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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有时候希望更清楚地知道，我们是在了解真相而不是故事。我在读回忆录的时候总是想：这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情景。这就是栩栩如生的画面。要感受鲜活度的分量，并且感受真实性的保证。如果我在捏造这些内容，怎么可能构想一幅如此色彩斑斓的图画呢？但是，回忆录当然是编造的。传记作家是讲故事者，好比我们，也全都是讲故事者。我知道，记忆不会考虑对过去的事件进行那种忠实的表现。尽管鲜活性与真实性是相伴相随的，但故事的鲜活度并不保证它的真实性。曼特尔在另一个场合曾抱怨，有些人一直使用心理学的某些“陷阱”来展示记忆易于出错的特点，但曼特尔的抱怨并非完全正确。她说：“尽管我的早期记忆是碎片式的，但我觉得它们不是或者不完全是虚构化的，而我相信这一点，是因为它们有着无法抗拒的感官力量。”这是一个可以理解的错误，也是一个会继续发生的错误。我们思维中的虚构，由于其在我们大脑中形成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我们恰好想要的那种感官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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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小说还因为它们重要而产生了影响。故事和传记都有政治的因素，记忆亦是如此。心理学家克里斯蒂娜向我讲过，她围绕成年人在生活中对他们身边重要的人的情绪依恋模式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并向我介绍了她的研究成果。为了提高研究者在测量参与者的这些模式时的专业知识，她进行了复杂但广泛运用的依恋访谈，报名参加了一个培训班。部分培训涉及让培训学员把家人的照片和童年时期的其他纪念品带过来。这种无伤大雅的要求使得克里斯蒂娜意识到，那会改变她的研究进程，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她对自己情感生活的理解。她不能把家人的照片带到培训课堂上，因为她没有任何这类照片。当坦克在她家附近的街上隆隆驶过时，这些照片全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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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既在社会的层面上运行，也在个人的层面上运行。它们可以作为表达不满和辩护的方式，也可以作为武器和战争手段。克里斯蒂娜是塞浦路斯人，她的记忆是她童年时期失去了家园的记忆，已经是同一些记忆组成的织锦画卷中的一部分，多年来，这些相似的记忆展现出强大的政治力量。巴勒斯坦是另一块在记忆中消失的土地，但不管怎样，依然在许多人的记忆中鲜活地存在着。一位专门负责该地区报道的新闻记者告诉我说，如果巴勒斯坦没有被遗忘，那么，有一种力量将从那一论点中滋生。假如人们都不记得失去的家园、残忍与恐惧，那他们就没有太大的力量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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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说法太过简单，但它是个起点。当涉及类似这样的政治化事件时，脆弱的人类记忆会发生什么？它是变得更加鲜活和特别，还是会变得更具象征性和摘要性？是不是像我们理解的那样承认不确定性呢？罗伯特·费斯克（Robert Fisk）在他以黎巴嫩为背景的书作《可怜的国家》（Pity the Nation）中描述了这样一些记忆行为。一位在1948年时从阿拉伯的巴勒斯坦村子里被驱逐出来的老年难民，记得她家的房子是由白色石头砌成的房子，有两层，楼上和楼下各四个房间，葡萄藤沿着屋外的墙生长。另一位难民试图勾勒一幅图画来描述他被人夺走的橄榄园，结果却感到无比困惑，每次画的都是一些已经差不多被遗忘的路。集体的记忆，也就是构建的、调解的、协商的记忆，会不会像单个的记忆那样欺骗我们？如果是，那对政治解决方案的希望来说，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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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需要以不同的方式来理解一个社会的集体记忆，将那些合适的集体记忆与个人记忆集中进行对比。在美国的人权运动中，对私刑处死以及《吉姆·克罗法》[1]的恐惧的共同记忆，在一代人之中都产生了影响，尽管这些人在那些事件发生的时候甚至还没有出生。社会团体怎么会对他们实际上并没有亲身经历的事件充满记忆，以及政治的力量是怎样促使那些记忆产生的呢？同样，记忆的构建观点使我们能够理解，各种经历的碎片，比如照片、家庭传说以及新闻故事等，可以不知不觉中进入个人自身的人生故事之中。作为一个社会，我们时时刻刻都在“记忆”，一到休战日、“9·11”恐怖袭击纪念日以及其他的纪念日，我们便陷入悲伤与沉默之中。一代英国人“记得”1968年格罗夫纳广场的反越战游行；那个时候，并非所有这些人都参加了游行。还有一种陈词滥调认为，声称对1969年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有记忆的人们，比真正到现场参加这次音乐节的人多得多。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最近一些充满政治意味的事件中，比如2010年的学费抗议。这种集体记忆比起我试图在孩子们的脑海中种下我父亲的记忆的种子，在规模上大得多，但两者有着异曲同工的一面。正如前面介绍过的那样，在个人的层面上，那些举动也伴随着伦理与道德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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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法律体系中，记忆的政治维度比起它在体系之中的含义更加清晰。由于过于依赖目击证人的证词而导致的误判，会被完整地记录下来，传递的信息将被人们知晓。英国心理学会最近委托撰写了一份报告，特别着眼于那些在刑事司法体系中的工作人员，在那些体系中，心理学家阐述了一些关于记忆及其法律含意的事件。2011年8月，新泽西最高法院采取了新的规则来防止无辜的人被那些目击证词证明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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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记忆科学也使记忆被有意操纵的可能性上升。伊丽莎白·洛夫特斯曾问一些实验的参与者，他们会不会服用一种（假想的）药物来消除创伤记忆。80%的人回答不会（但是，当这个问题在军队的背景之中被提出来，受害者亲眼见证战争的恐怖时，比例出现了下降）。我在写这本书的研究阶段和洛夫特斯交谈时，她问了我同样的问题。我说，我也不会服用那种药物。我对一些特别可怕的事件有着非常逼真的记忆，那些事件如今依然给我带来极大的困扰。但我不会“擦掉”它们。它们是我的一部分；如果没有了它们，我这个人便不太完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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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那些不好的记忆不像科林或者彼得那么深刻。如果我曾遭受过一种让我无法吃饭、睡觉或工作的创伤，可能会对这些记忆是否宝贵产生截然不同的感受。在那种情况下，洛夫特斯提出的假想的场景实际上毫不牵强。可能用不了多久，许多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便要经常去医生那里开一种名为心得安的处方药（众所周知是为了抑制应激激素的效应），并且进行其他一些已得到证明的“抑制记忆”的手术，以便在重新体验创伤记忆的时候，减轻那些记忆对情绪的显著冲击。这些方法也许不能最终消除那些令人痛苦的记忆，但似乎确实能够减轻它们导致的情绪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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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纵记忆的伦理，包括技术滥用的可能性，对我们的未来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另一些临床背景中，操纵记忆似乎是一种完全合理的治疗方案。研究人员开始探索脑深层刺激手术的可能性，在那些手术中，医护人员在患者大脑中埋入一个小小的电极，用来刺激相关的神经回路，作为对阿尔茨海默病的治疗手段。不过，期待某类手术可以特别针对某些特定记忆的人群，有可能会令人失望。一位记忆专家告诉我，他预期自己见不到单种记忆层面上的干预，他觉得自己一生都见不到这种干预的发明。我们并没有足够了解各种截然不同的事件是如何在大脑中编码的。我们现在只是知道，那些心理构建的组成部分，分散在许多不同的认知和神经系统之中，因此，要超出我们当前的映射能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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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记忆科学中得出的研究成果，还引发了更广泛的争论，这些争论涉及一些新的技术将怎样改变我们的思维。2011年7月，《科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声称，对谷歌的依赖正在改变我们的记忆，由此引发了媒体的激烈争论。当实验参与者知道电脑中保存了某些信息时，不太擅长自己记住那些信息。不过，他们更擅长记住事后该到哪里去检索那些信息。研究人员在他们的研究成果中发现了我们依赖“交互式”记忆的证据，这是一些扩展到某个人大脑的能力范围之外的记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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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社会上出现的“互联网对我们思维的影响”一些大胆声明，一直有许多批评的声音，尽管如此，我们难以怀疑，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将改变我们将记忆“外包”的方式。但到那个时候，新技术已经做到了那些。活字印刷的到来，已经改变了古老的世界，比如，在中世纪僧侣奥特加的时代，高度依赖用双耳来储存信息。当我绕过通常的记忆流程，并且把一个感兴趣的网站交给浏览器书签或者推特的“喜爱”收藏夹时，我只是在做一些人们已经做了的事情，也就是说，为记忆提供一种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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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记忆需要外部帮助时，我们不仅仅求助于技术。已婚的夫妇也许只要两人住在一起之后，便一直在“外包”他们的记忆。我自己就没有费力去记住家人的生日，因为我知道，妻子莉齐已经把它们都写下来了。我的两位朋友也以同样的方式记下伦敦的巴士线路。记忆本身就是具有社会性的：只要看一看我们在儿童时期如何发展和成熟。因此，我们和别人分享记忆，应当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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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萨尔曼·鲁西迪（Salman Rushdie）写道，记忆有着它“自身的特殊真相”。“它还会选择、排除、改变、夸大、缩小、拔高、贬低，但到最后，它创造了它自身的现实，形成了它自身的多样性，不过，通常是与那些事件前后连贯的版本；而且，心智健全的人永远都会更加信任他自己的版本，不太信任别人的版本。”记忆可能是一个骗子，但它通常会说有益于记忆者本人的谎言，它孜孜不倦地服务于它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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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我们的记忆是变化的，即使仅仅是因为我们越来越了解记忆如何运转，我们也发现它在不断变化。我对这一观点的含意感到痴迷，尽管这使得我们远离了科学王国。如果我们的记忆是一个个的构造，不但综合了大量真正的事实，而且融入了许多不折不扣的虚构，那怎样改变我们与它们的关系呢？我们有很好的理由来坚持早期记忆的真实性，不仅仅因为它们对我们的自我感觉非常重要。当你认真查阅人们极早时期的记忆时会发现，它们通常发挥着创世神话的作用。对于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来讲，她躺在圣艾夫斯的托儿所床上的记忆，代表着在那一刻，她成了一个有意识的人。她写道：“如果生命有一个赖以支撑的基础，如果它就是一个碗，不断地填满、填满、填满，那么，不用怀疑，我的这个碗，在支持着这种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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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记忆的构建特点表示欢迎，也可能是一种解脱。我依然珍视我的早期记忆，比如我上小学的第一天的记忆。我依然可以“听到”母亲的叮咛，记得在九月温暖的校园里那飞扬在空气中的尘土。我觉得，那些事情并不一定是以我记得的那种方式发生的。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我对记忆的怀疑，让我从记忆的特殊习惯中解脱出来，那些习惯可能以别的方式限制了我相信自己可以变成的那个人。在和别人聊起重新构建的记忆观点时，我鼓励他们不要相信那些不可靠的迷人记忆。我们都是天生的故事讲述者；每次在讲述我们自己过去的故事时，都会想象一些虚构的东西。随着我们知道的东西在不断改变，而且随着我们情绪的改变，我们总在持续地编辑和再造自己记忆中的故事。它们可能是虚构的，但它们是我们自己虚构的，而我们应当珍视这些虚构。故事是特别的。有些时候，它们甚至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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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怎样运用这种对记忆的全新理解来改变我们的生活，我完全可以另外再写一整部书来描述，但现在还不是时候。相反，在本书的最后，我想提一提我在书的开头提到的内容，也就是我在祖父家附近的湖里钓起平生的第一条鱼的经历。当我们从头到尾读完本书时，那个简单的记忆的动作实际上并不简单。在拥有一种“记忆”的过程中，我引用了视觉的信息（我看到那条鱼，看到湖边的景色以及湖中央那个神秘的小岛），同时引用了一些触觉的细节（湿润的面包鱼饵带给我的软而湿的感觉）。我运用了语言，既为了回应儿子对我回忆的鼓励，也为了调解我自己关于那件事情的想法。我运用了叙述，将所有这些整合成一个故事。我的情绪系统被激活了：我感到了那一刻的兴奋，感受到世界之大以及自身的渺小。我的海马体在部署一个空间框架，它就像是我内心的圣加仑修道院的计划，所有这些不同的要素都可以被这个空间框架所吸引。而自始至终，负责记忆搜索和检索过程的前额皮质，都在忙于向过去抛出它的细线，沿着我自己的神经的时间-机器的时间线，把我带回到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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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我没有做的。我没有产生幻觉。我不再是7岁那年的我了，真的不是。我马上变成了两个人：一个是现在的我，一个是那时的我。但这两个人在这一记忆中各有各的说法。他们的感觉形成了这种说法，他们的目标构建了这种说法。正是这种过去与现在的并存，最终使得它感觉上像是一种记忆。我并没有太多地站在与它的关系之上来重新体验。记忆的线索（也就是我儿子艾萨克提出的问题）与我记忆中的经历的碎片（以及许多其他知识和推断）整合到一起，创造了新的东西。在探讨普鲁斯特时，文学批评家罗格·沙特克这样说：“和我们的双眼一样，我们的记忆一定看起来是双重的；这两个画面在我们的脑海中会聚到一起，成为一种单一的、更高层次的现实。”我们的两只眼睛在立体感上的校准，使得我们看到观察空间；记忆则使我们能够“看到”时间。记忆是关于过去发生的事情的，但它们也涉及我们现在是什么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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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im Crow laws，泛指1876~1965年美国南部各州以及边境各州对有色人种（主要针对非洲裔美国人，但同时也包含其他族群）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法律。——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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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碎片：我们如何构建自己的过去 [:1701544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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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碎片：我们如何构建自己的过去 自传体记忆中涉及的大脑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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