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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地区的观察者记录了更多的观察结果。除了古道尔之外，西田利贞（Toshisada Nishida）的研究小组是唯一一个对黑猩猩进行了长达21年研究的小组。在坦桑尼亚马哈雷山国家公园他们看到，相邻群体的雄性黑猩猩之间会发生激烈的打斗，而且在边界巡逻的黑猩猩还会对陌生黑猩猩施以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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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首次观察到这类情况以来，已经有两个黑猩猩群落被自己的同类彻底灭绝了。观察其他非人类灵长动物的研究人员则目睹了雄性大猩猩和某些猴子杀害婴儿，雄性黑猩猩和猩猩强奸雌性。随着人们的实地观察记录越来越多，我们了解到，就所有群居动物而言，无论是鸟、鱼、昆虫、啮齿动物还是灵长动物，许多物种中都存在雄性或雌性，甚至幼仔杀害幼仔的行为，但杀害成年同类却并不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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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生物人类学教授理查德·兰厄姆（Richard Wrangham）认为，我们可以把人类暴力——尤其是雄性暴力的起源追溯到猿类，具体而言，则是我们与黑猩猩的那位共同祖先身上。在《雄性暴力》（Demonic Males）一书中，他举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论点64。他认为，最能证明这一结论的事实，同人类与猿类社会的相似之处有关。“只有很少的动物生活在以雄性为纽带的父系群落，在这些群落中，雌性为减少近亲繁殖的风险，而迁徙到邻近群落去交配。仅有的两个这么做的动物物种，都有一套由雄性发起的激烈的领土侵略制度，其中包括偷袭邻近群落，寻找弱势敌人，展开攻击并杀死对方。在4000种哺乳动物和超过1000万的其他动物物种当中，只有黑猩猩和人类有这么一套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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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厄姆报告说，观察研究发现，黑猩猩采取父系制度。雄性占主导地位，继承领土，袭击和杀害邻居，获得战利品（不仅包括扩大的觅食范围，还包括邻近的雌性），但要是它们失去领地，就会被杀害。然而，雌性具备一种不同的优势。只要向征服部落效忠，它们可以继续留在自己的领地，获取食物。它们活下来再次繁殖，而雄性则被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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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既然黑猩猩奉行父系制度，那么人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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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厄姆翻阅了人种学的记录，对当代原始部落的研究和考古发现均表明，人类一直是父系制度——不管某些女权组织怎么说。这里有件好玩的事情，我在微软的Word程序里输入文稿，拼写检查功能总是在“patrilineal”（父系的）这个词下划波浪线，说它拼写错误，并建议更改为“matrilineal”（母系的），而输入“matrilineal”，word软件却从不报错。有人认为父权制是一种文化创造，而新出现的研究领域——著名的进化女权主义则认为，父权制是人类生物学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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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置人于死地的偷袭呢？兰厄姆认为有这样一种可能性：群体之间的侵略有着共同的起源，因为在其他动物当中这并不常见。尽管人类的侵略在当代世界不是什么稀罕事，但他也看出现存原始文化中的暴力模式跟黑猩猩有着类似之处。亚诺玛米人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居住在亚马逊盆地低地森林的一个与世隔绝的原始部落，他们大约有两万人，以好斗出名。他们是有着大量食物的自耕农，每个部落大概有90人上下。男子留在出生的村庄，妇女则出嫁到别的部落。亚诺玛米人的打斗不是为了争夺资源，而主要是为了争夺女性。30%的亚诺玛米男子死于暴力。然而，暴力袭击者却会得到奖励。他们会得到自己部落的尊敬，拥有的妻子数量是其他男性的两倍半，孩子的数量则是三倍。“亚诺玛米人中流行的致命袭击让袭击一方获得了遗传上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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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诺玛米社会跟黑猩猩类似的条件在于，他们在政治上独立，物质产品稀少，没有黄金、贵重物品或食物储备可抢夺。在这个严酷的世界，人类战争的一些熟悉模式消失了。没有长期较量，没有军事同盟，没有注重报酬的战略，也不抢夺存储的货物。剩下的是谨慎地寻找攻击机会，杀死邻居，迅速逃跑。”在贡贝国家公园，30%的雄性黑猩猩死于暴力，跟亚诺玛米村落的比例一样。在其他原始部落，如新几内亚的高地，澳大利亚的内陆地区，还有卡拉哈里沙漠的布须曼人当中，侵略行为的死亡率也差不多。正如兰厄姆的观察，在显微镜之下，以打猎采集为生的原始社会并不比黑猩猩进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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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少数社会设法在较长的时间段内避免了直接战争。瑞士是当代最好的例子。然而，正如约翰·麦克菲（John McPhee）在《瑞士协和广场》（La Place de la Concorde Suisse）中所说，为了捍卫和平，“瑞士从来不乏民众奋起准备抵御侵略战争的场面”。瑞士维持着全世界人均最大规模的军队，实行义务兵役制，在重要桥梁和道路上埋地雷，在山上挖掘深深的洞穴，存储足够全部军队和部分平民使用一年多的医疗物资、食品、饮水和设备。此外，他们还有阿尔卑斯山脉的天险阻隔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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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人类与黑猩猩都是父系社会，都有致命偷袭的历史。而且，众所周知，人类的男性比女性更暴力。世界各地的暴力罪案数据都反映出这一点。所以，如果你同意我们和黑猩猩的相似之处，不妨来听听兰厄姆对这种现象的解释。它可以归结为经济学的社会生态版本。有一种叫“群体成本”的理论指出，群体的规模取决于它能够获取的资源。在一个食品供应不稳定或呈季节性变化的环境中，部落的大小也会相应变化：食物多，部落大；食物少，部落小。一个群体要不要迁徙，要迁徙多远，取决于所吃的食物。有些物种的食物来源丰富而稳定，因此它们的群体能实现最终的稳定状态，比如大猩猩可以坐在一个地方整天吃树叶。而有些物种在进化中变得只吃难以找到的高质量食物，比如坚果、水果、根茎和肉类。在这一点上，我们跟黑猩猩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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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倭黑猩猩则有所不同。它们既吃黑猩猩吃的东西，也吃大猩猩吃的树叶，同时又没有大猩猩跟它们竞争。它们不必为了寻找食物而长途跋涉，有着宽松的生活环境。我们和黑猩猩所吃的食物类型注定了雄性占主导地位。外出寻找食物拖了雌性的后腿，因为它们要照料、养育婴儿。雄性和没有孩子的女性可以跑得更快更远，抢先获得食物，而后厮混在一起。它们能够维持较大的部落。走来走去寻找食物、部落规模可变的优势在于，它能让一个物种灵活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劣势则在于，一旦群体变小，就容易受到较大群体的攻击。这就是兰厄姆所谓的“拉帮结党”物种：有着联系纽带（一起外出的雄性）、部落规模可变的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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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促成了这些物种互相杀害呢？原因跟另一些物种的习惯性杀婴一样：经济。杀人便宜，它的性价比很高。杀死一个婴儿，你自己没什么受伤的风险，所以成本很低。你可以获得食物来源，或是提高与雌性交配的概率，因为当雌性的婴儿死亡，她会停止分泌乳汁，再次排卵。当你参加帮派对抗弱势邻居时，受伤风险同样很低。你能从中获得什么好处呢？它削弱了邻居（这对未来总是很有利的），扩大了食品供给，并且也能让你找到交配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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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为什么雄性的侵略性这么强呢？难道性别选择选中了雄性的侵略性？尽管猿类没有硕大的犬齿，但它们全都可以用拳头打架。为了适应在树上摆荡，猿类的肩关节可以旋转，它们长长的胳膊和握紧的拳头可以击出有力的一拳，不让对手近身。拳头还可以抓起武器。黑猩猩在扔石头和树枝方面是出了名的。在青春期，雄性猿类和人类上半身的肌肉组织都会得到发育，长出宽大的肩膀；而肩膀软骨和肌肉对应着不断增加的睾酮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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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话又说回来，很多动物都具备发动攻击的身体能力，但并不是所有强壮的动物都好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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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部门里到底出了什么状况？我们可以理解动物无法控制自身情绪或冲动的观点，但难道人类不能通过冷静的理性控制自己的攻击性吗？好吧，事实证明，情况没那么简单。南加州大学神经学系的负责人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研究了一组前额叶皮层腹内侧 [17]特定位置受损的病人。他们全都缺乏主动性，不能做出决定，没有情绪。达马西奥仔细研究了一位病人，测得他的智力、社会敏感性和道德感均正常，面对假设性问题，他能够设计出恰当的解决办法，预见其后果，但就是完全没办法做出决定。达马西奥得出结论，这名病人和其他类似病人不能做决定，是因为他们无法把情绪价值跟选项联系起来：单纯的理性不足以做出决定。理性能列出选项清单，情绪则负责从中挑选66。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继续讨论这个问题。现在需要知道的重要一点是，哪怕我们人类喜欢认为自己能够做出非情绪化的决定，但情绪其实在所有决定中都发挥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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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厄姆断定，倘若情绪是行动的最终主宰，那么骄傲就是潜藏在黑猩猩和人类攻击行为背后的情绪。他指出，处在青春期的雄性黑猩猩会围绕级别地位组织自己的整个生活。所有决定都受其指引，包括早晨什么时候起床，跟谁一起出行，跟谁一起理毛，跟谁分享食物。所有的行动都以当上首领为目标。成为首领很困难，这就成了争斗的导火线。人类的情况也大致一样。兰厄姆援引了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在18世纪的说法：“只要两个人在一起半小时以上，就必然有一人对另一人占据明显的优势。”如今也是一样，男人们仍然会用名贵的手表、汽车、房子、女人和社会阶层来炫耀自己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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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厄姆猜测：“获得高地位的雄性得以把自己在社会上的成功变成额外的繁殖量，这样，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延续，骄傲进化出来。”这是性别选择的遗产。马特·里德利（Matt Ridley）在《红色皇后》（The Red Queen）论及女人天性的章节中这么说：“我们的遗传特点延续自人类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原始时代，和那时相比，现在并没有太多变化。现代男性的内心深处仍遵循着原始的猎人和采集者的雄性法则：努力获取权力，用它来吸引女性，让她给自己留下后嗣；努力获取财富，用它收买其他男人的妻子，让她们怀上自己的孩子。在原始社会，男人跟邻居迷人的妻子分享一条珍贵的鱼或者一罐蜂蜜，换得短暂的风流韵事；在当代社会，明星开着奔驰载着模特招摇过市。”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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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男人和雄性黑猩猩在生理上为攻击做好了准备，在情绪上以达到高地位为重。不但群居的人类和黑猩猩是这样，独居的猩猩也是如此。骄傲也是社会侵略的重要原因。任何群体——不论是一支团队、一门宗教、一种性别、一行买卖或者一个国家，都能吸引专注的追随者。可这是为什么呢？它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还是古老猿类大脑的本能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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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学家指出，群体忠诚和敌意的出现很容易预测。该过程首先以群体区分“我们”和“他们”开始。这就是所谓的组内组外偏见，它普遍存在，根深蒂固：讲法语的加拿大人对讲英语的加拿大人，警察对联邦调查局探员，野马队球迷对其他各队的球迷，滚石乐队粉丝对披头士乐队粉丝……对一个有着漫长的群体间侵略历史的物种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达尔文写道：“一个部落的成员，倘若有着高度的爱国精神，有着高度的忠诚、顺从、勇气和同情，总是乐于助人，总是愿意为了共同利益牺牲自己，必定能战胜其他大多数部落。这会成为自然选择。”他写这段话是为了说明，当团结成为自然选择的方向，道德是如何从中出现的。兰厄姆还暗示，在进化史上，以群体内部忠诚为基础的道德感能发挥作用，是因为它能让该群体更有效地对外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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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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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翻阅家谱并不是件令人愉快的事，但它可以解释许多看似神秘的行为。许多夫妇遭遇困境，因为他们忽视了未来伴侣的家人。以我们的黑猩猩对象为例，我们有共同的祖先——诚如理查德·兰厄姆所说，家人们有了多方面的分歧，但仍然有不少共同的特点。我们在身体解剖结构上有了显著变化，这成为许多独特功能的进化基础。两足行走解放了双手，改变了呼吸模式。跟其他手指相对的弯曲的大拇指使得我们发展出其他任何物种都达不到的精细运动协调性。我们独特的喉，让我们能够发出无限多种声音用来说话。我们镜像神经元系统的规模比其他物种要大得多，它衍生出的远远不只是语言。我们大脑中的其他变化，使我们得以理解比黑猩猩亲戚所能理解的更为复杂的内容：其他人也有思想、信念和欲望。在这些差异的基础上，我们将迈入下一章，看看它能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在我看来，跟坎齐玩上一天很有意思，但从长远来看，我会选择更多的文化。还是让我跟一个智人约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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