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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林的案例中，我们讨论中的影像并没有失真。相反，这个案例中记忆的某些方面只在后来才被记忆者注意到。为什么科林只有到现在才“注意”那位老人的脸上泛红，跟喝了酒的人一样呢？答案是，只有到现在，那一细节才开始与他对事件的解释相一致。我们是透过现在的透视镜来回忆过去的：我们现在相信些什么、我们现在想要些什么。记忆可能是关于过去的，但它为了满足现在的自我需要而构建。尽管西塔发现，用压抑的理论来解释，是与客户进行沟通的一种有益方式，但在科林的案例中，她觉得没有必要假定这样一个过程。科林并不是因为某些潜意识的力量在将老人那张脸的细节从意识中驱赶出去而忘记那张脸的细节；他之所以忘记，是因为它与当时他对事件的解释不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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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说，科林可能弄错了眼动脱敏与再加工治疗在影响这些改变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有些证据证明，只要简单地让人们反复地记忆某件事情，便可以使他们日后产生更好的回忆，但是，反复记忆的努力也是标准的认知行为疗法中的一部分（一般来讲，并不涉及眼动脱敏与再加工治疗）。有人提出，眼睛从左至右、再从右至左地运动，可能增进了大脑左右两个半球之间的沟通，而在基于实验室的任务中以及在自传体记忆的研究中，两个大脑半球之间更好地沟通（至少对习惯用右手的人来讲），可以提高记忆的效果。但那远远没有证明，这样一种效果也在眼动脱敏与再加工治疗中出现。目前，并没有极具说服力的证据证明，眼动脱敏与再加工治疗导致所发生的事情并不是由日常的认知行为疗法引起的，后面这种疗法运用了诸如暴露和涌入的方法（在这些方法中，要求患者想象与创伤有关的刺激，寄希望于消除那些焦虑的响应）。理查德·麦克纳利一针见血地总结道：“在眼动脱敏与再加工治疗中，有效的东西并不新鲜，新鲜的东西并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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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在其中，遭受过创伤的记忆就像一个年幼的孩子。小孩子需要学会如何在记忆的景观中穿梭，因此，那些有过战争、虐待和灾害的恐怖经历的人们，一定也像小孩子那样。不论在哪个方面，年幼孩子的记忆都是片段式的，即使是心理上并未受过损伤的孩子，也必须构建连贯的记忆，就像遭受过创伤的记忆那样。不同之处在于，遭受创伤的成年人，在那种可怕经历之前，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确立了自我感觉。对于成年后遭受创伤的人们，这实际上恶化了他们面临的问题。我们压抑创伤记忆的能力，似乎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得越来越弱，因此，当参战老兵在数十年后回忆起那些格外鲜明的战争经历时，可能导致他们暴露在恐怖的感觉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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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治疗，以这种对连贯性的追求为核心任务。如果现实的条件不允许这种整合发生，例如，假如创伤的主题是人们忌讳的，以及不能谈论那些造成创伤的事件等，那么，创伤记忆依然会令人痛苦地存在于意识的最前端，有可能在任意时刻突然产生影响。治疗的目的并不是忘记那些记忆，而是另一种回忆。正如创伤后应激障碍专家蕾切尔·耶胡达所指出的那样，记忆中的空白和可怕的记忆本身一样有害。治疗的过程涉及填补那些空白并纠正错误解释，以便记忆者不再需要经常避开创伤记忆，而是勇敢地体验它们。耶胡达写道：“忘记并不是解决的办法，即使那一体验对记忆者来说是痛苦的，也不能简单地寻求忘却。那些记忆本身，就是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并且构成了他们的本质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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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林便是这种方法的巨大价值的活生生的证据。他并没有忘却那天发生的悲惨事故，而且那一记忆依然没有丧失它的伤害能力。时至如今，他偶尔也有过几个晚上失眠的经历，依然想着那位在车祸中去世的老人。但他同时也承担起了对自己以及家人的责任。他急切地想回去工作，以便可以再次赚钱养家。他平静地面对每天的生活，并且期待主宰自己的生活。车祸发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说）自己已经不再是自己了，只是一具被掏空了灵魂的躯体。随着儿子的出生，科林需要成为一名称职的父亲。他意识到，那次事故只是他的人生中许许多多事件中的一件；只是说，他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点。如果这次车祸中的主角不是他，可能是他车后的某个家庭，满载一车人（包括婴儿）去旅行。每次情绪低落时，他会想那个想象中成为车祸主角的家庭中的孩子，还会想自己的孩子。他算是幸运的；他得到了自己家人和同事的强力支持。科林不再对天蓝色的日产米克拉汽车感到恐惧了；事实上，他在想，自己如今可以钻进一辆那样的汽车中，并顺利地驾驶了。他又回去驾驶着朋友的货车，在附近一个工业园区的路上练习驾驶。几个月后，我听西塔说，科林进行了八次眼动脱敏与再加工治疗后，已经回去工作了。对她给予的帮助，他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感激之情。不过，西塔对他说：“帮助你的人不是我，是你自己。我只是帮助你把那些深藏在内心的记忆提取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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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写科林的故事时，有一种想去亲眼看一看事故发生地点的强烈冲动。我觉得，我应该尝试着以尽可能丰富的细节来想象他的故事，因此，我需要尽可能地接近他对那天的记忆。我不打算让他自己准确地指出是在哪里发生的事故，这会让他感到不舒服。因此，我待在家里，沿着“谷歌地球”上的路线来追踪，首先从A1高速公路转入乡村公路的地方开始，然后沿着乡村公路开始缓缓移动，点击着那里的景观框。突然，路两旁的植物有一个奇特的过渡，从夏季植物过渡到冬季植物，但在悲剧发生的那段路上，那里的植被还是春季的植被。那些图片追溯到2009年，即事故发生的那一年。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感到我是在观看过去的历史中被冻结的一部分，我会往后点击一个框，进入到下一个模糊的大图中，它马上便会清晰起来，我看到了事故的残骸：被撞碎的蓝色小汽车、几乎爬上路边草坪即将倾覆的大货车，两辆车都朝着同一个方向，看起来像是其中一辆试图超过另一辆。这是一种记忆，但又不是记忆，是一种我对自己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的闪回，但是对我来讲，它比想象更真实。区别在于，我可以关掉自己的闪回，科林却绝不能够忘记当天发生的事情，但他希望以不同的方式记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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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位于南大西洋，英国与阿根廷争议其归属。——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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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睡眠过程中有一段时间，脑电波频率变快，振幅变低，同时表现出心率加快、血压升高、肌肉松弛、阴茎勃起，最奇怪的是眼球不停地左右摆动。为此科学家们把这一阶段的睡眠称为快速眼动睡眠，又叫作异相睡眠，也有人把它叫作积极睡眠。——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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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指看上去字数挺多，难以记住。——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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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碎片：我们如何构建自己的过去 第11章 外祖母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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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意思是，我得到了一种很好的记忆……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捏造的，或者只是世代相传的，或者是其他任何类型的。我猜想，你要么也有这种记忆，要么没有。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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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外祖母玛莎坐在她那绿色的躺椅中，躺椅摆放在她的客厅中惯常摆放的角落里。暖洋洋的阳光从窗户照射进来，越过窗台，直接照射在她右侧的地面上。窗台上整齐地摆放着一些相框，里面全都是家人的照片。外祖母穿着一件碎花衬衫，尽管是炎热的夏季，她依然用一块格呢的小毛毯盖住膝盖。我和她畅谈往日时光。她的往事，可以追溯到近一个世纪之前：今年，她即将过93岁生日。她已经非常熟悉我们的“例行公事”了，对我随身携带的那套工具见怪不怪，看着我从帆布背包里拿出笔记本电脑和笔记本，她觉得很熟悉。我把一台数字录音设备摆放在小三脚架上，准备按下“录音”键，便于后期的转录。我在做这些事情时，外祖母甚至都不看第二眼。从我的家到外祖母位于埃塞克斯郡的公寓，有很远的路程，因此我们不会经常见面。我一有机会跟她聊天，便会努力确保最有效地利用好宝贵的时光。尽管她的身体不错，但自然规律意味着我们不可能在很多年的时间里继续这样做下去；而且，那种不言而喻的清醒认识，影响着我们在一起的每时每刻，并且随着每次见面交谈，这种认识不断增强，直到我起身道别，看着她眼里闪出的灰色光芒，我总在怀疑，这会不会是我最后一次看到那双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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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祖母舒服地坐在她的躺椅中，我开始录音，让她自己的思绪引领我们的交谈。她全神贯注，在躺椅中靠前坐着，嘴巴微微张开，好像在微笑的时候突然分了心似的。我会让她接着上一次交谈时的时间节点继续回忆，但也任由她自己决定谈些什么，在此过程中，我尽量不给出提示。我并不理解她说的所有细节。起初，当她谈到某个话题时，我没有想到她会跑题，于是她担心，自己说的内容是不是与我想跟她聊的内容相关。我告诉她，没有关系，不管您聊到什么，都是相关的。那些日子，她知道我只想她开口说话，而且只要是聊过去的，聊什么都行。说过的话，过一会儿再重复，都不是问题。即使她知道自己在向我讲述之前讲过的同样一些趣事，我也毫不介意。在某种程度上，我还有些希望她多重复几次，以便我可以观察，她每次是不是都以同样的方式讲述同样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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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和外祖母坐在一起时，打开麦克风，摆好那部用旧了的四音轨盒式录音机，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想要她聊些什么。我们是一个大家庭，外祖母玛莎有11个孙子女和16个曾孙子女，我们都有一种日益强烈的感觉，觉得有必要把外祖母的故事写下来，讲给下一代听。我还是个孩子时，听说过关于外祖母的故事，但只是朦胧地记住了故事的背景：我的祖先为沙皇的军队擦过靴子；一个10多岁的女孩（外祖母的母亲）曾乘船返回立陶宛，以接回她的两个弟弟，在英格兰过上新的生活。我想听到玛莎自己讲述的这些故事的版本，并把它们记录下来，留作永远的记忆。在玛莎90岁生日时，我带给她一捆到当时为止已经是做好的转录的拷贝，其他拷贝则送给家庭的其他成员。这真是一份薄礼，但我知道，那是我们其他人都会珍视的东西，同时也可以作为她留给我们的纪念品。对一个90岁的老妇人，你买些什么东西最好呢？随着兴趣的不断演变，我对记忆的过程感到越来越有兴趣，于是，我把原先打算作为一个家庭档案项目的工作转变成更全面、更宏观地观察老人对往日时光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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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常聊1个小时左右。有一次，我们正聊着，由于录音磁带已经录完，不得不中断，从那以后，我不再使用盒式录音机，转而购买了一台便携的数字录音机。外祖母总是兴趣盎然、有问必答，而且对谈论往事，有着一股不易察觉的热情。随着身体日渐衰弱，她不再像以前那样经常外出散步了，而且更难做好其他一些事情，但我让她回忆过往的经历，她却总能游刃有余地应对。我不知道她到底有多强的意愿，在自己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时来讲述过去的事情。她也许已经想到，自己的记忆正在舍弃她，或者说，很快就会舍弃她了。要不然，她会像许多老年人一样，只是发现自己做好了回忆过去的准备，做好了解释已经逝去的日子并且反思过往的准备，但从不肯真正地去回忆。玛莎可能对我打算做的事情有一种好奇心。而对我来讲，重要的是让她一直参与这个过程，让她知道，在每个阶段，她可以料到将从我们的合作中得到些什么。并不是说她要容忍她感到不愉快的任何事情。当她觉得我们的交谈已经十分冗长时，她会硬生生地改变话题，并询问我的母亲瓦莱丽是不是该从商店里回家来了，或者问我第二天的天气会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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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莎要谈的东西一定很多。她生于1917年12月，名叫玛莎·韦斯伯格（Martha Weisberg），是两位犹太移民的排行中间的孩子。她们一家住在位于黑尔街（如今的柴郡街）的一座房子的楼上单元，房子坐落在伦敦东区的布里克巷。她母亲是立陶宛人，父亲是俄罗斯人。在当时的伦敦东区，有一个封闭的犹太人社区，但玛莎上的是男女生混合的学校，而且，他们与周围的非犹太人家庭相处得非常融洽。她父亲名叫亚伯拉罕，在一家卷烟厂工作，但大萧条袭来时，工厂倒闭，不得不自己创业，在布里克巷摆了一个小摊卖百吉饼。那时，和周边的许多人家一样，她家的生活也异常艰辛，并不富裕。玛莎的母亲名叫弗里达，是一位聪明伶俐、韧劲十足的女性，她毫不费力地学会了英语。玛莎的父亲尽管也很聪明，却只会说一口意第绪语，再也没有学会其他的语言。当玛莎在学校里学会认字时，她把这项技能传授给了母亲，当时，她母亲已经能够读懂希伯来文的祈祷书，也能看懂意第绪语的报纸，但还从没学过英语。玛莎觉得，她在教母亲英语的时候，可能只有五六岁光景。弗里达是一名女裁缝，和许多年轻的犹太女人一样，她会在晚上孩子们睡觉以后，还做一些缝扣眼的工作。尽管这些故事是玛莎年轻时的家庭故事，不是她个人的记忆，但当时，年幼的玛莎意识到，她的妈妈年轻时一定过着异常艰难的生活，经常为躲避立陶宛对少数族裔的迫害而举家搬迁。在11岁的时候，弗里达越过波罗的海，和她的叔叔一起开始在伯明翰过上新的生活，到15岁时，弗里达曾独自一人返回立陶宛，将她的两个弟弟带到英格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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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家庭的故事令人神往，但我想听玛莎讲述自己的记忆。事实是，我所提的问题，可能为进入她的自传体记忆开辟了一条特殊路径。她每天都看到自己的四个孩子（包括我母亲），而且，他们可能谈论日常生活中的事情。我看望外祖母的次数越来越少，来得少，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催促她完成这个任务。也许，两代人之间的鸿沟，使玛莎觉得她可以更自由地畅谈。我经常有一种感觉，她是第一次和别人分享这些记忆中的某些。她说起的一些事情，我们家里的其他人以前都没有听过。尽管她的孩子们也总在问她过去的事，但我怀疑，只有我才会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来向她提问，因此，她才可能告诉我一些从没有向别人讲过的事。她之所以没有向别人讲过，不是因为她想保密，只是因为那些事情没有浮现在她的脑海中。对于记忆，我了解的一件事情是，它是一个社交过程，在和别人合作的时候发生。玛莎和我一同聊起的记忆，可能与她和别人在一起聊起的记忆，并非同一回事。记忆的现实，总是与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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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仅是她在回忆过去时的一个不同的伙伴，而且我有着不同的目的。在回放录音时，我发现，我的目的是着重观察外祖母的一些感觉与印象：当她的父亲亚伯拉罕准备出门，到布里克巷一间小吃食品店的外边摆摊卖百吉饼时，她对父亲有什么印象；在德军对英国大规模轰炸期间，当炸弹在她身旁落下时，她心头的阵阵恐惧终于转化成“长舒一口气”的情景。我想知道，身处纳粹德国的阴影下，在伦敦东欧的犹太人聚居区内长大，会是怎样的一番情形。我想了解，她是否清楚地知道她母亲承接的裁缝活，是不是在睡觉醒来时，还听到布料在母亲身上摩擦发出的声音，抑或听到父母用意第绪语在轻声交谈着关于钱的话题。我想知道，当她在寒风刺骨的黎明时分，站在冰冷的街上帮助父亲照看百吉饼摊点时，她在想些什么，以及她身上是一种怎样的感觉。玛莎的母亲患有风湿病，因此，玛莎常常在寒风中帮助父亲照看百吉饼摊点。在玛莎的记忆中，尽管她当时表现出了一种慷慨的高姿态，但内心仍免不了对自己的哥哥不帮父亲感到些许的怨恨。我在和她重新构建她童年时期的记忆时，不只是想知道她曾做过的一些事，还想了解她的动机，以便知道她是怎样的一个人，并且试图探索年轻时的玛莎与我现在的外祖母之间的关联。记忆叙述着我们的故事；它让我们变成了小说中的角色，使得动机和背景变得很重要。我们记得的事情，是由那个时候的人们以及我们现在身边的人们共同构成的，不仅包括那些人对我们做了什么事情，而且包括我们属于哪种类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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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那时”比起“现在”更加重要得多。有一种老生常谈的论调，认为老年人容易沉浸在过去，尽管对几天前甚至几个小时之前发生的事情回想不起来，却能清晰地回忆起几十年前发生的事情。我们已经知道，对于我们17~19岁以及20岁刚刚出头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所谓的怀旧性回忆上涨），比其他任何时候发生的事情都记得更牢固。外祖母的话十分全面并确定地证明了在这个特殊时期人们记住的事情，到了60岁以后，人们依然清楚地记得（甚至在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老年人中同样如此）。我让外祖母回想过去时，她谈到的是20世纪30年代，而不是80年代。她告诉我，自己如何在劳动青年联盟中与我的外祖父相识，以及他们怎样协商着解决她的“跨婚问题”（即与宗教信仰不同的人结婚的问题，我的外祖父比尔是非犹太人）。这些事情发生在70年前，而在她的意识中，它们比几个月发生之前的事情更接近记忆的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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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小说家佩内洛普·莱夫利（Penelope Lively）在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描述了自己随着年岁的增长，如何更加清楚地意识到记忆能让我们在需要的时候随时访问过去。她说道：“到了老年，你会意识到，尽管与年轻时代已经相隔了数十年，但你可以闭上眼睛，随心所欲地召唤它……认为记忆是线性的这种观点，完全是废话。我们的头脑中已经收集了许多幅关于过去的画面。”在老年人的思维中，任何一个时期的记忆都同时存在，对他们来讲，日历并不是很好的指南。正如在莱夫利的一部小说中女主人公说的那样，“在我的头脑中，没有年代表这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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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这种痴迷于回到年轻时代的特性，不仅是对早已无影无踪的过去的一种怀旧。怀旧性回忆上涨似乎更是关于自传体记忆如何运转的一个基本事实，而认知科学家看起来已经为其探索了可能的不同解释。第一种观点认为，现在的你，比你记忆中的年轻时代的你更优秀，这仅仅因为，到现在这个时候，你的一生中的重大事件往往都已经发生了。重大事件对自我来说更加显著和重要，而显著的事件，总是被记得更牢固。对我的外婆来讲，重大事件大多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因此，她回忆中的人生故事也集中发生在那段时期。一些研究人员确认了这种“重大事件”的观点，他们开展的研究显示，来自怀旧性回忆上涨的许多事情，涉及第一次做那些事件。怀旧性回忆上涨效应的第二种可能的解释是，人们在年轻时，大脑能够更快地对信息进行编码，以至于可以将更多细节记在大脑之中。但这看起来又是不可能的，因为自传体记忆编码的基本机制可能在童年的中期最为强大，这意味着怀旧性记忆上涨可能应当出现在更早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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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解释是，在怀旧性回忆上涨的这个特殊时期中发生的事情，在记忆者特殊的人生故事中可能更加重要，并且在塑造人格期间更加重要。当玛莎证明的事情正在发生时，它们也塑造着她的人格。它们留下了印记，所以，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事情在外祖母脑海中留下了印记，90年代发生的事情却没能留下印记。如果说那些重大的、塑造自我的事情是在你的成年早期发生的，那么，这些信息应当体现在关于人生的文化智慧之中。为了验证这一观点，多尔特·伯恩森和他的同事最近进行了一项研究，请一些年龄为10~14岁的孩子写下他们想象中的未来发生的事情。当这些未来人生的故事被编码时，孩子们想象中的大多数事件，大部分集中在成年早期中发生，比如举行结婚仪式或者搬到自己的新房子里等。孩子们没有因为儿童时期的记忆编码的任何优势而经历成年早期发生的最喜欢的事情，因为在他们身上，成年早期的事情尚未发生。研究人员还挑选了一些研究对象作为控制组，请控制组中的孩子根据简单的语言提示写下将来发生的事情。在这个例子中，孩子写下的事情并不是根据（关于在人的一生中什么时间理应发生什么事情的）文化智慧来组织的，而且，成年早期中并不存在怀旧性回忆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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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关于老年人记忆的老生常谈是：随着人们老去，时间似乎过得更快。这可能恰好体现了回忆效应的作用——当人们变老时，已经发生的重大事件都在过去，因此，现在的这个时间段，发生的显著事件似乎相对少一些。比如，当你让老年人回想去年做了些什么事情时，他的脑海中冒出的事情相对较少，因为在那个时间段里发生的事情确实不那么突出。荷兰心理学家杜威·德拉埃斯马把这种观点的一个早期版本归功于19世纪法国哲学家、心理学家让-玛丽·居友（Jean-Marie Guyau）。居友曾写道：“年轻时的印象是生动、新鲜且数不胜数的，以至于那些年的生活以几千种方式呈现在脑海中，清晰可辨，而年轻人在回忆去年发生的事情时，往往在空间上可以列出一长串的场景。”到了晚年时期，那些逝去的瞬间变得不那么突出了。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威廉·詹姆斯感叹道：“几天前和几星期前的事情，缓缓地变成了无数个回忆单元中的一个，而几年前发生的事情，却越来越空虚，最终消失于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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