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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或许问题出在人类稍后才进化出来的语言上。理解和阐释语言是一项耗费大量认知能量的有意识活动。倘若我们全神贯注地倾听，而不是让视觉感知和声音线索通过感觉登记进入我们的意识大脑，有可能反倒降低了自己的探测灵敏度。加文·德·贝克尔（Gavin de Becker）在《注意！有人在盯着你》（The Gift of Fear）72中建议，人们应当相信他所谓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明白了”的现象。他是一个预测暴力行为的专家，他发现，大多数暴力受害者都在无意识中收到过警报信号。是社会训练教会了我们不要去察知欺骗吗？我们是否重新阐释了眼睛真正看到的东西？看来，要做的工作还多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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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己说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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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己说谎是否会适得其反呢？常言道，如果你连自己都不相信，还能信任谁？还记得我们的社会交换骗子探测器吧？提防骗子的同时保持合作，是很有好处的。但你并不一定真的要合作，只需要表现出合作就行了。你需要的不过是一个好名声，不一定非得配得上这个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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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意思是做个伪君子对吗？我最讨厌伪君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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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别急着下结论。人人（当然，除我以外）都是伪君子。显然，从外面看比从里面看要容易些。正如我们刚才所知，要做个伪君子，你最好是不知道自己是个伪君子，因为这样你会少些焦虑，也就少了些被逮到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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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人类The Science Behind What Makes Us U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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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Kansas）的丹·巴特森（Dan Batson）做了一系列实验73，74，结果令人震惊。学生们得到一个机会，分配自己和另一名学生（实际上是虚构出来的人物）去执行不同的任务。其中一项任务更诱人，有机会赢得抽奖券；另一项任务没机会获得抽奖券，而且听起来很是乏味。实验者告诉学生，另一名参与者会认为任务是随机分配的。学生们还听说，大多数参与者认为投硬币分配任务最为公平，要是愿意的话，硬币可由他们来投。实验过后，几乎所有的参与者都说，指派另一位参与者做更好的那件任务，或是主动投硬币来选择任务，是讲道德的方式。然而，所有的参与者里只有一半选择了投硬币。没投硬币的那一半人，80%～90%都把更好的任务分配给了自己；而投了硬币的那一半人，居然也有80%～90%的机会摊上更好的那件任务——从概率上来说哪有这么美的事儿！投了硬币的学生全都认为自己比没投硬币的学生更讲道德，哪怕他们在投硬币时做了手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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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情况在多次研究中反复出现，即使硬币被做了标记，以免投出来不清不楚。一些参与者为表现公平投了硬币，但会自私地无视结果，把更好的任务分配给自己，然后评价自己更讲道德——就因为自己投了硬币！这就叫作道德伪善。哪怕实验人员告诉学生，等他们做出分配决定后，得告诉另一名参与者这个决定是怎么做出来的，实验结果还是照旧，只有一个区别：选择投硬币的人更多了（75%），他们会报告自己是如何得出任务分配决定的；然而，投了硬币又把更好的任务分配给自己的人的比例并未改变。巴特森指出：“道德伪善对人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既能得到自私行为带来的物质奖励，又会被其他人看作正直、讲道德的人，从而获得社会和自我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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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个道德责任感测试中得分更高的参与者，选择投硬币的可能性更大，然而，在投硬币的人里，道德得分高的人跟道德得分低的人一样，还是会把更好的任务分配给自己。所以，有着更高道德责任感的人并没有表现出更优秀的道德操守，而是表现出了更多的伪善！他们更容易表现得讲道德（投硬币），但并不一定真正讲道德（真的根据投硬币的结果决定任务怎么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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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参与者们坐在镜子前面做出决定时，他们才会放弃对投硬币作弊。很明显，一方面是口头标榜公平的道德标准，另一方面是不公平地无视投硬币的结果，要眼睁睁地面对两者的差异，人还是有点受不了，希望表现得讲道德的人只得真正讲道德。看来我们需要更多的镜子。它或许还有助于改善日益严重的肥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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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我们对自己说谎，并且难以辨别其他的说谎者。对你的八卦交流追求而言，这不是什么好消息。你大概得上个保罗·埃克曼的培训班，学学如何识别谎话精。与此同时，你至少可以留心眉毛，还可以知道同事们并不善于洞穿你的谎言，除非办公室里风声太紧，叫你有点过分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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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口才赢得美人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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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墨西哥大学（University of New Mexico）进化心理学家杰弗里·米勒（Geoffrey Miller）有个语言上的问题。哦，不是你想的那样，他说话挺好的。他关心的是语言为什么会进化出来。大部分言语似乎都是为了在说者与听者之间传递有用信息，费时又费力。看起来，这纯粹是利他行为。给予另一个人正确信息能得到什么样的适应性好处呢？米勒对早期理查德·道金斯和约翰·克雷布斯（John Krebs）之间的争论做了一番回顾，他指出：“演化对利他性信息分享的倾向性，并不比对利他性食物分享的倾向性更大。因此，大多数动物信号的进化目的必然是为了操纵另一动物，使之符合信号发送方的利益。”75而对方则进化出忽略此类信号的能力，因为听操纵者说话可没好处。真的听啥信啥的，成不了我们的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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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寥寥几种信号获得了信任，它们是可靠的。这类信号发出的信息是：“我有毒。”“我比你快。”“想都别想，我比你更强壮。”此外还有亲戚的警告信号，比如，“那儿有一只豹子！”之后是适应度指标，比如，“宝贝儿，看见我的大尾巴了么？”米勒得出结论，没有任何可靠模式表明进化倾向于其他种类的信息，因为它们都可能存在欺骗的动机。只要有竞争，就总会有欺骗的动机。人类语言是欺骗的温床，因为它可以随心所欲地描述倾听者不在场的其他时间和场合，比方说：“昨天我打到的那条鳟鱼足有66厘米长咧。”“我在山顶的那棵树上给你留了条羚羊腿。哎呀，怎么没有了？肯定是狮子叼走了。”“我奶奶能一个人开车去商店再开回来。”还有那句最臭名昭著的谎话：“我昨天在办公室干到很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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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的信息分享是怎么进化出来的呢？共享信息，说话者不一定会没了好处。事实上，通过亲缘选择和互惠利他，信息分享能够带来好处。尽管米勒承认这基本上正确，甚至也有可能是语言最初出现的源头，可当他观察人类的实际行为时，却发现它并不完全符合亲缘关系和互惠模型的预测。如果你把语言看作是信息，它带给听者的好处多过说话者，因此我们理当进化得善听而寡言才对。我们不该讨厌长舌客，不该讨厌自以为是的健谈家，不该讨厌动不动就“我再多讲15分钟”的发言人，恰恰相反，我们应该不喜欢坐在那儿全神贯注听我们说话却一点儿不肯介绍自己的人才对嘛。人人都有话要说。在交谈的时候，人们往往想着自己接下来该说些什么，而不是专心倾听其他人在说什么。甚至还有人专门为发言程序写了书，规定谁在什么时候可以说话。我们理当进化出巨大的耳朵和勉强够用的说话器官，全力收集能收集到的信息，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进化出异常发达的说话能力和远为逊色的听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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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眼于这一难题，米勒提出，语言的复杂性进化自口头求爱。这能解决利他问题：男女雄辩的口才能带来性回报。“语言的复杂性有可能源自若干种因素的结合：性选择、心理上对清晰阐述思想的偏爱，以及适应度指标效应。”75米勒并不认为人类大脑体积庞大完全是性选择造成的，他认为性选择大概只占了成因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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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罗宾斯·伯林（Robbins Burling）提出了另一套相关理论。他想知道，从事打猎、贸易、制造工具这些活动，只需要有语言的雏形就足够用了，但为什么后来却出现了更为复杂的语言形式呢？他认为，语言最初产生之后，雄性雄辩家凭此互相竞争社会地位，口才最好者能获得生殖优势，导致了语言越变越复杂。他列举了这一生殖优势在不同社会的证据，从亚诺玛米到印度，再到古希腊。虽说这一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考虑的是领导权问题，他也这样总结道：“我们需要发挥出自己最棒的语言，才能赢得爱人。”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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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你是说，大个儿的脑袋是用来调情的？那是不是说法国人的大脑体积最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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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个可能。拿上工具，咱们得去做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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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人类求爱活动中会涉及哪些因素。假设你跟别人随意聊天，对方或许会带着适度的怀疑态度。而求爱时赌注可就大了。如果你成功了，它或许能带来繁衍后代的好处。你务必要拿出大口径武器来，因为你的听众会在各个方面挑三拣四。她会自动评价你所说的话是否合理，是否与她的所知所信相吻合，是否有趣新颖，她能否据此推断你的智力、教育程度、社交能力、地位、知识、创造力、幽默感、个性与品格。“波士顿红袜队怎么样”一类的话题可引不起她的兴趣。还记得在《偷天情缘》（Groundhog Day）里，比尔·默里（Bill Murray）用了多长时间才搞定求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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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求爱并不限于一对一的接触。当众演讲，以及任何能提高智力威望的活动，都能宣传你的魅力和地位。诚如米勒所说：“语言把思维公开展示出来，如此一来，性选择在进化史上头一次清晰地看到了思维。”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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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有点叫人糊涂。如果男性这么擅长说话，他们怎么会得来个不善沟通的名声？如果男性得到选择是因为他们的口头求爱能力，女性们又怎么会戴上话唠的帽子？请记住，口头求爱是双向的，并被视为一种适应度指标。这意味着从竞争生存资源所花的时间和精力两方面来看，它艰难而又昂贵。一旦有了配偶，男性再从事这种高成本的行为就得不偿失了。他再不需要唠唠叨叨，只需要一两句话说不定就能度日了——除非女方以性为要挟，他们才会再花言巧语一番。然而，女性则有动机继续口头求爱活动，因为她们希望把男性留在身边，帮助自己养育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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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不只为了玩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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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游戏是一件很难弄清楚的事情。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它会耗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可又能完成些什么呢？没有人真正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人们详细讨论过不少想法。普遍认为，大部分幼龄动物的游戏就是实践。实践跟踪、追逐、逃跑是锻炼身体77，78、培养运动和认知技能79、打磨战斗技巧80，81的一种途径，让动物从身体上更容易从突然冲击（如失去平衡、跌倒）中恢复过来，从情绪上更擅长应对压力环境82。想想一窝小猫咪的情形吧。然而，意大利比萨大学（University of Pisa）的伊丽莎白·帕拉吉（Elisabetta Palagi）对倭黑猩猩和黑猩猩的游戏行为进行了研究，认为上述游戏理论太过关注长期收益，忽视了眼前的好处，有可能妨碍人们进一步理解游戏的一些重要的适应性意义。对认识成人游戏行为来说，情况尤其如此。游戏行为固然最常见于幼年动物（如幼年的黑猩猩、倭黑猩猩及人类），可成年动物也会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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