我们对自己想象的事情与实际上已经发生了的事情，全都混淆不清。例如，我曾制订过一个计划，打算当天晚些时候去逛超市，把要买的东西写到购物清单之中。但由于无法清楚地记得是不是把它们都写下来了，于是不得不回到厨房里再去核实（我确实去核实了）。研究人员开始揭示这些能力背后的神经心理学基础。剑桥大学乔恩·西蒙斯的实验室最近开展了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前内侧前额叶皮质中一道特殊皱褶的存在（称为副扣带沟），与人们在关于现实监测的实验测试中的表现密切相关。前内侧前额叶皮质中有这道皱褶的实验参与者，与那些没有这道皱褶的人相比，能够更好地辨别想象的事件与实际已经发生的事件之间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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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是另一种特别难以确定其起源的心理现象。至少，我们觉得自己记得的某些事情，实际上可能源于我们的梦。梦是一个特例，不但因为它们一定来自我们的内心，而且因为如果没有记忆，它们根本不可能体现我们醒着时候的生活。如果你在醒来之后无法足够长时间地记住你做过的梦，进而把它写下来，那你绝不可能知道你那个梦到底梦见了什么。如果你记得的话，那么，在源监测中出现的一个简单错误，可能使你错误地理解它的准确归因。我的一位朋友告诉我，有段时间，她常做些相当烦人的梦，比如，梦见送奶工人敲她的门，让她支付牛奶的费用，而她在梦中支付过了。有一次，她出现了一个源监测错误，将梦与现实搞混淆了。当送奶工人真正来敲她的门时，她生气地坚持说已经付过钱了。当然，实际上并没付钱，她只是梦到自己付过了。不过，误会很快澄清，送奶工人拿着账单高兴地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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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些情形中，这个问题并不容易解决。有些遭受了特定类型脑损伤的患者，无法持续地分清现实与想象之间的界限。这种情况发生时，人们便开始讲故事，而不是道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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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碎片：我们如何构建自己的过去 第9章 脑损伤者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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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尔今年50岁出头，是位护士，一见到你，就会用一种随意且熟悉的打招呼方式向你微微一笑。遇到这种情况，你可能会想，你是不是以前在哪里见过她。她剪着时髦的短发，戴一副镜框很薄的眼镜，镜片背后那双眼睛，闪烁着焦虑而和善的光芒，给人的印象是一位友好的学校老师。在我第一次和她见面之前，别人让我穿戴一些特征明显的服饰。那是9月的一天，微风轻拂、阳光明媚，我们相约在剑桥郡见面。我戴着一枚用加粗的黑体字印着“READ HENRY MILLER”字样的徽章，纪念我从20岁出头以来一直对文学痴迷。如果我确定自己的外表与众不同，那么，克莱尔除了能从我脸上的细节认出我之外，还可以从我佩戴的这枚徽章来辨别我的身份。甚至她的丈夫艾德也像我一样。艾德戴一根鲨鱼牙齿般的项链，不论走到哪里，都把项链戴上，以便妻子克莱尔能够看到他，并且认得，那个戴着鲨鱼牙齿般的项链的人就是她的丈夫。他这么做的原因很简单：让克莱尔知道他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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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尔遭受着严重的顺行性遗忘（anterograde amnesia），意味着她不能将短期的记忆转换成新的情景记忆。但她的记忆缺失还在恶化，也就是说，她对自己患上这种损伤大脑的病之前发生的事情，也失去了记忆。她的记忆问题，似乎两方面都有。如果你问克莱尔记得些什么，她总是说，她已经忘记了从自己刚刚成年时（17~18岁）直到40岁出头患上这种病之间发生的所有事情。尤其令她痛苦的是，她记不得她的四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与自己生活相关联的任何一个情景细节。不但如此，她的关于自己青少年时期和更早以前的儿童时期的记忆，也是碎片式的，是不完整的。她的家人在描述她的问题时，把她的记忆比作“锁着的地下室”，在其中的几乎所有记忆，她都不能与那些反复排练的故事所具备的某些出奇地华而不实的质量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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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尔明白，在这些问题的背后，自己的神经损伤到了怎样的地步。在她43岁那年，一种称为单纯性疱疹的常见病毒伤害了她的左右两侧大脑，导致她的大脑右半球大范围受损。根据大脑扫描的结果显示，她的右内侧颞叶的记忆回路遭受了大范围的损伤，另外还有一些额叶损伤。这种病毒不但彻底摧毁了她的记忆，还破坏了她的嗅觉和味觉。克莱尔知道自己病情十分复杂，她知道自己记不住事情。她还知道，她的记忆仅限于情景记忆。她的语义记忆和程序记忆都正常：她知道自己四个孩子的名字，知道欧洲各国的首都，而且完全能够记住怎样操作电脑和烘烤面包。在这个方面，克莱尔与历史上最著名的遗忘症患者亨利·古斯塔夫·莫莱森（Henry Gustav Molaison）十分相似，后者于2008年去世，在去世之前的55年里，他无法创建新的记忆。莫莱森曾做过一个实验性的手术来治疗他的慢性癫痫，这种病使得他左右两侧的海马体严重受损。出于为患者保密的原因，在莫莱森的大部分人生中，他对外的名字都是首字母大写H.M.。和克莱尔一样，H.M.也无法辨认出家人以及和他一起工作了数十年之久的科学家。在2007年的一次采访中，一位曾研究他的神经心理学家苏珊娜·柯林斯（Suzanne Corkin）写道：“他是我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在他生命的最后43年里，我一直在追踪观察着他的情况。尽管这样，他也不知道我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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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说服力的证明是，当H.M.神经心理学家布伦达·米尔纳（Brenda Milner）让他画出镜子中的一个复杂图案时，他的情景记忆面临特定的问题。试想一下，不能看你自己的手，只能看着镜子中的手来画图，需要对你通常采用的感知-行动的结合进行微妙的调整（如果你在浴室的镜子前修剪自己的鼻毛，会深有体会）。到最后，H.M.熟练地掌握了这种艰难的复制任务，不过，他记不起在哪些场合受过这样的训练。和克莱尔一样，他的程序记忆没有受到损伤，依然能在花园里帮忙照料植物，或者自己做午餐，但他不能把新的情景记忆放入自己的记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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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戴着“READ HENRY MILLER”字样的徽章，是因为克莱尔同样在辨别人们的面孔时存在特殊的困难。她的梭状回受损了，这个部位位于颞叶的后部和底端，这使她患上了所谓的面孔失认症，或者通常说的“脸盲”。当然，她可以认真地看着我的脸，但记不住我的脸的样子。在她患病的最初日子里，这种无法认出哪怕是她本应熟悉的人的情况，让她无比痛苦。如今，只要想到那种困惑，依然让克莱尔感到不安；她记得自己回忆不起事件细节的感觉，特别是当她不能以过去常常能做到的方式生活时，比如当好母亲、妻子或者专业护士，她倍感失败。她失去了与重要的人之间建立联系的所有感觉。她告诉我：“当你遇到一位老朋友时，你想问他们过得怎么样，问一下他们孩子的情况。但别人问我这些，我都答不上来。我的老朋友们从我这里问不到他们想知道的东西。我没办法回答他们需要了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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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带着克莱尔来见威斯敏斯特大学的神经心理学家凯瑟琳·洛夫戴（Catherine Loveday）。凯瑟琳的研究团队第一次听说克莱尔的情况，这归功于另外两位神经心理学家的介绍，即剑桥大学的纳德林·卡普尔（Narinder Kapur）和芭芭拉·威尔逊（Barbara Wilson）。两人将克莱尔的详细情况告诉了凯瑟琳。卡普尔、威尔逊以及他们的团队探索了一项由微软剑桥研究院研发的新技术，这种技术有可能作为治疗记忆缺失病人的手段。方法是这样的：让患者随身佩戴一个叫作SenseCam的小配件，它其实是个小小的数码照相机，只有一盒普通雪茄那么大，重量很轻，可以用挂绳挂在脖子上。SenseCam上的鱼眼镜头可以拍摄视觉场景中的广角图片，然后将拍摄的图片保存在一张闪卡里，稍晚时候，可以将它们转到家用电脑上。SenseCam上的软件，使得用户能以自己的速度回看那些图片。数码相机以固定的时间间隔拍摄照片，比如30秒钟，但还集成了一些传感器，它们能够检测到运动情况以及光照和温度的变化情况。如果视觉范围内发生了一些有意思的变化，便可以自动触发SenseCam拍摄。这种设备的耗电量很低，电池的电量足够人们随身携带一整天，无须频繁充电。此外，它还包含一个加速计，以便一旦触发照相功能时相机正在摇晃，加速计能起到稳定图片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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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eCam最初是作为一项记录使用者的视觉日记的技术而研发的，很快被粉丝们当成“生活记录”的设备而采用，也就是说，记录下我们生活中哪怕是最细小的细节，以保留数字档案。但微软剑桥研究院很快意识到，SenseCam这种设备可以用来治疗某些记忆障碍。多年来，神经心理学家一直在推广记忆辅助工具的使用，以帮助失忆症患者减小日常生活中的困难。神经心理学家鼓励患者使用日历和手机来提醒自己服药或赴约。但这些方法主要着重于前瞻记忆，也就是说，记得将来要做的事情。直到最近，记忆辅助工具的使用，才开始广泛用来帮助严重失忆症患者记录他们自己过去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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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eCam为这些传统的辅助治疗工具带来了令人兴奋的新选择。微软剑桥研究院的科学家与剑桥阿登布鲁克医院记忆力诊所的卡普尔、威尔逊密切合作，开始对一位63岁的患者做试验。为保护患者隐私，我们在这里暂且称她为B女士，她的海马体曾在一场边缘叶脑炎的疾病中受到损伤。B女士连续11个月佩戴SenseCam，以记录生活中有趣的或者不平常的事情。每件事情发生后的第二天，B女士的丈夫便问她是否想得起前一天发生的事情。然后，两人再把SenseCam拍摄到的总共七个场景的照片放在一起观看。当这项研究的SenseCam阶段完成时，B女士和丈夫开始进入研究的控制阶段，在日记中记录下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其结果表明，观看图片的方式有着明显的好处。在使用SenseCam拍摄照片的情况下，B女士记得她个人最近经历的80%左右的事情（而在使用日记来记录的情况下，只记得49%）。而且，从她最后一次观看SenseCam拍摄的图片时开始，她能在脑海中把它们记住3个月时间（照片中的事情，最早的发生在11个月以前）。而利用写日记来帮助回忆，能记住的时间短得多，而且，记日记太费时费力，效率过于低下，以至于研究的这个阶段很早就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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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解释这些有说服力的发现？明显的一点是，SenseCam充分利用了自传体记忆高度可视化的特性。事实是，B女士回忆起了那些事情本身，而不是记住了她观看SenseCam图片时的情形，这一点，在B女士向研究人员的报告中得到了确认，她说，她通常是在回忆那些事情的一些特点，而SenseCam的照片并没有描述。那就是说，SenseCam照片的广角视野，意味着这些照片不但在可视特性上极为丰富，而且在细节上同样极为丰富。因此，它们包含了那些我们预期将成为记忆的良好提示线索的细枝末节。SenseCam照片还可以从自我的视角来解读，这可能使它们在特性上更接近可视的自传体记忆，并且有助于更好地将它们整合到内侧颞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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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研究人员已开始研究人们在观看SenseCam照片时，大脑中各部位的激活情况会怎样变化。其中一组研究成果对比了两种情形下内侧颞叶记忆网络中的激活情况：即记住在日记中记录的事情，以及回忆在SenseCam照片中看到的事情。对比的结果表明，对SenseCam照片中记录的事情，大脑中负责记忆的区域的激活强烈得多。除了记忆回路格外活跃之外，位于大脑后部的视觉区域也格外活跃，我们知道，那些区域保存着自传体记忆的感官-感知的碎片。用其中一位研究人员马丁·康威的话来讲，这些激活，与你看到的实验参与者在真正看到那些真实事件时脑部扫描结果中的激活完全相同。从神经系统科学的证据来判断，认为SenseCam创造了记忆的更加栩栩如生的体验，貌似是合理的，但与此同时，我们在假设更加强烈的神经活动实际上会转换成一种更加强烈的主观体验时，需要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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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的研究中，当克莱尔回忆她过去看到的SenseCam照片中的事情时，康威、洛夫戴和他们的同事对她的大脑进行了扫描。初步的研究成果表明，与克莱尔回忆她在日记中记录的事情相比，她在回忆SenseCam照片中的事情时，大脑的视觉区域更加活跃。换句话讲，和其他那些大脑未受损伤的参与者一样，克莱尔似乎以同样的模式来响应SenseCam拍摄的照片。康威和洛夫戴希望这些研究成果可以作为证明B女士及其他失忆症患者观看SenseCam照片时产生的积极效应的神经学基础，而且希望这些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解释克莱尔其余的大脑功能中哪些方面对她的记忆最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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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很明显，SenseCam以某种方式改变了人们对记忆的体验。为了发现更多的证据，我自己到利兹市的郊外去散步。这座城市我只来过几次。我散步的那天，神经心理学家克里斯·穆兰（Chris Moulin）陪着我，并且建议我到不熟悉的地方去散步，试着使用SenseCam，然后观看它拍摄的图片，以便获得完整的体验。因此，在7月份一个热浪滚滚、阳光火辣的夏日，我们两人从大学校园出发了。我把那个小小的黑色盒子佩戴在胸前。在散步时，我试着忘记沿途的经历，聚精会神地和克里斯的交谈，谈论的话题就是记忆。那天晚上我回到家，将SenseCam照片上传到电脑中，然后有意识地放到那里一个月，不再去想它们。我希望下一次再来观看这些照片时，已经过了足够长的一段时间。很难说这样做是科学的，但一个月不去看那些照片，对于普通的记忆来说，似乎足够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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