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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任性的熟悉感，也正是凯瑟琳今天想要探索的。她将一张CD与一组不同种类的歌曲整合到一起：有些是猫王原唱的歌曲，有些是猫王以与原唱各种不同的保真度翻唱的歌曲，有些是披头士乐队原唱的歌曲。还有些新歌，克莱尔以前不可能听过，因为这是凯瑟琳的丈夫（身为音乐家）刚刚创作出来的，专门为“听起来像”而创作，让人们可以回想起一种特定的风格，便于在实验中与以前的老歌进行对比。凯瑟琳告诉克莱尔，她会问她是否听得出每首歌曲，以及当她听到那些歌曲时，是不是有任何特别的或普通的记忆映入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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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尔对猫王十分迷恋，这跟我先前的预期一样明显。有几首猫王唱的歌曲，克莱尔一下子就产生了无法掩饰的反应；她会跟唱那些歌曲，并在厨房的椅子上轻轻敲打，脸上露出孩子般的高兴劲儿。当被问到《监狱摇滚》（Jailhouse Rock）那首歌勾起了她什么样的记忆时，她说：“没什么特别的，但我可以肯定，那是我十多岁时流行的歌曲。那时我们住在谢菲尔德。”另一首她自信地听出来了的歌曲，是猫王演唱的《共度的一夜》（One Night with You），这首歌勾起了她模糊的回忆：“感觉是离现在更近一些的事，但也没什么特别的。我觉得……自从我生病以来，更多的是一种温暖的记忆。”《全身是劲》（All Shook Up）这首歌，让克莱尔想起了和她丈夫艾德一同跳舞的情景。有些猫王翻唱的歌曲，她马上就听起来是金的原唱作品，并且对现代的诠释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例如，宠物店男孩乐队（Pet Shop Boys）翻唱的《常驻我心》（Always on My Mind），她非常清楚地知道，这是别人唱的猫王的歌曲。至于年轻善良的食人族乐队（Fine Young Cannibals）翻唱的《上当》（Caught in a Trap）一曲，克莱尔恳求我们别继续放下去了。她抱怨说：“那是一首很蹩脚的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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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些新歌，特别是那些由凯瑟琳的丈夫创作的摇滚风格的歌曲，克莱尔也以为是猫王的歌曲。她轻轻地点着头，跟着唱下去，不过，她只是猜测下一句歌曲，以前不可能听过这些歌。听完整首歌曲后，她会自信地说她听出来是谁唱的了。说到其中一首新近创作的、听起来与老歌很像的歌曲，克莱尔说道：“我知道这是猫王的歌曲。我知道我很熟悉它，而且，我保存的唱片里一定有这首歌。”真实的记忆是怎么回事呢？她说道，“我能看到我把这首歌收到了我的黑胶唱片之中了。不只是隐隐约约地听过它。”对于这首歌，我们请她用打分的形式来表示她有多么确定是猫王的歌曲，结果，她在5分为满分的打分体系中，打了4分。另一首听起来很像的歌曲，克莱尔告诉我们，它和《摇滚之夜》很像，但并没有足够自信地认为是猫王自己唱的。第三首听起来很像的歌曲，她并没有明确地指出是猫王所唱，但有一种感觉，觉得她可以从自己众多的猫王专辑中找到这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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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怪诞的是，克莱尔对披头士乐队的歌曲同样产生了这样的记忆。她听到《嘿，朱迪》（Hey Judy）这首歌曲著名的前奏音乐时，确认这是猫王最初演唱的歌曲。这一次，她不太确定唱歌的人是不是猫王，但她解释说，那可能是因为她过去常在唱片中听到这首歌，而这次是在CD上听这首歌。她告诉我们：“这根本不是同一回事。和在我的唱机上播放相比，在CD上播放没有达到合适的深度，低音也不同。你知道，我们家里没有任何人真正相信，在CD上播放和在唱机上播放是一回事。”《辛苦了一天的晚上》（A Hard Day’s Night）和《救命！》（Help！）这两首歌也激起了同样的反应。相反，至少有一首猫王的原创歌曲，克莱尔显得不那么自信，而且，有一首名为《全身是劲》的她最喜欢的歌曲，她完全没能听出唱歌者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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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告诉克莱尔这些错误时，她目瞪口呆。她不懂自己怎么会听错了这么多歌曲，并且问凯瑟琳，她能不能再听一遍。“感觉不对啊，”她说道，“我不相信我曾说过我听得出某一首歌。我是不是认为他们（指唱歌的歌手）都是猫王？”显然，她在辨别有名的声音方面存在问题，但更大的问题是这种异常的熟悉感。她发现自己熟悉的音乐，其实不可能是她熟悉的。歌曲勾起了一些普通的记忆，并没有太多特别之处。由于这里一般没有回忆的体验，因此，严格地讲，不能把她的经历当成似曾经历的感觉的例子。其中一首听起来像老歌的歌曲，是一首抛弃主题的伤感民谣，勾起了她在做有氧运动时听到的类似音乐的回忆；这只是通过联想而勾起的另一种记忆，特别是其中还包含情绪。当凯瑟琳问她，这首特别的歌曲是不是猫王的歌曲时，她很清晰地说是，甚至十分自信地说，这就是猫王在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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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瑟琳认为，克莱尔在判断熟悉的歌曲时，更多的是依靠歌词，而不是曲子。听起来很像老歌的歌曲，其歌词完全可以预测到，因此，事实上她经常可以猜测接下来是什么歌词，这使她对歌曲增添了熟悉感。凯瑟琳还注意到，克莱尔对那些自己觉得真正熟悉的歌曲，立即产生了清晰明确的反应。克莱尔告诉她：“对于你绝对知道的东西，和你认为自己知道的东西相比，你对它们的反应完全不同。”后来，凯瑟琳跟我说，她眼下正在开展后续的研究，进一步探索克莱尔在这些听歌的体验中，听错了歌曲与异常的熟悉感之间有怎样的关联。她不无戏谑地指出，现在她所做的事情，是认知神经心理学家所羡慕的，因为她只需根据猫王的作品来进行一项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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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访问行将结束时，找机会让克莱尔观看了一些她最近的SenseCam照片。克莱尔第一次诊断时，感到沮丧而焦虑。她形容自己在普通的场合中感到不堪重负，而且经常流泪，对自己无力完成日常的任务倍感失败，觉得看不到未来的希望。正如戴米斯·哈萨比斯和其他专家表明的那样，失忆症患者既难以想象未来，也难以回忆过去，因此，某种特定的认知损伤可能加剧了克莱尔的抑郁。一些神经心理学家越来越清楚地知道，许多这类脑损伤的患者错误地把他们过去的自我与现在的自我联系起来，因而导致抑郁。如果没有记忆，你便不可能随着生活继续下去而更新自我形象。你深深陷入这两种身份之间，无力真正地去区分现在的自己到底是哪个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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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eCam为克莱尔找到了突破这一困境的出路。我曾经得知，克莱尔将会不假思索地观看一张又一张的照片，然后，如果在某张普通的照片中出现了一些东西，可能会提示她的记忆。凯瑟琳相信，把照片按顺序排列，对克莱尔来说至关重要；孤立的单张照片似乎不会产生同样的效果。她告诉我：“这感觉好像提示它们自己是特别的，因为这是从克莱尔的角度来看的，而且涉及她所处的环境（包括运动或者光线）的变化，因此也涉及给予了特殊关注的时刻，但同样，用这些刺激一个接一个地‘轰炸’她的大脑，是让她产生这些回忆的普鲁斯特时刻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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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访问的那一天，我发现自己也是这样。关于克莱尔，让我马上感到震惊的一件事情是，她的生活极有条理，到处都放着笔记本，包括在车里。她家里有一张巨大的农舍餐桌，餐桌的一角简直成了工作台，由许多的笔记本和档案盒组成。她告诉我：“我都随身带着笔和纸，我在快速写东西的时候，人们也表示理解和接受，但是，如果在很多人的场合，做笔记总不是件容易的事，而我总是感到很恼火，因为我记不得太多的事情。你知道的，你想要记住人们对你说的话。”克莱尔佩戴SenseCam（自我们到达后，她一直把SenseCam戴在脖子上），确实是这种速记能力的拓展。她继续说道：“你感觉有点儿不自然，同样，其他人通常也有些不自在，因为他们觉得你在拍摄他们。”她还单独带着一个日记本，以便将SenseCam拍摄的东西归类，这样一来，她便可以知道自己记录了哪些事情。克莱尔甚至还画了一些关于座位安排的草图，以便自己能够回忆起谁坐在什么地方。然后，当她看到那些照片，并且对照片中发生的事情有一些一闪而过的记忆时，便知道自传体记忆的背景是什么了，正是那些个人历史的事实，构成了我们全部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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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包括大量的“侦察”工作。今天，克莱尔正在观看大约一星期之前的照片，当时，她家里来了些朋友。她打开照片播放器之前，先问了问自己，对那些朋友来家里留下了些什么记忆。她记得和朋友们讨论了家里的两条宠物蛇，那是她已成年的儿子的，需要给它们建一个新家。但她很难想起其他的东西来。播放器中播放的第一张照片，恰好是我们坐在那里的餐桌，当时是黄昏，光线有些昏暗。克莱尔一边翻看更多的照片，一边说道：“我想，我们当时在吃比萨。也在做沙拉。哦，不，我没有。看起来我在切卷心菜。”她滚动观看照片，然后看到了更多的人。她搞不懂他们为什么吃比萨。一般情况下，他们从来不会叫外卖送比萨，除非是特殊的场合。接下来，她看到有个人戴着隔热手套，一只手抓着一条鱼，另一只手抓着一块土豆饼。她说道，“哦，不。这就对了。我让步了，同意叫外卖送比萨，想买一块达美乐比萨。我打了电话给比萨店订比萨，然后我出去拿的。”但是，为什么当时她已经做好了鱼馅饼呢？然后她记起来了：原来他们在庆祝。那天，乔治娅在中学会考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他们做了一顿大餐来祝贺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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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克莱尔：“你是说你正在回忆这件事，还是说你在思考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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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尔答道：“不，我没有回忆起来。我在努力思考。但当我看到了比萨盒子，我就记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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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洛夫戴和康威曾描写过的“普鲁斯特时刻”中的一个。有一段时间，要进行艰苦的“侦察”工作和一系列的逻辑推理，还需要真正的回忆，也就是说，需要一些不可能是经过推论得出的，只能是回想起来的信息。对克莱尔来讲，这些信息中的一部分是情绪：感觉自己做出让步，做出了鱼馅饼之后，吃一顿大餐来庆祝女儿的好成绩。她开玩笑说，她很快就回忆起了他们最需要做的事情。“那一定是我老公艾德的事。”有张照片中那个黑头发的人就是他。这一背景帮助克莱尔确定了他的身份；如果是在公众场合，她也许更难认出自己的丈夫。在另一张照片中，她看到自己走过厨房里的碗柜，并回想起来，她当时正在找一些蓝丁胶。这又勾起了一种记忆：来她家的朋友带了一个小女孩来，当时，小女孩正对着一条宠物蛇画画，那条宠物蛇正绕着桌子游走；如果我们当时立刻把椅子转过来，便能看到那个孩子把那幅画粘贴在了我们背后的厨柜上。把这些不同的信息整合到一起，便形成了一个整体的记忆。克莱尔说：“就像七巧板那样，你只要努力把不同形状的板子拼起来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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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她，SenseCam有没有勾起她在生病之前的任何回忆。她说，这要看她当时在哪里。尽管没有直接与SenseCam联系起来，但她告诉我们她最近的又一次普鲁斯特式的体验，那是在伦敦中部一个名叫科芬园的蔬菜花卉市场，在一家老式糖果店中发生的事情。这家糖果店有意陈设了一些勾起人们乡愁的家具，让人们回想起他们年轻时经常光顾的糖果店。“我去了那里，就好比……尽管我没有嗅觉，也没有味觉，但一种温暖的感觉扑面而来，记忆随之涌上心头。”凯瑟琳评价说，我们都拥有这种非自主的、用感官提示的、针对更加遥远的背景记忆，与克莱尔看着上个星期SenseCam拍摄的照片带来的体验一模一样。克莱尔也说：“没错，嗅觉和味觉，自然是我已经丧失的东西。实际上，我可能在脑海中看到那家糖果店，甚至整个过程，我都能看到。在我的童年时代，那是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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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可能知道SenseCam到底是不是真的帮助恢复了克莱尔的记忆。我感觉，她在做的许多事情，是一种推断，不是真实的记忆（比如，她曾说过“那一定是艾德”，而不是说“那是艾德”）。但我也看到，一些真正的新的记忆被挖掘了出来。人们怀疑SenseCam的效果，一个理由是我们不可能知道克莱尔是不是已经丧失了她正试图检索的记忆，或者，它们是不是由于她的大脑受到损伤而变得不能再被访问了。凯瑟琳认为，克莱尔的损伤只是片面的，只限于大脑的右半球，并指出，她存在的问题更多是访问记忆的问题，而不是编码记忆的问题。“当你能给克莱尔正确的提示时，可以勾起她许多的回忆，这让人感到吃惊。对她来讲，想到首先并没有太多的东西可回忆，然后又有许多回忆像潮水般涌现，真是美妙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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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问过克莱尔对将来有些什么展望。我告诉她，我在想着搭乘列车返回伦敦，可以在心中描绘在国王十字车站下车时的画面，并且想象我在这个傍晚时分排队出站时的感觉，所有那些，即使仅仅是预想中的，也是一些个人的、情景式的细节，它们构成了我的体验。克莱尔起初不无烦闷地发现我们是乘火车来这里的。她说：“我以为你一定是开车的，那样，我接你很容易。”我们欣然接受，我们回去的时候可以先搭她的车到车站，特别是因为克莱尔要到医院就诊，然后她可以在途中让我们下车。她能够描绘自己驾车到医院停车场、穿过前坪进入病房的情景吗？她说：“我可以很清晰地想象那一情景，因为那将是我第二次去医院。”尽管如此，依然有些事情让我不能完全相信她的话。克莱尔记得某些关于她为什么要去医院的涉及个人的语义事实，也记得她应当怎样停车，但那不一定与她说自己能够预览未来的经历是同一回事。我没有再找到机会更深入地问她，但我想知道的是，她是否真的将自己放置到了未来的构建之中，使自己成为这种想象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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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更普通的记忆，又是什么情况？例如，如果克莱尔不得不为某个孩子编一个故事，她的表现会怎样？我感觉她开始变得不安起来。她说：“我会试着去做，我会努力讲那些能让小孩子高兴的事情，但对于能不能正确地为那个年龄段的孩子做好这件事，我没有信心。我知道，我以前能够非常出色地做好这些事情。”我们不确定这是否与记忆缺失有关，或者只是由于她从事的护理职业，经常与孩子和婴儿打交道，而现在身边不常有孩子们的陪伴。凯瑟琳指出，与对完好无损大脑的扫描结果相比，对克莱尔的大脑的扫描结果显示，在想象未来的时候，大脑激活有一种严重向前的模式。是典型的内侧颞叶的记忆区域运用得少得多，而我们大多数人会用这些区域来刺激未来的情景。看起来大脑在很努力地工作，但它就是没有需要的原材料。克莱尔产生的对未来事件的记忆，是更加一般性和例行的，并没有聚焦于你可以在健康的实验参与者中看到的情感与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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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eCam真正的好处，可能是个人的好处。记忆不仅关于记住过去或者预测未来；它还是一种与别人相处的方式。如果没有记忆，你便没有机会与别人联系。正如克莱尔较早前跟我说过的那样，一种失忆的友谊，绝对不及正常友谊的一半。如果她知道自己会去见某个特定的熟人，常常会通过观看SenseCam的照片，为接下来的见面作准备，以便在见面交谈时有机会分享两人共同的经历。即使她不是非常频繁地回看那些照片，但不管怎样，她知道它们就在那里。她解释说：“有这些照片在手里，总是保险的，同时，知道我在任何重要时刻到来的时候，可以去看看那些照片，也总让人安心一些。”这使得克莱尔有更强的信心在这个世界上自由穿行。她感到更快乐、更加融入社会时，便可以绕开进一步的焦虑和抑郁，以及这些情绪本身造成的记忆失真。那样一来，对她的丈夫和孩子们来说，是件令人高兴的事情，克莱尔也有机会更好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各种各样的项目上，让自己的生活变得忙碌而充实，比如在脑炎学会（Encephalitis Society）中担任志愿者并照顾某些年纪偏大的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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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车站，克莱尔按照她承诺的，让我们下了车。她完全记得住路线，没有任何问题，不过，凯瑟琳告诉我，克莱尔往往会讲一些相同的故事，全都关于沿路看到的标志，却不知以前也讲过它们。她在车站用温暖的、稍稍有些悲伤的微笑跟我们挥手告别。过去的四个小时，她完全地沉浸在这个时刻，准确地记得我们是谁，以及我们为什么到那里；我们不知道她能否把这些关联记住，到明天或下个星期也不会忘记。我不确定，如果我没有听说过克莱尔的问题，并且没有注意到所有那些提醒她要做些什么的笔记本或者碎纸片，我会不会怀疑她患有失忆症。对于那一点，她得感谢某些超常的个人品质，某种谦虚的韧性，以及来自SenseCam的一点点帮助。她决心恢复自己原来的生活，她做到了。随着9月的微风吹得车门砰砰直响，她对我们说：“那些照片为我做到了那些，它们将我拉回到了从前的我。尽管很难，但它们让我重新与我自己联系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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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alse positive，指因为种种原因使不具备阳性症状的人被检测出阳性的结果的错误。——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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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碎片：我们如何构建自己的过去 第10章 心理创伤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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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在塞奇费尔德的交叉口从A1高速公路分流下来，英格兰东北部最为繁忙的高路公路上的喧闹便会抛到身后，随之进入乡村小道。乡村小道的两边是大片的农田，路旁长满了灌木篱墙。2009年春季的一天，科林驾驶着他那载重32吨的大卡车，从达灵顿的污水处理厂驶往斯彭尼穆尔的处理厂。他的任务是将泥浆转运到规模更大的处理厂，在那里，工人们将泥浆晒干、压缩，制成农业肥料。他通常每天要拉五趟，这是他那一天的第三趟。这天是个星期三，时间大约是上午10：15。平常，他在拉完第三趟泥浆后，会停车休息一阵，和同伴们喝杯茶。这一次，科林心想，是不是早点儿在A1高速公路的快餐车那里先休息一下，但最后，他决定不在快餐车那里停车，而是直接赶到斯彭尼穆尔，把泥浆卸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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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A1高速公路下来，驶入了那条经常走的乡村小道，只需再开几分钟，便能到达污水处理厂。正在路上行驶时，他注意到一辆小汽车从北边径直向他开过来。那是一辆天蓝色的日产米克拉汽车，司机是位70岁出头的男性。小汽车已经偏离了它本应行驶的道路，把科林这边的道路占住了。随着小车越开越近，科林注意到，司机低着头，偏向右边，好像正在副驾驶放腿脚的搁脚空间里寻找着什么。科林闪了闪车灯，鸣响了喇叭，试图引起小车司机的注意，但后者依然看着车里，根本没看路面。为了避开小车，科林突然转向，把大卡车开向路旁陡峭的草地，他感觉自己的八轮大卡车和满满一车的烂泥马上就要翻个底朝天了。尽管如此，小车司机还是没有看到他。科林已经尽可能地靠到了路旁草坪上，但他再也没有办法阻止一场车祸的发生了。米克拉汽车径直向大卡车撞过来，直接撞到了驾驶室的下方。小车被撞得在原地来了180度打转，原本是向大卡车迎面驶来，现在看来，好像是两车并行。科林从驾驶室跳下来，绕到已撞得支离破碎的小车的另一侧，看看自己能不能救下那位司机。小车的挡风玻璃被撞飞了，司机那一侧的窗户玻璃被撞得粉碎。那位司机系了安全带，气囊在强烈的撞击下弹出了。科林记得自己看到司机的鼻子上有一些刮擦伤，那可能是气囊弹出造成的。小车司机对他说：“你能把我弄出来吗？救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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