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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个月，我在观看那些照片时，感受到了自己平常对记忆艺术的神圣性的担忧。我待在家里，确保自己能全神贯注地跟随着我的记忆的脚步，无论它们将我带向何方。克里斯告诉我，观看SenseCam的照片和观看普通的照片不一样。他说，你还记得更多的东西，包括你的想法、你和别人的交谈，以及你的感受。我想，我要做好准备，把脑海中闪过的一切全都记下来，无论是什么。在看那些照片之前，我对那次散步有些一般化的印象。我记得那天是个晴天，记得我和克里斯交谈的一些细节，还记得克里斯带着我走过利兹市的黑色拱门，在那里，我们在铁轨下方的路上漫步。但是，如果SenseCam如人们所宣扬的那样功能强大，我可能比现在这样能记得更多的东西。还有哪些其他的忘却了的时刻印在我的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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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首先用SenseCam中存储的1000张左右的照片制作了一段时间推移（快速拍摄、慢速放映）的视频。我将帧速率设定为每秒5帧。这个速率已经很快了，但不至于快到让我无法处理单张的照片。我确定，如果我想着重新观看某张特定的照片，可以按下暂停键，停止回放。视频的起点是克里斯办公室的场景，然后一下子切换到外边的走廊。在那里，日光灯照亮的墙壁呈现出一片绿色，这勾起了我的一些记忆，我有一种印象，觉得一种新的记忆进入我的意识。于是停止回放，回忆我是怎么走进洗手间，然后在走廊里等克里斯的，当时他还在整理文件格中的信件。那些事情，我在观看这段视频之前并没有回忆起来。因此，我觉得SenseCam取得了初步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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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重新开始播放视频。突然，场景转到了室外，我们两人走到了利兹市的街道上，那里阳光刺眼。我们沿着储木房路向市中心走去。我能准确地描述我们一路上聊天的一些细节。比如，在广场那里，我们讨论了洛夫特斯关于记忆消除的研究成果；在公交车站那里，我们聊到了在麻醉状态下进行手术时的记忆。然后，从SenseCam的视角看，克里斯和我隔着桌子而坐，原来那个时候，我们走进了一家日本餐馆吃午餐。我记得我们还聊到了各自的婚礼，得知我们的婚礼都没有遵循常规。我几乎还可以听到这些交谈。我看到我捏着筷子的那只手在不停地晃动，并且有些惭愧地注意到，有那么几次，我偷偷地在桌子底下瞟了几眼手机。吃完饭后，我们沿着河边散步，来到商业区。我对手机上收到的一条文字信息有着生动的记忆，那条信息说，我女儿雅典娜（那天正好参加一场板球比赛）刚刚做到了连续5次击球。在视频中，我看到自己和克里斯道别，然后自行回到大学校园，但在那里，我找不到通往停车场的路了，需要使用我的卫星导航系统。我一定忘了关掉SenseCam，因为接下来的视频只显示了我的车顶，原来，我把它放在了座椅上，镜头朝着上方。随着汽车前行，SenseCam忠实地记录了光线的不断变化以及路旁不停闪过的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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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SenseCam已经向我证实了它的强大功能。我没办法进行科学的比较，但我感觉，和克里斯预测的一样，与我只是看着照片相比，我把SenseCam拍摄的照片综合到一起，制成视频来观看，能够回想起更多的事情。你在拍照时，会有意识把经历的那一刻暂时搁置在一旁，选择你想要包含在照片之中的东西，摒弃你不想包含在照片之中的东西。而SenseCam则几乎不加选择。它会注意到你不曾注意的事情。在一项研究人们观看SenseCam照片的效果的实验中，参与者说，他们有一种感觉，想不通为什么这会使他们觉得对自己的生活如此陌生。一位参与者说：“有次度假的时候，我带上了它，结果，80%的照片都是拍摄我的男朋友……但我很喜欢的是，它抓拍了他的一些怪癖和行为……他怎么样朝着窗户外望去，或者怎么看着其他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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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者还向研究人员报告说，SenseCam就像一部优秀的小说或电影那样，能够记录下那些“最显著的”时刻，如果换成别的方式，那些时刻可能无法引起他们的注意。有时候，“最显著的”时刻是引起人生思考的原因，参与者评价说，他们的生活有多少时间被一些平凡的小事所占据，比如坐在汽车里或者洗碗；还有些时候，“最显著的”时刻甚至可以为个人的改变提供动力。当我观看在利兹散步的SenseCam照片时，确实也从中了解到了一些东西，比如，我知道了自己有多么喜欢在讲话的时候辅以手势。当我把播放速度放慢，仔细看着那些照片时，注意到了更多的细节。我看到有些学生衣着整齐地参加毕业典礼，那让我想起，我对那些重大事件正发生在那些学生身上感到十分惊讶，对那些学生，我只是在当天的活动刚开始时才有一点隐隐约约的意识：这群学生马上就要毕业了；同时感到吃惊的是，我竟然没有注意到。我看到一张SenseCam的照片，显示克里斯在给一位货车司机指路，但这件事情，我已经完全忘记了。我知道，那天的另外一个时间，确实有人向我们问路，而且，问路者感到非常绝望，可能是问了许多人，都没有问到怎么去往自己的目的地。我记得我对自己也很失望，因为我们也和其他许多人一样，没能帮他找到正确的路。那些照片略显粗糙，而且被鱼眼镜头扭曲了，但它们有一种非同寻常的能力，把过去的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呈现出来，并且让我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再度体验那些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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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马丁·康威争辩说，观看那些照片可以使人们经历他称为的“普鲁斯特时刻”，在那些时刻，哪怕是一根手指或者一种味道之类的微小细节，都可以触发洪水般的记忆（正如在普鲁斯特的小说中，马塞尔品尝一小块玛德莱娜点心时，勾起了一系列五彩缤纷的回忆）。有些人反对说，“普鲁斯特时刻”这个术语，与普鲁斯特实际上描述的那种费尽心力的回忆过程并不完全一致。抛开这些异议不谈，毋庸置疑的是，这些突然之间产生的栩栩如生的回忆体验，一定是我们记忆体验中的一部分，而且我们可以相信，不但音乐或者气味可以触发这种记忆的体验，SenseCam照片同样也可以强烈地触发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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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威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构成了他关于自传体记忆的具有高度影响力的更广泛理论的一部分。他在这一理论的核心中增加了自传体知识的观念，这是一种针对我们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如何展开的一种语义记忆。例如，我知道关于自己过往人生中的一些事实，比如，我曾在1975~1978年在巴斯尔登的金斯伍德小学念过书，但这些事实不一定与自主的情景记忆紧密联系在一起。我对那段时间发生的任何一件特殊事情的记忆，都是由那种概念性的知识形成的，那些概念性的知识涉及我过往的人生如何展开。实际上，当保存在感觉皮质中的感知的情景信息开始与自传体知识的结构相联系时，自传体记忆便发生了，以便这种记忆可以获得个人的维度，并且及时地在概念上和经历上放入记忆中的自我。自传体知识为我们的记忆提供了一个结构框架，就像人的骨骼那样。将情景的图像与自传体知识融合到一起，对自传体记忆的形成至关重要，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可以通过自传体知识来访问情景记忆：比如，如果你让我回忆小学时代发生的某件事情，我可以回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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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康威的理论是记忆的重新构建理论的一个例子，它将记忆看成一些建筑物，其基础是保存在不同神经系统中的、来自多个源头的信息。但这个理论还需要想办法来解释，为什么记忆给我们的体验，好像曾经发生在我们身上。康威提出，我们会产生一些“认知的感觉”，它向体验者发出信号，告诉他们当前处在怎样的认知状态之中。例如，与你的记忆系统的输出相伴相随的“记忆的感觉”，将体验标记为记忆，而不是标记为梦或者幻觉。在上一章中我们看到，人们认为这种记忆的感觉，在场景构建体系额外增加的区域之中可以找到其神经的根源，如楔前叶、后扣带回和前内侧前额叶皮质等额外增加的区域。如果你回想昨天发生的事情，然后试图在其中嵌入一件并没有真正发生的事件的记忆，那么，后面这件并没有发生的事情便会突显出来。它给你的感觉是不真实的，因为你没有经历过对记忆的感觉的验证。正常情况下，记忆的感觉保证，记忆给我们的感觉就像它曾在我们身上发生过一样。在另一些情况下，意识的内容（即实际的记忆）与相关的认知感觉之间，可能存在不匹配的地方。当这种不匹配出现时，记忆可能以某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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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穆兰，也就是陪我在利兹市散步并借给我SenseCam那位朋友，把大部分的职业生涯都用来研究这些记忆反常现象的一个特殊类别。在布里斯托尔读博士的时候，他收到一位全科医生写来的信，信中描述了一位80岁的退休工程师（也是一位从波兰移民到英国的移民）一直在抱怨自己的记忆问题。医生把那位病人叫作AKP，并建议病人去一家记忆诊所看病；病人回答说，去诊所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已经在诊所了。他对自己以前经历的事情的感觉实际上一直没变，而且，当他遇到了新的刺激时，这种感觉会加剧。他不读报纸，也不看电视，因为他说自己看过那些文章和节目。穆兰及其同事在对病例进行描述时写道：“不过，AKP对他自己的困难有着深刻的见解——当他说自己以前看过某个电视节目，而他的妻子问他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时，他会回答，‘我怎么会知道呢，我的记忆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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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觉得自己之前经历过某一时刻的这种反常感觉，并不一定是一种病态的标志。沃特·斯科特（Walter Scott）爵士在其1815年所写的小说《盖伊·曼纳林》（Guy Mannering）中，把这种反常感觉描述为“一种神秘的、不明确的意识，它既不是场景，而且其主题也不是全新的。”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在小说《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中描写，同名主人公科波菲尔在叙述的时候两度体验过这种反常感觉。大约2/3的人们体验过普通的似曾经历过的感觉，心理学家艾伦S.布朗（Alan S.Brown）将其描述为“日常记忆的故障”，并认为它有各种看似可信的解释。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我们正在体验真正全新的经历与内隐记忆之间的匹配，那种内隐记忆针对的我们以前经历过的某件事情，但对于这件事情，我们并没有外显记忆，它可能是一个梦，或者是一个我们并未产生自主情景记忆的熟悉背景。根据这种解释，科学家已经证明，我们可以在实验室中引发似曾相识的体验，方法是向实验参与者出示一些十分简短的刺激，短到让他们无法在意识中感知到，然后再让他们在这些刺激面前暴露更长的时间。对于似曾相识的感觉，一种神经学的解释是，它由大脑中一些区域简短而随机地发亮而产生，这些区域（如大脑右半球的海马旁皮质和鼻周区域）传达了熟悉的感觉。患有颞叶癫痫病症的患者经常报告说，在他们的病症发作之前的那种“气氛”中，他们有着似曾相识的体验。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大脑中的那些传输错误，使人们的意识暂时增强，而这种意识被解释为熟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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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穆兰的病人不仅体验到病态的熟悉感。他们对过去经历的事情的感觉，比简单地感到自己曾遇到过某个特定情景的感觉更丰富。相反，他们还伴随着回忆的体验，即一种身在过去的自我感觉。实际上，AKP记得那些看起来十分熟悉的事情；他有一种自己曾经经历过它们的感觉。那正是穆兰和他的同事们把似曾经历（déjàvécu，“已经生活过”）的这个术语，描述为似曾相识（déjàvu，“已经看到过”）这个常用术语的原因。穆兰和他的同事对两位患者（其中一位便是AKP）进行过心理学测试，当他们试图用测试结果来确定这些非正式的报告时，发现两位患者在辨别单词和图片的任务上产生了大量的假阳性错误[1]。也就是说，两位患者说他们以前看到过某些物品，而实际上，那些物品是第一次呈现在他们面前。此外，他们还对那些谎称认识的东西产生了高度的回忆体验。他们不只是不正确地将物品评价为很熟悉；而且，实际上还宣称他们记得自己以前看到过那些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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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兰和他的同事从两位患者对记忆有着过度活跃的感觉的角度，来解释他们的研究成果。如果你持续存在似曾经历过的感觉，那么在经历每个新的时刻时，就好像自己已经记住了那个时刻。尽管医生对AKP的诊断不确定（他在几年前去世了），但根据大脑扫描的结果显示，他的颞叶和海马体出现了不正常的萎缩，特别是在大脑左半球之中。有没有这种可能：那种“记忆的感觉”位于这个大脑部位的中心，并且在持续存在似曾经历过的感觉的情况下，这个大脑部位的核心长期过度活动。毕竟，这个区域恰好受到颞叶癫痫发病的影响，具有重新体验行为异常感觉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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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兰和他的同事最近试图解释这种记忆异常现象背后的神经机制，提出了一种全新的似曾经历感觉的认知-神经科学的模型。他们的解释的核心是，在海马神经元的活动中，存在着一个特殊的周期，称为theta振荡。（我们已经见过，海马体的theta振荡怎样在导航时提供“计时”功能方面发挥着作用。）theta脑电波是一种在神经细胞发亮时相对缓慢的、强振幅的振荡，以每秒6~10次的速度出现。相对于在脑电图描记器中观测到的其他脑电波，theta脑电波好比是深海中的旋涡，而不是轻微的涟漪。科学家建议，这种独特的theta振荡，使得海马体的一部分中的细胞（称为CAI）分出其编码和检索的双重角色。和任何脑电波一样，theta脑电波也有高峰和低谷。正是脑电波在这两个阶段上的区分，使得海马体能够在编码和检索之间迅速切换。简单地讲，穆兰等人提出的模型认为，在theta波的高峰处接收的信号被认为与编码有关（即处理新的信息），在theta波的低谷处接收的信号则与检索有关。如果这两个阶段之间存在着滑动，（也就是说，高峰被解读为低谷，或者低谷被解读为高峰），那么，原本准备进行编码的信息可能被错误地解读为与检索相关。换句话讲，一种新的体验的表征原本应当被解码为“这是现在正在发生的新的体验”，却被错误地解读为“这是以前曾发生过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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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兰对似曾经历的研究成果一经发表，科学界对它的反应是：马上确认这是不是一种一次性的现象。穆兰借助谷歌搜索的强大力量，最近找到了一位生活在都柏林的女性。该女性的父亲名叫帕特里克，已是89岁高龄，最近开始表现出持续的似曾经历体验的迹象。这些体验与一些新的体验有着极其密切的关联，这是不争的事实，它似乎确认了海马体theta振荡的假设。在似曾经历的体验这一混乱的世界中，当一个新的刺激强烈地激活编码系统时，实际上关闭了强烈激活检索系统的刺激。例如，帕特里克和他女儿一起看电视时，往往会抱怨，说自己以前看过那些节目。他女儿是这样描述的：“我们的交谈很有意思，遇到这种情况，我会对父亲说，‘爸爸，电视上是直播的，那个人在谈论今天的事情。’而我父亲会用令人羡慕的逻辑告诉我说，‘当他们在录制这个节目的时候，对他们来说是今天。在那个时候，节目是直播的，没错。他说的今天，因为当时就是今天！但这个节目我昨天就看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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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里克并不是像克莱尔那样的失忆症患者；他对自己的过去有着很好的记忆，并且表现了标准的怀旧效应，凭借这种效应，人们可以清楚地回忆起青少年时代末期以及成年时代早期发生的事情。他遇到的这种神经心理上的困难（如果说确实是有困难的话），到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目前还有待研究。但他的病例让我感兴趣的是，当我和他女儿谈到这些时，他本人在想方设法合理地解释他的诡异体验。如果他遇到一种以前从未遇到过的局面，而且知道自己从没遇到过，但不管怎样，这一局面让他觉得很熟悉，那么，他会捏造一个故事来解释那种异常。那些电视节目之所以看起来熟悉，是因为电视台为了在困难时期节省资金而重播节目。人们曾听到他这样评价：“电视台的那些人干了坏事却逍遥法外，每天都播一些同样的东西。”帕特里克还清楚地知道其他人已经注意到他的行为了，并开始越来越精于掩盖这种行为。尽管是一位狂热的高尔夫球迷，但他不再看电视上关于高尔夫球赛的报道了，因为他不喜欢电视节目。他并没有大声抱怨所有的比赛都是以前的；但他就是不再看了，而去做别的事情。在他的家人看来，他放弃了自己最喜欢的运动，便是他依然在体验似曾经历感觉的最明确的证据。他的故事为我们带来了切中要害的洞察，告诉我们，因为某个人不可能正确地辨别过去发生的事情，那么，从将来的立场来观察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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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记忆出现混乱时，通常会随之出现虚构症（confabulation）。穆兰的病人AKP解释他早已经看过晨报了（那实际上才刚刚送来），原来是他趁半夜的时候外出，在商店里看的。有一次，他的妻子在街上捡到一枚硬币，但他说那是他故意放在街上让妻子去捡的，从而解释了他的似曾经历的感觉。甚至，他的妻子也成为他讲述的助记故事的主题。他说，他曾三次和同一个女人结婚，分别在欧洲的不同地方举行结婚仪式。有一次他去看电影，他（自然地）确信自己以前看过那部电影，他说该电影实际上是关于他自己的，从而解释了那种异常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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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方面，虚构症是对这些奇奇怪怪的记忆感觉的一种完全可以理解的响应。简单地想象针对某种诡异体验的可能的解释，也许通过源监测错误，使它披上了真正记忆的“外衣”。如果在通常管制着内侧颞叶输出的控制系统（主要位于前额皮质）之中有一些相伴随的损害，那么，“记忆”可能变得更加根深蒂固。如果前额皮质中相关的监测与控制过程并没有把想象当成虚假的加以拒绝，那么，这种想象可能被人们当作记忆的真相而进行体验，并且引发一系列的故事的捏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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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虚构症的第二种理论，提出了一种战略检索的失败，特别是在组织记忆搜索和监测那些记忆搜索结果的系统之中，那些系统同样位于前额皮质中，但这一次，更加偏向于两旁。战略检索的失败，同样不可能是故事的全部。在虚构症的情况中（例如，AKP的前额皮质并没有受到损伤），额叶病变并非总是明显的。这意味着，一定还有其他神经系统牵涉其中。如今，最全面的虚构症理论提出，患有这种病症的人们，在几个关键功能上存在着“核心缺陷”，即记忆的正确性的直观感觉，对记忆“编辑器”的输出的监测，以及相关的控制机制，它们确定了是否应当根据记忆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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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从多流程角度来分析虚构症的观点，解释了为什么似曾经历的虚构症具有它们独特的回忆特征。AKP不只是相信他和同一个女人结过三次婚；实际上，他记得他这么做过。为他的异常体验提出一种解释，将导致通常会把这种异常拒绝为“不真实的”监测系统无法将该异常剔除出来。他过度活跃的记忆的感觉，引领着他将自己用来解释的故事当作一种真正的记忆来体验。在其他的虚构症案例中，病人实际上根据靠不住的信念来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帕特里克甚至开始逃避他最喜欢的休闲方式，不再从电视上观看高尔夫比赛。他可能这样来推理：因为已经知道了所有比赛的结果，所以再看电视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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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康威注意到，虚构症通常有一种特定的情绪效价（emotional valence），频繁地致力于从好的方面来展示自我。随着记忆变得更加一般化，虚构症开始服务于自我的需要。康威的一位名叫叶卡捷琳娜的同事在虚构症的病人身上发现，其“服务自我”的偏差，比健康的自愿参与者的记忆失真更加强烈。因此，神经心理患者讲述的诡异故事，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例证：对应的力量与连贯的力量之间持续进行的争斗。记忆希望事情如它们原本的模样那么真实，但也希望讲述一个符合讲述者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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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情况下，克莱尔的记忆问题并不是伴随着这种迅猛发展且难以控制的讲故事而发生的。她确实说自己有一些似曾相识或似曾经历的体验，但其着重点令人十分意外。克莱尔对音乐体验到了似曾相识的感觉（严格说来，是似曾听过），但不是针对所有的歌曲。她听到一些以前不可能听过的音乐，会以为那是翻唱版，是对一些老歌稍加改编而翻唱的。而讨论中的歌曲都有一个独特的特点：它们总是与埃维斯·普里斯利（Elvis Presley，即猫王）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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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去拜访凯瑟琳·洛夫戴，她正在对克莱尔开展一项研究，目的是了解她的音乐记忆。凯瑟琳首先让克莱尔回想一下她们以前做过的关于音乐的研究，包括让克莱尔一边听老歌，一边拿纸和笔记下在此期间产生的任何记忆。在一项由音乐勾起的非自主记忆的研究中，使用了从过去10年里选取的一些流行歌曲，尽管特定的情景细节十分罕见，但克莱尔在汽车广播中听到的一些歌曲，可以勾起她对过去的一些普通记忆。一个例外的情况来自克莱尔喜欢的另一位歌手约翰·奥特韦（John Otway）所唱的歌曲。当她听到奥特韦的一张老唱片中的歌曲时，她描写了自己可以“看到他在唱歌，把头撞向麦克风，制造了真正的噪音，在当时的那种氛围中，每个人都很兴奋”。有意思的是，克莱尔记下的作为勾起记忆的所有歌曲，都是在她生病之前流行的歌曲。她根本没有提到当代的音乐，因此，这些歌曲可能是探索她最强烈的失忆那段时期的宝贵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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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更有意思的甚至是这种异常的熟悉感觉。在档案盒里，克莱尔找到了女儿乔治娅写的一些笔记。凯瑟琳提醒她，她们在听以前的歌曲时，乔治娅也在场。因此，克莱尔听说自己的女儿也参与了这项研究，感到万分欣喜。乔治娅的笔记注意到了让凯瑟琳兴趣盎然的同一种现象。乔治娅写道：“不过，妈妈听到接招合唱团（Take That）演唱的一首新歌时，以为那首歌是20世纪80年代的歌曲。有意思。究竟是妈妈预料到了那些可预测的歌词呢，还是她真的知道那首歌？”有一次，乔治娅的弟弟莱奥穿过厨房，加入了我们的交谈。他告诉我们，“我妈妈认得出所有的东西。不论是什么歌曲，她都说，‘这是翻唱的’，而我们说，‘不是，它不是翻唱的！’”凯瑟琳告诉我们，在另一些场合，当克莱尔感到她并不是十分了解那首歌时，她便虚构说，那只是歌手很蹩脚地翻唱了她最喜欢的一首歌曲。克莱尔嘲笑着说：“我知道这首歌，但并没有唱好。”凯瑟琳接着说，“好像他们在翻唱这首歌，而且，并没有合适地翻唱好。因此，尽管有一种熟悉的感觉，感觉像是你知道的那首歌，但听起来有些别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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