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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碎片:我们如何构建自己的过去 第10章 心理创伤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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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在塞奇费尔德的交叉口从A1高速公路分流下来,英格兰东北部最为繁忙的高路公路上的喧闹便会抛到身后,随之进入乡村小道。乡村小道的两边是大片的农田,路旁长满了灌木篱墙。2009年春季的一天,科林驾驶着他那载重32吨的大卡车,从达灵顿的污水处理厂驶往斯彭尼穆尔的处理厂。他的任务是将泥浆转运到规模更大的处理厂,在那里,工人们将泥浆晒干、压缩,制成农业肥料。他通常每天要拉五趟,这是他那一天的第三趟。这天是个星期三,时间大约是上午10:15。平常,他在拉完第三趟泥浆后,会停车休息一阵,和同伴们喝杯茶。这一次,科林心想,是不是早点儿在A1高速公路的快餐车那里先休息一下,但最后,他决定不在快餐车那里停车,而是直接赶到斯彭尼穆尔,把泥浆卸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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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A1高速公路下来,驶入了那条经常走的乡村小道,只需再开几分钟,便能到达污水处理厂。正在路上行驶时,他注意到一辆小汽车从北边径直向他开过来。那是一辆天蓝色的日产米克拉汽车,司机是位70岁出头的男性。小汽车已经偏离了它本应行驶的道路,把科林这边的道路占住了。随着小车越开越近,科林注意到,司机低着头,偏向右边,好像正在副驾驶放腿脚的搁脚空间里寻找着什么。科林闪了闪车灯,鸣响了喇叭,试图引起小车司机的注意,但后者依然看着车里,根本没看路面。为了避开小车,科林突然转向,把大卡车开向路旁陡峭的草地,他感觉自己的八轮大卡车和满满一车的烂泥马上就要翻个底朝天了。尽管如此,小车司机还是没有看到他。科林已经尽可能地靠到了路旁草坪上,但他再也没有办法阻止一场车祸的发生了。米克拉汽车径直向大卡车撞过来,直接撞到了驾驶室的下方。小车被撞得在原地来了180度打转,原本是向大卡车迎面驶来,现在看来,好像是两车并行。科林从驾驶室跳下来,绕到已撞得支离破碎的小车的另一侧,看看自己能不能救下那位司机。小车的挡风玻璃被撞飞了,司机那一侧的窗户玻璃被撞得粉碎。那位司机系了安全带,气囊在强烈的撞击下弹出了。科林记得自己看到司机的鼻子上有一些刮擦伤,那可能是气囊弹出造成的。小车司机对他说:“你能把我弄出来吗?救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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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科林觉得很模糊。两边驶来的汽车都停了下来。空气中弥漫着难闻的汽油、柴油以及散热器散发出来的气味。科林回到大卡车这一边,蹲在地上吐了起来。消防车来了,救护车也来了。科林被拉上救护车,救护车向前行驶了一段距离。医务人员检查了他的伤情,确定他没有受伤,于是暂时没有管他,转而关注受伤的小车司机。科林还听到了直升机的声音,过了一会儿,他看到一架救护飞机在附近的空地上着陆。当一些医护人员返回到科林待着的救护车里时,科林问他们是不是把伤者救出来了。他们说还没有。与此同时,警察把科林带到警局,以询问事发的情况。当他在问询室里向警察介绍时,警官身上的步话机里传来一条消息,说小车司机在救护车里连续出现了两次心脏病发作,在医院的时候不治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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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科林来说,这场噩梦来得太突然。事故发生后,他经常在梦里看到那辆小车的司机向他挥手打招呼。他在梦中还似乎闻到了难闻的汽油味和爆裂的散热器散发出的气味。在梦里,他从大卡车上下来,从破碎的车窗里看到那位老人的脸。他看到气囊弹出后造成的一片红色。老人的脸颊成了玫瑰色,鼻子则由于出血而呈鲜红色。梦到这些以后,科林经常在战栗中醒来,满身是汗。他在睡梦中踢了自己的女友,原来是他在梦中猛踩想象中的刹车踏板。早晨醒来,他的腿上已经是青一块紫一块。他觉得这场车祸是他的错。他本应在A1高速公路的快餐车上吃点儿东西,喝杯茶。他觉得是自己导致了这场车祸以及小车司机的死亡。这些想法让他食不甘味、寝食难安。事故发生后,他一连在家里待了好几天,茫然地四处踱步,脑袋里总想着“如果……,便会……”。他又开始抽烟了,而且,为了远离那些噩梦,也为了远离来自自己头脑中的可怕想法,他会到花园里待上几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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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林的老板对他很支持,过了几个星期他再去上班后,只给他安排了一些轻松的工作。他的一位朋友劝他尽快回到卡车上,以便在同伴开车时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他在努力这样做。这场事故的讯问安排在八月份,为了提供证据,调查部门要求他参加。他原本计划去度假,但为了参加讯问,不得不取消度假。科林对自己说,他想找出一些事实来还原当时发生了什么。自从事故发生之后,他一直没有和警察联系,因此,他不知道警方是否认定他在这场撞车事故中负有责任。在法庭上,调查部门说,小车司机体内的酒精含量超出法定标准,司机的家人也确认,头天晚上他喝了半瓶威士忌酒。包括警察、法医和死者的家人在内的所有人,都认为科林在这场事故中应当没有责任。但他自己怪自己。他觉得自己本应休息一下,喝杯茶。他原本可以选一条不同的路线。那是他当专业货车司机15年以来发生的第一起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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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林的医生给他开了处方,是一些温和的镇静剂,但他仍然不停地做噩梦。如果看到天蓝色的日产米克拉汽车,他就会陷入恐慌。他居住的街道上,有些人开着这种汽车,如果那些人开着那种车经过,科林碰巧向窗外望去,那场事故便会重新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他感到一阵阵的恶心,掌心冷汗直冒、心怦怦直跳。他不能开自己的小车,更别提大货车了。他把脚一放到离合器踏板上,腿就会抖得厉害,甚至都不能正常地踩下踏板了。他会坐在自己的屋子外,一坐就是半个小时,然后,他又会坐到自己无法驾驶的车里微微颤抖,尝试着去挂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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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会对记忆产生奇怪的影响。那些充满了情绪的事件比那些中性情绪的事件,往往让人们记得更清晰、更细致,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它们也可能在我们脑海中保存更长时间。儿童时代发生的事情,如果让我们觉得羞愤或者给我们带来伤害,我们通常可以回想起它们,但当那些事情在情绪上变得中立时,常常更难被回想起来。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我们之所以能够以某种方式回忆那些威胁自我的事情,有着很好的理由,特别是假如记忆的真正功能既涉及预测未来,也涉及忠诚地记录过去时。当我们身上发生了不好的事情时,我们会从中学习,以便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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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情绪强化记忆现象的研究,调查得最全面的例子之一,涉及那些过去的事件在我们的脑海中闪现过的片断。我能够以生动鲜活的细节回忆起,在2001年9月份的一天上午,我站在西班牙的一个泳池旁边,听到有人说,一架飞机撞向了美国世贸中心大楼。此前几年的一个阴沉的星期天上午,我在一家超市浏览当地的报纸,看到一条新闻说,戴安娜王妃在巴黎发生的一起车祸中罹难。我们大多数人都能回想起某些令人震惊的事件发生时的场景,它们似乎在我们的记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1899年,有人做过一项心理学研究,描述了人们在回忆他们怎么听说林肯总统遇刺事件时那种极具特点的闪光灯记忆(flashbulb memory),当时,这件事情发生在30年以前。1977年,心理学家罗杰·布朗(Roger Brown)和詹姆斯·库利克(James Kulik)创造了“闪光灯记忆”这个词,用来描述我们不但能回忆起听说的某个新闻事件,而且还能回想起听说该事件时我们个人的背景,比如我们当时身处何地、在做什么、和谁在一起,等等。正如两位心理学家承认的那样,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个不幸的新创造的词,因为它似乎支持把记忆比作照相机的这种错误类比。但是,布朗和库利克两人本意是用这个词来描绘那些我们不加选择地将其包含在背景细节中的东西。闪光灯的记忆,好比用闪光灯照亮了周围的一切,而且,它以令人震惊和极其简短的方式来照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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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光灯记忆这个词,将其自身引向了一些科学研究,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讲,回忆可能与对事件本身的历史记录匹配起来。例如,如果我们问人们,他们是怎么听说本·拉登被击毙的消息的,便可以用这条新闻是在什么时候公布的、以怎样的方式公布等事实来印证他们回忆中的某些方面。但是,关于个人背景的信息,则很难进行确认。我碰巧见证了本·拉登事件的发生,那是一个无眠的夜晚,但任何人只要想去研究我的记忆,都不得不相信我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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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确认无法确认的事情,一种方式是请人们在不同的时间以同样的方式描述他们的闪光灯记忆。出于实验的目的,研究人员在定义应该把什么样的记忆视为闪光灯记忆时,确立了一些客观的标准。在英国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在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宣布辞职的两个星期之内,询问了参与研究的大学一年级新生对这一事件的记忆。11个月之后,研究人员再对这些人进行采访,结果发现,他们的记忆连同一些具体细节印入了脑海,比如,他们是怎么获知这则消息、当时有哪些人在场、在什么地方、人们在做什么,以及消息的来源,等等。在后来的重新测试中,接近90%的参与者回忆这个事件时,与先前的说法高度一致,在五个类别的问题中,平均只有不到一个类别出现了细微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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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闪光灯记忆的存在,这种引人关注的实验性证据让有些科学家得出结论,认为它们代表着一种特定的记忆机制在运行。布朗和库利克引用了一种较早前的神经生物学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大脑在令人兴奋的事情的刺激下,发出类似于“立即打印!”的指令,将所有信息一并编码到记忆之中。但是,并没有极具说服力的证据表明这样一种机制在运转。闪光灯记忆也容易像普通记忆那样造成记忆失真和编造故事。在1986年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后几个小时之内,科学家进行了一项研究,询问106名大学生对这个悲惨事件的印象,发现他们都能清晰地记住自己是怎么获知该消息的。两年半后,同样的这些学生的闪光灯记忆出现了大量遗忘和记忆失真的迹象。在后来的采访中,1/4的学生描述的主要事实与他们最初说的内容并不一致。尽管在最初的研究中,只有9名学生说他们是在电视上看到这个消息的,但过了两年半的时间再来采访时,却有19名学生说自己从电视上得知该消息。与此同时,许多学生对他们的记忆感到自信满满,当研究人员在随后的采访中告诉他们,他们的记忆失真到什么程度时,他们感到吃惊不已。我们对历史事件的记忆格外自信,可能是由于我们从直觉上相信某种版本的“立即打印!”理论。或者,我们可能由于弄错了记忆的来源而对自己的记忆格外确定,而实际上,我们以为是从某个来源得知的信息,其实却是从其他来源获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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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闪光灯记忆而被记住的事情,必定会导致失控的自信。由于那些事情十分重要,我们觉得,我们对它们产生的归属感,比其他任何记忆都更强烈。在“9·11”恐怖袭击后,来自不同机构的一组记忆科学家很快聚集起来,研究人们对这一暴行的闪光灯记忆会怎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持续留在脑海之中。这次的研究结果,与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研究结果相似。一年以后,只有63%的研究参与者描述的对“9·11”袭击的记忆,与他们最早接受研究时说出的内容相一致(三年以后,这个数字又稍稍下降到57%),但参与者对他们记忆的信心依然很高。该研究项目的一位研究人员伊丽莎白·菲尔普斯(Elizabeth Phelps)这样评价:“通常,当一种记忆包含了十分生动鲜活的细节,而且你对那些细节很有信心时,那意味着你可能记得没错。信心常常与准确性密切相连。当你对某件事情的记忆充满着情绪时,信心与准确性却是分离的。对记忆的高度自信,并不一定意味着高度的准确。”我们觉得,对带有那种情感力量的事件的重新构建,使得我们情不自禁地相信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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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普通的记忆机制看起来可以解释闪光灯效应。闪光灯记忆中的事情,本身是令人震惊和特征鲜明的,我们知道,这两个因素可以增强信息的可记忆性。闪光灯记忆通常还在人们内心多次演练,而且经常和别人讲起,也增大了人们记住它们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进入闪光灯记忆中的事件,在某个方面对我们很重要。它们唤起我们的情绪,尤其是当它们与自我相关时。在“9·11”恐怖袭击的研究中,受访者越是靠近被摧毁的世贸大楼,形成闪光灯记忆的可能性也越大:离恐怖袭击现场最近的人们,有更大的可能对其产生清晰的记忆。我们对过去自己家庭中发生的事情的记忆,比如家人的出生与逝世等,也展示了闪光灯的效应。实际上,一项针对美国学生开展的研究表明,只有3%的闪光灯记忆是关于那些本身就十分重要的事情的记忆;大多数的闪光灯记忆,聚焦于与我们的自我相关的事情,比如受伤或者事故、刚上大学第一个星期内发生的事情,以及与心爱的人浪漫邂逅的情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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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情绪在记忆中发挥的作用,我们现在知道的,比起20世纪70年代布朗和库利克观察时知道的,明显多得多。当我们的情绪被唤起时,杏仁核忙于处理我们目睹的、情绪上十分重要的事件。这种激活,使体内释放激素和神经传导物质,如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和皮质醇,这些物质是身体对应激做出响应的重要因素。海马体中存在这些物质,会影响负责巩固记忆的蛋白质的合成。在大脑扫描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杏仁核和海马体密切配合,且在我们获悉了充满情绪的信息时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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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处理情绪的身体系统在调节我们记住的东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当某件事情在情绪上的反响偏向极端,并且令人无法承受时,如同科林的情况,会发生什么?人们通常认为,心理创伤以一种特定方式被我们记住,是通过在普通的记忆中没有牵涉的机制来记住的。我们说,对创伤的记忆,基本上与其他任何类型的记忆是相同的,这种观点对吗?我们已经看到,闪光灯记忆一度被认为反映了一个特定记忆系统的运行,但它实际上可以从基本的记忆流程的角度来解释。同样,记忆的科学领域也有一种吵得不可开交的争论,涉及针对创伤的记忆是否真的像人们有时候认为的那么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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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30年,彼得依然记得威尔士的随军牧师。1982年4月,在阿根廷入侵马尔维纳斯群岛[1]后,45名皇家海军陆战队突击队员成为第一批登上该岛的士兵。他们在沿着马尔维纳斯群岛东部的荒野负重行军约64千米之后,在岛上的一个地方休息,不久,彼得和他的战友们听到无线电中传来消息,他们部队中的四名士兵在与敌人交火时牺牲。其中一人是彼得的好朋友,名叫迈克。当他们站在休息的地方听新闻时,彼得看到军士长向他们走来,问他们是否跟他一起来。走在军士长身边的随军牧师有着鲜明的个性,带有浓重的威尔士口音。军士长告诉彼得,他和其他战友将组成一个安葬小队,于是,彼得等人拿着铲子,来到一处荒地,挖了一道浅浅的堑壕。由于他们没有装尸袋,只好把四位战友的遗体装进带有头巾的睡袋之中。大家脱下贝雷帽,静静地伫立在战友的遗体旁,凝神倾听随军牧师开始主持葬礼。然后,他们把四位战友的遗体在堑壕中依次放好,由安葬小队开始向里面填土。彼得在向遗体上填土时,迈克睡袋上的头巾在泥土的重压下不知不觉张开了,这让彼得看到了他亲爱的战友的脸。他不得不把铲子放下,默默地走开了。走到一个地方,他发现自己已是泪流满面。那一刻在他的脑海中留下的影像,比战争中其他事件的记忆都鲜明得多。这是一种伴随他30年之久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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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篇关于英国军人中战争创伤的文章如此评价:“战争不仅带来伤亡,而且制造了一些人类已知的最强烈的应激源。”在20世纪80年代初,当英阿双方在马尔维纳斯群岛激战时,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还是一种相对较新的诊断。这种综合征起源于“炮弹休克症”和“战斗疲劳症”的观察,这两种症状可追溯到19世纪。创伤后应激障碍最终正式被判定为一种精神疾病,是在1980年出版的心理学权威典籍《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第三版中予以确认的。科学家估计,大约3/4的美国人曾在他们人生中的某一时刻经历过某件带来创伤的事情,但这种障碍的终生患病率低得多,大约为8%。许多经历过创伤的人们不会形成创伤后应激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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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医学界予以了正式确认,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诊断还是出现了一些批评的声音。比如,心理学家理查德·麦克纳利(Richard McNally)等人指出,“创伤”是极度难以明确界定的。虽然官方对创伤后应激障碍定义是“响应对某人生命的威胁而激起的害怕、无助或者惊骇”,但对各种异常行为的主观解释,意味着每个人面对同一件发生的事情,所感受到的创伤程度大不相同。给某个人一生留下创伤的某件事情,对其他人来说可能是小事一桩,并且没过多久就完全忘记了。相反,有时候,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诊断是为响应某些事件而做出的,比如轻微的汽车事故,以及在工作中无意中听到色情笑话等,许多的这些感觉会被判定为不愉快,但很难认定为创伤。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批评者抱怨说,它是一种社会建构,一种人们发明的障碍,是在一种醉心于把创伤作为解锁人类身份的钥匙的文化中发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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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的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确实是记忆障碍的一个根源。当某个创伤事件如此频繁和持久地出现,并且使患者大为衰弱,以至于妨碍了患者的行为,使患者努力去避开勾起他们回忆的场合时,便可以确诊患者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们会突然想起往事、常常做噩梦,而且,由于最初发生的事件带来的情绪力量涉及生理上的关联等,他们会感受到回到过去的体验。那些生理上的关联包括出汗和心跳加速等。情绪上的反应,使得患者难以清楚地知道,创伤其实是过去的创伤,并不是还在发生。用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专家蕾切尔·耶胡达(Rachel Yehuda)的话来说,这些症状的综合效应是使患者感到“被过往的经历追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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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记忆的不可控性是这种障碍的基础。侵扰可以在任何时候出现,即使睡梦中亦不例外,因此,几乎不可能防御它们。但人们在尝试着防御。他们会远离那些可能让他们想起创伤的人群,或者以某种方式躲开那些欢天喜地庆祝的地方和活动。例如,彼得不坐飞机、不去参加篝火之夜的庆祝。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患者可能试图压制他们内心侵入的想法,但这种压制反而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因为科学界已经知道,人们越是压制某种想法,越是增大了不期望的想法出现的可能性。主动尝试着避开创伤,有时候也许会奏效,但每到晚上,当患者的认知防御已然下降,那么,侵入的想法通常会以噩梦的形式重新浮现。彼得从马尔维纳斯群岛回国后,经常在睡梦中惊醒,因为他常常梦到死去的战友从睡袋中露出的那张脸。他在梦中担心自己跟梦魇中想象的他的朋友一样被埋葬,于是,努力迫使自己不要再度失去知觉。在普通人中,梦魇大多数局限于快速眼动睡眠阶段,这是当大脑切断与身体肌肉的关联、让我们有效地进入麻痹状态的一个睡眠[2]阶段。在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中,梦魇还会在非快速眼动睡眠阶段出现,导致剧烈的惊颤和(像科林的情况那样)对伴侣产生意外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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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这些鲜明特点,使得心理学家开始研究它是不是代表了一种不同类型的记忆的运行。研究的主要焦点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记忆侵入,称为闪回(flashback),其中,患者会以鲜明的感官力量来重新体验记忆中的事件,并且伴随诸多的身体感觉,使他们觉得好像自己在重新体验一次。闪回通常包含强烈的视觉表象,在主题上与噩梦相一致,持续约1分钟。理查德·麦克纳利曾讲过一个越战老兵的故事。有一次,那位老兵听到孩子们在他的吉普车车轮下燃放爆竹,爆竹炸响的声音让他一下子回到了对战争的惊骇之中。麦克纳利评价说:“尽管他知道自己是在美国的科罗拉多州,不是在越南,但爆竹的声音所激起的情绪和行为的反应,与他多年前在越南战场上参与伏击期间表现出来的反应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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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科学研究的结果已经质疑,这些体验究竟是不是创伤记忆独有的。在一项研究中,丹麦心理学家多尔特·伯恩森(Dorthe Berntsen)请12位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大学生记录下他们的非自主记忆。随后,她分析了每一位患者的前50次记忆,结果发现,只有5%多一点的记忆与创伤有关,不到2%的记忆可以归为真正的闪回。相反,过半的非自主记忆与正面的或者中性的事件有关。1/10的记忆归类为非创伤的闪回,而且通常有着强烈的正面感觉。即使是在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之中,闪回也并非专门针对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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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来的一项研究中,伯恩森和她的同事大卫·鲁宾(David Rubin)对许多年龄为18~96岁的丹麦人进行了电话调查。他们调查的重点是非自主记忆,即那些毫无预警地从意识中冒出的记忆。正面的非自主记忆的次数是负面的次数的两倍,与在普通自传体记忆中发现的比例相似。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出现反复记忆和做梦的频次反而降低,但那些记忆变得更加与正面感觉相关,而且越发强烈。这些研究成果与以前的一些成果相一致。以前的成果发现,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负面情绪的体验不但频次下降,强度也会降低。在被调查者中,40岁以上人们的正面反复记忆集中在儿童时代的后期和青少年时代,与普通的自传体记忆的情况十分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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