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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祖母和萨蒂毕业后，外祖母常常去萨蒂家里开的杂货店。一个星期天，她和另外几个女孩乘电车从哈克尼区来到雷顿斯通，萨蒂的母亲给女孩们挑选了一些三明治，让她们带着到斯奈尔斯布鲁克的养鸭池塘附近去玩。如今，萨蒂就在那附近居住，并且记得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也许是我的外祖母到那去玩的时候，看到过如今已经成为她家的那幢房子。那幢房子有一个特点鲜明的绿色屋顶，她以前从没看到过绿色屋顶的房子。两位老人最后想起了，这些事情一定发生在1932年前后，所以，距离她们这次相聚，已有近80年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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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那么一刻，萨蒂的女儿黑兹尔问，两位老人是否还认识对方。玛莎回答说：“我不知道。”但萨蒂回答说：“我认识你的女儿。”我母亲一直和黑兹尔在一旁看着两位老人聊天，实际上，她确实和年轻时候的外祖母有几分相似。在萨蒂的脑海中，我的外祖母一直是个年轻得多的形象，似乎有几分道理，尽管同样感到奇怪的是，她觉得她对朋友的女儿比起对朋友自己的印象还深一些。我怀疑，我们对自己的形象以及身边人的形象，并不会跟随着变老的现实而变化，特别是在如此漫长的时光之后再度团聚。在萨蒂构建的搜索形象中，她在寻找她认识的过去的玛莎，而不是现在这个身体孱弱的玛莎。两位老人都评价了这样一个事实：她们都比青春期的时候矮了至少约13厘米。另外，关于玛莎头发颜色的记忆，两人还出现了分歧：萨蒂记得玛莎长着一头浅色的头发，而玛莎觉得自己的头发总是乌黑乌黑的。玛莎本人确认，她以前的头发确实颜色更浅些，不过她觉得，这可能是由于她与身边那些头发乌黑的犹太人孩子比较起来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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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蒂清晰地记得百吉饼的小摊，我们一同花了些时间来精确确定其具体的位置，最终确定它是在奥斯本街和布里克巷的交叉处。萨蒂记得，其他的孩子对玛莎必须在寒冷的早晨去小摊上帮忙，都感到很难过，在那里，玛莎从早晨六点开始，一直要帮父亲忙碌到上学时分。玛莎说，她这么做，部分的原因是不想让自己的母亲在寒风中挨冻。萨蒂回忆，在离玛莎父亲的摊点不远处的地方，有另一家与之竞争的百吉饼摊点。在这个摊点上，一个性情乖戾的女人常常大声叫卖着：“百吉饼，一便士买三个，一便士买三个。”然后，如果人们不买，她会咒骂别人。我们还推测了亚伯拉罕可能会在哪些犹太教堂做礼拜，并且一致认为，他可能有很多地方来挑选。萨蒂回忆自己在一个表妹的婚礼上当伴娘的情景，表妹住在富尔尼耶大街，就在一座犹太教堂的对面（如今，这座教堂改成了一所清真寺）。从她家到教堂只有这么短的距离，如果安排一辆出租车把新娘载过去，显得十分荒谬，因此，他们想了个办法，直接把红地毯从家门口穿过马路，一直铺到对面的犹太教堂里，以便新娘可以直接穿着新娘服装去教堂。两位老人回忆，当时的犹太人社区与基督徒社区相处得非常融洽。在另一些场合，玛莎告诉过我，后来，在战争即将爆发之际，两个种族之间的紧张关系升级了。如果说面临着社交问题的话，那也是基督教家庭遇到这类问题。玛莎记得星期天早晨的女顾客的一双双黑眼睛，记得自己走过伦敦东区的一些酒吧，看到人行道上有些赤着脚的孩子坐在地上哭泣，他们的父母则从早到晚都在酒吧里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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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前和我聊天的过程中，玛莎告诉我说，如果有一些提示的话，她的记忆会更清楚些。“如果你对我说起某个特定的事件，我可能详细地记得它。”这次与萨蒂重逢，是我们第一次测试她的这种说法，因为玛莎第一次找到这种机会，与一位曾经有着共同经历，并且记得那些事件的人如此长时间地聊天。因此，这让我也第一次有机会观察外祖母的记忆到底有多么准确。萨蒂这位格外精明的94岁老人的出现，一定增强了外祖母的记忆，这可能是由于外祖母是比她小一岁的小伙伴，而且两个人都很清楚。但在其他方面，两人的相聚同样勾起了更多的回忆。外祖母的一位最好的朋友名叫南希，早在10年前就去世了。萨蒂已经忘了这个人，但听着外祖母的叙述，完全地重新构建了对南希的记忆。外祖母还让萨蒂直接在学校的照片上辨别老师的身份。她开玩笑说：“我是不是从10个里面辨别了10个出来？”两人回忆了12位老师，对有的老师，甚至还想起了曾经的绰号和一些趣闻逸事，有位老师经常在午餐时分与另一位身材高大的女老师打羽毛球。其他一些面孔，她们虽然回忆得起来，但却叫不出名字了。她们的认知记忆胜过回忆，这并不奇怪；事实上，这与一些科学证据是完全相一致的，那些证据表明，认知记忆几乎不受年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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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聊了快两个小时。除了萨蒂的几个朋友之外，在她们那一代人中，两人都不再有其他的朋友或者家人。玛莎告诉萨蒂，她只会在疗养院待很短的时间，并且自信地说，她将在什么时间回到自己的公寓去。她一度提到，疗养院有一个“专为老年人服务”的部门，而我并不是完全确定她是不是出现了口误。萨蒂提到她在那些天记起来的另一个名字：贝莎。她说出这个名字之后，两人陷入了短暂的沉默，然后玛莎回答道：“哦，是的，是的，是的！现在你提到这个名字，我确实想起了那些人……她的身材十分魁梧，对不对？”我看着这些80年前发生的事情在一位孱弱的老妇人的脑海中构建并崩塌。萨蒂回忆说，她最近偶然遇到了贝莎的妹妹。她说，那感觉就是昨天的事情，但事实上已是25年前的事情了。我又见证了这位思路精明的、阐述清晰的老妇人在纠正自己对时间的错误记忆。她知道老去之后会犯的小错误；她知道自己低估了多少时间已经流逝，而她也考虑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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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头涌上了一种感觉，那便是：我见证了一些不同凡响的事情。玛莎和萨蒂两人共同回忆的过去的事情，从发生的那一刻到两人重逢，这期间没有一件事情被两个人排练过，因为两人已有80年没有见过对方。当这两个人相互看对方最后一眼的时候，纳粹党首阿道夫·希特勒刚刚登上权力的巅峰。我自己最近也遇到了一些老朋友，和他们也已有27年没见了，但这和外祖母与萨蒂80年后再相见相比，就像只是短短的一次心跳那么久。那么，和相隔了80年之后再见的某个人相遇，与和相隔近30年之后再见的人们重逢，两者之间有没有区别呢？我不确定，我和那些老朋友之间的互动，与外祖母和萨蒂的互动，到底有没有区别。我们见面之后，先聊了一些基本的事实，然后开始交互记忆的提示线索，在此过程中编造一些故事。我那些朋友和我都已经40多岁了，也许对以前的情景有着更清晰的回忆，但我们基本上以同样的方式把它们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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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有足够的理由来思考和外祖母的访谈。我被邀请参加电台节目，在节目上谈到我的这些访谈，然后，电台主持人会播放一些简短的录音片段，里面是外祖母在说话。我知道，外祖母一定坐在疗养院的椅子上听这些节目，我每次在曼彻斯特录完节目，都会直接打电话给她。她似乎很开心，并且说，家里的其他人对她的经历感到很惊讶，这让她觉得是大惊小怪。“管他们呢，我才不会把他们的大惊小怪放在心上！”我知道，由于这个研究项目，我和外祖母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我们更加深入地洞悉了对方，而且聊了许多以前没有聊过的东西，变得更加亲密。我怀疑她一直愿意参加这个项目，部分的原因是她知道自己的记忆在退化。那些故事，差不多全都是她自己留下的，在她的人生日渐走到尽头时，它们显得尤为珍贵。她的身体越来越衰弱，胳膊十分细小，以至于坐在自己的椅子里，看起来像一只温柔的小鸟。不过，她的思维敏捷，一双灰色的眼睛透露出专注而发亮的光芒。我曾十分荣幸地花时间见证了某件令人惊讶的事情：在回忆过往时专注的思维，以及遇到某位故人时的不可思议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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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觉得，玛莎还触及了她以前未曾遇到过的关于过去的某些方面。如果说她有什么秘密的话，那些秘密不会涉及她已经做过的或者没有做过的事情。在我看来，她的一生是完美的，是无可指摘的。但我怀疑，她对自己的背景有一些感觉，特别是关于她的犹太人身份，总是更容易搁置不提。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她现在还记得一些事情，因为她能够记得起来。作为努力使自己融入英国社会的第二代移民，她的犹太人身份几乎成为一种禁忌。这时，我是在评价“任意忘却”这个相同的过程的逆转，丽贝卡·索尔尼（Rebecca Solnit）以及其他人曾在关于犹太人离散的作品中描述过这种逆转。玛莎的犹太人身份，是她唯一很少提到的事情。要你与自己最密切的家庭历史割裂开来，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她似乎不屑于提起，有时候几乎对一些基本的细节，任由其模糊不清，比如，她从来没有深究过，她的母亲到底是来自立陶宛，还是来自俄罗斯。她告诉我说，她有着很好的记忆，但那有时候可能是一种帮助，有时候则可能不是。关于记忆，我曾问过玛莎很多问题，但有一次，她反过来问我：“你是否认为当你进入这个社会时，童年时期和成长过程中的经历会对你以后的人生产生重大影响？”她停顿了一下，然后接着说：“一定是的，对不对？”我怀疑，这在很大程度上向我透露了她的身份。我还怀疑，她刚刚思考了的东西，实际上并没有说出来。我更怀疑，她已经有一些遭到别人恶意对待的回忆，但从来没有说起过，而那种恶意的对待，让她成为一个宽容、接受他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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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萨蒂重逢后，仅仅过了几个星期，外祖母中了风，这使她除了能够说一些单音节的字之外，再也无法用语言表达了。对于像她这么高龄的人，中风可不是一个好征兆，而且，一些并发症导致她的胸腔感染，进而恶化为双肺肺炎。我开车到医院里看她，心里十分清楚，这将是最后一次见到外祖母了。她细小的身躯躺在弄皱了的床单上，明显不舒服地摘下氧气面罩，试着勇敢地呼吸。但有好几次，外祖母睁开了双眼，对着我微笑。我抓住她的手，想留住这位有着比我想象中更丰满、更充实人生的人。此刻，我想到她讲述的关于她母亲弗里达乘船回到立陶宛的故事，想起她曾经怎样遇到一位对她的手有着无比深情爱意的人。玛莎曾告诉我说：“我母亲的手非常纤细，当人们常说我的手也十分小巧时，我一定是遗传了她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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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黄昏，在四个孩子的陪伴中，外祖母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在她的葬礼上，我既止不住泪流满面，又因曾经录下她的声音而感到高兴，于是，我向亲人、朋友分发那些录音的CD。我很高兴我们录下了这些声音，但也清楚地知道，我还有太多的问题没来得及问她。我希望回到她在柴郡街上的房子，站在路中间，仰望她曾在那里长大的两层公寓，以及它那典型的伦敦式的黄色砖墙，还有窗户上方颜色更深一些的砖。我想走过、开车经过或者推着她的轮椅经过布里克巷，问一问她是否确切地记得她父亲摆摊的地方，以及她对那个地方有着怎样的回忆。我想问她，是否曾经有什么人由于她的身份而对她充满恶意。如果她没有那么快离开，我本来还可以问各种各样的问题，让我了解更多她的记忆以及她本人更多的过去。但我现在做不到了，只能戴着耳麦，静静地坐在那里审视着我已经拥有的记忆，随着茶杯盖碰响茶杯的叮当响声以及录音机开和关的声音，让玛莎引领着我的思绪，回到她的过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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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1939年9月至1940年5月间，德法两军各守防线，按兵不动，被称为假战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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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碎片：我们如何构建自己的过去 第12章 记忆的特别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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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起初着手写一些科学知识，到最后却以讲述大量的故事而结尾。在记忆中，叙述似乎是一种合适的媒介，它比人类经历的其他任何方面都用得更多。我们需要科学，但同时也需要密切关注那些混乱而复杂的形成意义的行为。最好的记忆研究试图公平对待主观体验以及认知和神经科学机制；同时公平对待故事以及它们对个人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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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会继续下去。从分子的层面到文化的层面，记忆的科学从未像现在这样充满活力。研究人员正在揭示蛋白质合成过程的奥秘，它们是使人类长期能力增强的基础（所谓能力增强，是指引起持续的记忆追踪的神经突触的生理变化），同时，研究人员还要揭示另一些因素的秘密，比如睡眠可能发挥的作用等。这一过程的一个关键方面，即重新巩固，为我们在分子层面上理解记忆的可突变性提供了方法。重新巩固的现象表明，我们每次访问记忆的痕迹，它便在短时间内变得不稳定，直到被巩固，才会再度稳定下来。这为改变创造了机会。用纽约大学的约瑟夫·勒杜的话来说，“你关于某件事情的记忆，最多只能你对它的最后一次回忆那么清晰”。抓住一种记忆，也意味着打开它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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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不要在重新巩固的含义中忘乎所以。表明记忆在分子层面上的可突变性，并不能解释我们需要了解的、关于自身自传体记忆的变幻无常。重新巩固的理论并没有解释为什么记忆会以特定的方式改变；它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机制，那种改变正是借助这种机能的机制发生的。同时，由于重新巩固是在不同的解释层面（分子层面）上运行的，因此，可以合理地推断，它与我一直在描述的重新构建过程是分离的。你可以在其中选择一种理论，放弃另一种理论。重新巩固的大脑可能不会进行太多的重新构建，也许是因为它缺乏将多个认知和神经系统中的信息整合起来的能力。相反，你可能进行了重新构建，而没有进行重新巩固，因为前者涉及将记忆的要素重新组合起来，从逻辑上讲，它们可以永久地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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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另一个大问题是海马体的作用。当前，一些最令人兴奋的研究成果清晰阐述了海马体怎样为记忆提供空间框架。不过，关于记忆系统这一最基本的部分的长期作用，还有许多问题没能解答。比如，记忆是否真的保存在海马体中，或者说，这个器官的作用是不是在编码时将许多记忆的特征结合在一起，然后在检索时提供一个使它们重新构建的平台，还根本不明确。在海马体受损的患者中发现的失忆症模式，意味着它不可能是唯一的记忆神经中心。与此同时，关于场景构建研究等一些成果，暗示着海马体的作用过去可能没有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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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想一想在伦敦大学学院研究人员戴米斯·哈萨比斯及其同事的场景构建实验中研究的五位失忆症患者。他们中的四人在完成对未来的思考任务时，都存在问题。第五位患者代号为P01，尽管他对未来思考的能力完好无损，但患上了严重的失忆症。研究人员更加细致地研究P01的大脑扫描结果时，发现他的海马体右侧保留着一块组织。那块组织不足以进行记忆，但它可能足以进行想象。P01的案例使得哈萨比斯及其同事推测，右侧海马体可能在想象中发挥着特定的作用，而完整的自传体记忆则需要左右两侧的海马体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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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未来的研究也支持这样一种结论，将确认记忆与想象之间的密切联系。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这两个过程都取决于人们讲故事的能力。迄今为止，科学家并没有大量地关注叙述在记忆中的重要性。为了纠正这一平衡，大卫·鲁宾指出，叙述是自传体记忆中的一种重要组织力量，使得记忆能够表现时间的流逝和人们在达到个人目标方面付出的努力。把记忆像故事一样讲出来，讲给别人听，也讲给自己听。正如弗雷德里克·巴特莱特在多年前表明的那样，如果信息与故事并不一致，那它不太可能顺利进入到记忆之中。神经成像的研究，加上大脑损伤的研究等充分表明，支持记忆与故事讲述的神经系统是类似的。自传体记忆浮现的主要限制因素可能是人们构建叙述的能力，现在我们知道，在儿童时期，这种能力的发展，晚于自传体记忆中其他组成部分的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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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记忆远远不是虚构的叙述。我们的记忆通常极为准确，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可能出现严重失真。强调记忆中的叙述结构，并不否认它潜在的准确性。在这里，你可以拿新闻中的一种主导模式（也就是报告文学）来做一个类比：仅仅因为报告文学是以故事的形式讲述的，并不意味着它不真实。但当记忆出错时，比如某些失忆症的情况以及某些扭曲了记忆感觉的情况，故事便可以接管。虚构症让我们想起，连贯的力量可以怎样战胜对应的力量，使个人编造一些比故事中的现实与他们自己更相符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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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同时还以其他方式运行。正如叙述会注入记忆中一样，记忆也会注入叙述中，小说的创作通过包含人物角色的记忆而变得栩栩如生。立志当作家的人们总要想象他们笔下角色的思考、感觉和认知，但有的人之所以没能成为优秀的作家，是因为没有足够地让他们笔下角色的记忆发声。英国作家希拉里·曼特尔等小说家展示了那种想象的回忆的力量。曼特尔得到广泛赞誉的小说《狼厅》（Wolf Hall）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她赋予小说中主人公托马斯·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丰富的想象力，让其回想过去。在一个场景中，克伦威尔回忆了在塞浦路斯一个赌场中的一次艳遇，随之回忆起了另一次的回忆，这次是在欧洲，与他的情人安塞尔玛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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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稍等，她对他说，她开始用自己的语言祷告，一会儿好言劝说，一会儿甚至是威胁，从她的银神（sliver saints）那里，她肯定终于哄到了一丝恩典，或者在那闪闪发亮、端端正正的姿态中看到了几分偏斜，因为她站起身来，转向他，说，“现在我准备好了，”一边拉开自己睡裙上的丝带，让他得以用手捧住她的双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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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美丽的情色场景，并不是在叙述中的“现在”发生的，而是在克伦威尔的过去发生的。这是一个部分虚构的角色的一种虚构的记忆。据推测，曼特尔根据关于克伦威尔生活中的某些真实细节来虚构这个场景。至于其他，她用自己的神奇来填补空白，将关于克伦威尔的自传体知识与她自己的经历中其他方面的某些感官记忆紧密结合起来。另一些小说家，比如德国作家塞尔巴德（W.G.Sebald）创作的小说几乎就是一系列构建记忆：碎片的、想象的、脆弱的记忆，但努力追求连贯。例如，在塞尔巴德的小说《奥斯特利茨》（Austerlitz）中，主人公对他在威尔士的童年时期的记忆，是对儿时记忆的不确定性与欺骗性的一种巧妙展示。用作家和心理学家基思·奥特利（Keith Oatley）的话来说，塞尔巴德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主动的记忆，“在这种记忆之中，世界以及自我都是连续不停地构建和重新构建的，它们来自当前的事件，也来自过去的那些并非完全能够理解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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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在编造虚构的记忆时，会再把许多不同类型的信息综合到一起，从概念性的到即时的经验性的，并且在安排它们时，考虑了满足当前讲故事的需要（事实上，在艺术中，你可以说，那种连贯的力量往往战胜了对应的力量；然而在科学中，则是另一种方式）。那种对编造虚构记忆的描述，可能是解释我们的自传体记忆如何运行的一个理由。记忆研究人员在努力了解不同的记忆系统如何整合到一起时，做得甚至不如读小说。注意观察某位专业小说家如何构建一种记忆，为我们观察自己的记忆系统提供了绝佳的模型。接受记忆的叙述特性，并不会破坏它的神奇性。故事是宝贵的，我们自己过去的故事，同样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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