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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这种论据有说服力，你必须指出，自己对现在的主观体验，取决于对已经放在记忆中的事情以及对那些事情的回忆的评价。心理学家、作家大卫·伊格曼（David Eagleman）曾研究了时间感知与记忆之间的关系，并坚持认为，人们年轻时觉得人生旅途更缓慢，是因为他们接触到更多新鲜的东西，因此，必须以比成年时期更快的速度来编码新的记忆。当你不再判断已经逝去的时光有多长时，它的内容似乎变得更加丰富而有趣了，因此，你会以为它一定过得更加缓慢。相反，等到你慢慢衰老时，大脑需要处理的新鲜信息越来越少（部分是因为你所做的大多数事情，都是你熟悉的日常事务），因此，你会觉得时光过得越来越快。用美国记者乔许·佛尔（Joshua Foer）的话来说，“单调使时间崩溃，新鲜使时间丰富。”如果这些观点是对的，那么，请老年人更加关注他们当前身边发生的事情，应当能使他们觉得时间过得更缓慢些。不过，并没有极具说服力的证据支持这些观点，但有一种情况似乎很有可能：当你时不时停下来闻一闻玫瑰的香气时，完全有可能使飞逝的时光慢一点从你的指间溜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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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些因素可能也涉及时光飞逝的效应。一种可能性是，你越是年轻，同样多的时光在你的生活中占据的比例越大。另一个观点是，人生的脚步明显变得更加匆忙，与我们基本的新陈代谢过程变得缓慢是相对应的。我们的身体通过各种各样的生物节律来调节，这些生物节律有可能可以成为我们判断时间溜走速度的调节器。老年人确实在时间感知上存在缺陷。如果你请一组老年人闭上眼睛，等待一分钟的时间，你会发现，他们经常过高估计那个时长。年轻人在时间的感知上准确得多，不过，年幼的孩子则会以另一种方式犯错，并且说，指定长度的时间比它们应当持续的时间更快地消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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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很可能我外祖母的生物钟比她年轻时走得更缓慢一些，这也许与回忆效应结合了起来，使得从她年轻到年老之间的数十年时间，好像在浑浑噩噩中便匆匆飞逝了。她不止一次地说：“那些年的时光，一定是飞快地溜走了。”尽管如此，有时候，我有一种感觉，她错误判断时间的程度并不十分严重。她能在各个时间期限之间来回切换，突出显示了佩内洛普·莱夫利关于老年人的记忆是不按年代顺序排列的观点。另一位小说家希拉里·曼特尔（Hilary Mantel）评价说，记忆好比“一个广袤无垠的大草原，其中的所有事情都一一按顺序排列，埋在同样的深度，像种在土壤中的种子那样”。在另外一个场合，曼特尔详细地阐述道：“在我们的大脑中，过去与现在是共存的；它们就像占据着相邻的房间，实际上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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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观察你当前所处的时间期限，同时随心所欲地在距离现在有几十年之遥的其他时间期限中旅行，对日渐老化的大脑来说，是一项需要努力才能实现的了不起的功绩。这也正是为什么你有时候感觉到和老年人交谈时，觉得他们好像把过去的事情再放到现实中经历一遍的原因。外祖母和我谈起过纳粹德国对英国实施大规模空袭期间她的焦虑感，她不确定掉下来的炸弹下一次会落在什么地方，然后，她的描述会突然间跳到20世纪70年代，描述她和最小的儿子菲利普一同旅行的情景。我告诉其他的家人，我们需要耐心地对待这种时间的漂移。它们并不是痴呆的征兆，而是说，外祖母老化的大脑难以用其多个自我的身份来执行同时兼顾几件事情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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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给外婆的大脑带来了许多的改变，同时让她的身体日渐衰老。她比年轻时矮了约13厘米，而且白发也越来越多。并不是说她的皮质中的细胞已经死亡，而是说，皮质细胞之间的突触连接已变得不太结实。对于正常的衰老过程，人们可以发现内颞叶结构的体积稍稍缩小，比如海马体。在前额皮质中可能发现更严重的退化，这些皮质对记忆检索和源监测十分关键。老年人似乎格外难以监测他们记忆的来源，这使得他们尤其容易产生错误的记忆。一些研究表明，老年人很难追踪观察他们记得的信息的出处，比如是哪两个人曾告诉他某件事情。这里有一个著名的例子。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在1980年总统竞选期间反复讲过一个感人的故事，说一位英勇的飞行员试图将一架轰炸机坠落到无人的地方，以挽救普通民众的生命与财产。结果，他认定的真实事件实际上是一部好莱坞战争电影中的故事情节。那些发现里根说错了的新闻记者，可能暗地里嘲笑他一番，但这是与老年人记忆衰退相关联的自然而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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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项最近的研究中，哈佛大学的乔恩·西蒙斯及其同事希望探索年老的实验参与者到底能记住多少信息。他们也许不记得谁跟他们说过某些话等这些生动的细节，但是，他们能不能记住部分背景信息，比如，跟他们说话的人的性别呢？在许多情况下，如果随时可以运用这些关于来源的部分信息，也许足以做出准确的判断。例如，如果里根总统记得自己是在回忆某个电影情节，而不是回忆真人真事，那么，即使他无法记住是哪部电影中的情节，也不会像现在这么尴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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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验证这个观点，研究人员将一组年龄为60~70岁的参与者与一群更年轻的成年参与者进行对比，以观察老年人对信息来源的记忆的准确度。他们让四位不同的朗诵者（两名男性和两名女性）大声朗读许多琐碎的句子，并进行录音。他们挑选这些句子的标准是，普通人无法判断出句子中所说的事情到底是真还是假。例如，一个句子是这样的：“艾尔·卡彭的名片上说，他曾是一位二手家具经销商。”参与者的任务是判断朗读者是不是相信那个句子是真的（研究人员并没有告诉实验参与者，他们随后要对参与者的记忆进行测试）。参与者通过耳麦来听那些句子，同时对着电脑屏幕，自己把句子念出来。后来，在研究那些句子时，研究人员让参与者再对原始句子进行一次令人惊奇的记忆测试，同时还添加一些新的句子。他们要求参与者必须指出，是不是以前听过每一个句子，如果听过的话，是四位朗诵者中的哪一位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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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老年人不太擅长判断这些句子的正确来源。当研究人员根据参与者对部分来源信息的使用而分析他们的回答时（比如，即使参与者没有准确地判断朗诵者的身份，那么，是不是说对了朗诵者的性别），和年轻人相比，老年人依然存在着不足。如果给老年人三次机会而不是只给一次机会来研究每一句话，那么，他们既可以和年轻人一样准确判断特定的来源，也可以准确判断只知道局部来源的记忆。研究人员于是总结，变老可能影响特定来源的记忆，但在运用部分背景信息以帮助他们缩小无法直接记起的信息来源的范围方面，老年人与年轻人的能力相差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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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丹尼尔·沙克特指出了这种对记忆来源放松控制在现实生活中的含义。人们知道，有些老年人积习难改地相信谣言。当然，要追踪观察哪一部分信息应当保密，是辨别记忆来源的一个挑战：要知道那是个秘密，你必须搞清楚是谁告诉你的，以及你和谁订立了保密合约。因此，可以想见的是，老年人不太擅长这些。多年来，在我的家族，有许多消息理应是保密的，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不让别人知道。但外祖母玛莎经常在不知不觉中成为第一个泄漏那些秘密的人。例如，我不止一次从她那里第一次听说某些消息，接下来，她刚向我透露完那些消息，紧跟着会说一句：“哦，也许我不该说那些。”她并不是在散布更多恶意的谣言，至少不是对我这样，因为我和她是一家人。但是，沙克特的实验表明，老年人真的难以记住哪些信息应当要保密。他写道：“这些研究成果并不一定意味着你绝不能再信任你的外祖母能保守秘密了，但是，你可能应当更加谨慎地处理那些需要保密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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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好奇的一件事情是外祖母玛莎的记忆的质量高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前额皮质的功能退化，应当会影响那些皮质与内侧颞叶系统（它是构建记忆的关键）的相互作用，因而可能影响记忆者整合不同背景特点的能力。这可以解释一些研究的成果：随着变老，我们的记忆的鲜活度下降，能够记住的感知细节和背景细节越来越少。此外，这可能还是我每次向玛莎提问时，总是聚焦于记忆的即时性的原因。记忆研究人员意识到，将记忆的不同组成部分分离出来，对我们的记忆质量十分重要。例如，你可能对大量不怎么逼真的感知细节有着记忆，或者对那些确实无法使你以在时间中旅行的方式回到那一时刻的记忆，有着栩栩如生的回忆。英国科学家对不被相信的记忆开展的研究发现，那些记忆等同于在视觉特点和心理时间旅行的特点上的真实记忆，但通常不那么鲜活、逼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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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玛莎，当她回想过去的时候，是不是觉得自己在重新体验以前的经历，好像那些事情再次发生在她身上。那些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在她的记忆中确实清晰明确并且多彩多姿吗？还是有时会有一点点模糊？她回答说，她现在已经93岁了，但是，“对好多年前的事情有记忆”。然后，她告诉我说，她的记忆力很好，并怀疑这是不是遗传的原因，算不算正常。（我并没有很好地回答她。）我不确定她是否真正明白关于记忆鲜活度和心理时间旅行的观点。简单地让她继续描述自己的记忆，我怀疑那些记忆会不会像年轻人的记忆一样，有着同样明晰的质量。这与一些研究成果相一致，那些研究发现，老年人保存（或者甚至强化）了语义记忆，但同时，情景记忆中的某些方面退化了。玛莎通常不会告诉我某些细致描写的主观印象，或者是任何关于最普通情绪的东西。当我让她想象一下她的父亲当年在百吉饼小摊上着手干活的情景时，她能记起父亲当时穿着套装，而且可能还戴一顶软毡帽，那顶帽子后来还伴随了她父亲许多年。但这个情景并没有具体的细节。她在告诉我事实，而不是自己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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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我对外祖母在某些记忆中是不是真的进行过“时间旅行”，依然心存怀疑。这与她会不会时常把不同的时间期限搞混淆，并非同一个问题。自主意识涉及拥有某种能力来做出主动的选择，以回顾过去并重新陷入过去的某个时刻。玛莎可能对时间期限产生混淆，但依然有着较强的能力在时间中“旅行”，以便重新体验某件特定的事情。老年人的自传体记忆中越来越缺少背景细节，同时还显得难以丰富地想象未来会发生的事情，这两者是一致的。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对16位平均年龄为72岁的老年人进行了研究，请他们听到提示单词后，回忆过去的事情并想象未来的事情。由此产生叙述，针对情景的和非情景的（或者说语义的）细节进行编码。这次研究的成果确认了前面的一些结果，老年人对过去事情的回忆，描述的情景细节更少，非情景细节更多（相对于与一组20多岁的研究参与者的比较）。但是，同样的模式也出现在对未来的想象上。鉴于我的外祖母年岁已高，如果要让她过于详尽地描述未来，似乎有点儿不顾及她的感受（出于同样的原因，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并没有要求老年参与者考虑许多年以后的生活）。但我确实问过她，我怀疑我会发现她的想象更加偏重于事实，而不是丰富的背景信息。果不其然，她会告诉我可能发生什么事情，但不一定告诉我那是什么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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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她对平凡的事情的记忆并不是格外栩栩如生，但是，她对自己人生中重大事件的记忆又如何呢？一种在主观细节上格外丰富的记忆是闪光灯记忆。如果我给她提示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并让她回忆，她听到那些消息的时候正在做什么，她会不会显示出闪光灯效应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取决于那些重大事件发生在多久以前。对于新近发生的重大事件，任何闪光灯记忆可能都相当短暂。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问过学生们是怎样得知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辞职的消息的，同时，他们也向一些老年人询问同样的问题。所有人都能给出详尽的描述。不过，一年以后，只有42%的老年人对该事件的记忆达到了闪光灯记忆的标准（也就是说，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非常稳定地保持的记忆），这与年轻学生90%的比例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些研究的发现，确认了这样一个结论：谈到组成新的记忆时，老年人的闪光灯效应不如年轻人那么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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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我的外祖母玛莎可能对她年轻时发生的事件没有产生闪光灯记忆，比如外祖父向她求婚或者是战争的爆发等。丹麦心理学家多尔特·伯恩森曾开展过一项开创性的研究，请年老的丹麦人回忆德国入侵（1940年）以及丹麦解放（1945年）时的记忆。每位老年人在回答调查问卷的问题时，必须说出他们是否记得自己当时在哪里，以及事件发生之时自己在做什么，并且（如果他们说自己确实记得的话）提供关于他们个人背景的更多细节。此外，研究人员还让他们详尽地描述对这场战争拥有的最为正面的和最为负面的记忆，然后请他们评价自己对记忆的鲜活度、心理时间旅行、重新体验、感知细节等各个方面的测量结果。通过让他们评估关于当时正在进行的活动（参与者在事件发生之时正在做什么）、信息来源（他们怎么得知事件的消息）、他们以及身边其他人的情绪响应、其他人是否在场，以及事后的情况（在新闻传开以后立即发生了什么）等方面的细节，并对这些细节的记忆来打分，研究人员记录下闪光灯记忆的一些特定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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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这些老年参与者都对这两个事件拥有闪光灯记忆。研究人员用一些档案资料，比如天气报告等来确认他们的回忆的真实性。结果表明，他们的回忆十分准确，比如，大多数参与者正确地描述了事件发生前后几天的天气。相对于研究人员选择的控制组的参与者（他们在这两个事件发生的时候，要么没有出生，要么还太小），许多老年参与者对德国入侵丹麦的时间，给出了非常准确的回答。此外，由于研究人员选取的参与者样本中，有些人曾参加过抵抗运动，于是，研究人员利用这一事实，观察了这部分参与者在收集的记忆中鲜活度与准确性方面的个人情绪的效应。结果，与那些没有参加过抵抗组织的参与者相比，这部分参与者的叙述更加详细、生动和准确，这意味着，当闪光灯记忆与人们有着非常强烈的个人关联时（个人的危险程度很高），这种记忆甚至更加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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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丹麦人的研究中得出的结果表明，在人生的早期植入记忆中的闪光灯记忆，可以持续很长时间。在外祖母最早的聊天中，我让她回忆对战争的记忆时，她极其详尽地描述了几个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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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唯一能够生动地回想起来的事情，嗯，是一天晚上，在罗夫顿……比尔和我……去看电影，电影演完的时候，我们突然听到一声可怕的巨响，当然，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没有看到过炸弹，因为当时是处在假战争[1]的时期，那时我在想，电影结束了，我们走出电影院，可以闻到无烟火药的气味，一个炸弹刚刚落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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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这次聊天中，过了一会儿，她回忆起从她和我的外祖父位于百卡斯特丘郊区的房间里看到炸弹落在伦敦时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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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常常爬到顶楼向外张望，看着炸弹落下，然后向我描述那种情景。一个特别的晚上，嗯，是个星期六的晚上，我们住的位置离一个阻塞气球站很近，在那里，许多服役的新兵在操练。这是一个特别的夜晚，星期六的夜晚，比尔站在那里，他习惯性地把窗户打开，突然看到一道耀眼的闪光，他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了一场悲剧，因为大约有120名新兵在那个晚上全都牺牲了，你知道，他们全都是年轻的小伙子，全都在酒吧里……那是在切格威尔，你明白吧，我们当时离这个阻塞气球站很近，我们可以走过去。是在切格威尔，那里有一片开阔地，没有东西遮挡视线，比尔可以直接望过去，他看到这道可怕的火光……呃，那是，那是一个地雷……你知道的，它们可以从天而降，你没有听过这种声音，但我听到了降落伞发出的嗖嗖声……它直接降落到酒吧里，落在酒吧里，所以完全没有预警，而那里有120名年轻的新兵，在那个星期六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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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些是令人恐怖的事件，也正是闪光灯记忆最容易产生的事件。对玛莎来讲，这些永久的记忆并不是1939年9月的一天，她无意中从无线广播里听到前首相张伯伦的宣告，而是亲眼看到第一颗炸弹在伦敦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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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假战争，什么也没有发生，然后，有一天，我的意思是，我现在回想起来，那天天气很好，一定是8月份，8月末，9月份，比尔和我正在散步，天空一片湛蓝，我们想，我们刚刚散了会儿步，习惯性地走到阻塞气球站那里，你知道，在乡间的路上走一走，感觉很好。我们一定还走过一座桥，是座铁路桥，因为我告诉过你，我们当时住在铁路附近，那里有一个看守在守卫，他对我们说：“如果我是你们，我会走开，我会回家去。”嗯……我不知道，当我们走出家门的时候警报是不是已经发出了，但我们只是走到拐角处，但看守说，英军和德军已经在空中展开战斗了，他说：“我会建议你们回家。”他在催促着我们回家……然后……警报并没有解除……没有解除……当时临近黄昏，那是极不寻常的，警报持续了太长时间……因此，我们不懂为什么持续了那么久。快到黄昏了，当然，天不会黑得那么早，而你可以看到这种红色的光芒，而那是德军对英国大规模空袭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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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闪光灯记忆可能有一些特殊的属性，因为事件发生时唤起的情绪触发了杏仁核的激活，这反过来影响了海马体中蛋白质的合成。我不怀疑玛莎和我们所有人一样，感受到了强烈的情绪；她经历过的令人恐怖的事件可能比大部分人经历的多得多。但是，可能她们那一代人不像我们今天这代人一样，经常谈论那些情绪。一般来讲，不提过去的事情，可能影响了她如今谈论那些事情的方式。有些科学家对父母与孩子围绕记忆而开展的交谈进行了研究，其研究成果与上述观点一致。但奇怪的是，老年人表现得尤其擅于利用某个事件的情绪纹理来作为一种来源提示。和年轻人相比，老年人对虚构事件的记忆的叙述（当研究人员出于实验的目的，要他们虚构一些事件时），包含了更多对个人想法和感觉的详细描述。事实上，有选择地关注一些积极的情绪记忆，是老年人记忆的一个突出特点，也是在他们的一生中似乎保存完好的一项功能，随之而来的还有辨别能力和自动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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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想，自己到底有没有简单地注意到，玛莎的证言与年轻人相比，在风格上有什么不同。有可能她在以最栩栩如生的方式重新体验过去的经历，不过，她重新讲述故事的风格不像事实证明的年轻人那样，是主观的方式并采取第一人称。为了对比，我问母亲（她也接近70岁了），她对自己的外祖母弗里达在1952年去世，有着怎样的记忆。结果，我母亲回忆了一种充满生气的、在感知上丰富的体验：在甘茨山，一家人坐在车的后排座位里，对着地铁站的灯光看着她的母亲，她母亲穿着一件棕黑色外套和一条长裙子，坐到车的前座上，脸颊上闪着泪花。显然，我母亲已经回到了那一刻，而且在以我的外祖母看起来很可能不会采用的方式回忆过去。也许，对于应当向别人描述自己记忆中的哪些事情，外祖母有她这代人特定的一些观点。又或许，像一位19世纪的小说家那样，她更喜欢用第三人称来描述自己，比第一人称用得更多。无论是哪种情况，外祖母对记忆的叙述，通常不像其他人叙述得那么鲜活，即使这个人是比她年轻20岁的人。它们是一些概要的故事，就像演练过多次的故事，在讲述的时候，重点稍稍有所不同，细节有时候也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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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构建一种自传体记忆，就像坐在旋转的木马上要对抗离心力那么艰难，因为那种力量在设法将自传体记忆的要素分解，那么，我们容易发现，叙述可以怎样提供一个有帮助的结构。讲故事时，你的前后文、背景、角色以及他们的动机等细节，都固定到一整幅织锦之中。如果你可以掌控自己的叙述，便可以自由地获得这些迥然不同的细节。讽刺的是，这也可能让记忆不太容易出现某些重新构建的错误，那些错误紧跟在普通的记忆之后出现。你的记忆越差，越不容易出现某些记忆的错误。如果我们不依赖叙述，那么，每次都必须编织一幅新的织锦；如此一来，错误便可能偷偷“混入”其中。尽管其他因素也共同使得玛莎的记忆变得不可靠，例如，由于她那日渐衰弱的前额皮质上的压力而导致出现记错记忆的来源，因此，她越来越依靠叙述的结构，使她对过去的讲述（像失忆症患者克莱尔那样）有着特别的稳定性和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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