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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动物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为什么它们明明不再需要锻炼，却还是玩游戏呢？在法国谢尔河畔圣艾尼昂的博瓦尔动物园，帕拉吉研究了一群黑猩猩——10只成年黑猩猩，9只幼年黑猩猩。她发现，黑猩猩们不光大多是在进食之前互相理毛，也主要是在进食之前一起玩耍83。黑猩猩的竞争心理很强，对它们来说，进食时间是一个压力很大的情境。理毛刺激了β-内啡肽的分泌84，85。帕拉吉认为，理毛和游戏或许限制了争斗，提高了容忍度，有助于高压力时期的冲突管理。它不是长期收益，而是即刻的好处，对成年黑猩猩和幼年黑猩猩都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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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之黑猩猩和倭黑猩猩，人类社会把社会性游戏带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成人游戏的另一个理论来自我们的性选择专家杰弗里·米勒。他认为，游戏的成本随着年龄而增加，因此，游戏是年轻、活力、多产和健康的一个可靠指标。“嘿，他的眼睛锁定在了那年轻姑娘的身上，突然之间，他又玩起了帆板和网球，就好像是个十几岁的少年。”事实上，米勒认为发明和欣赏展示生理适应性的新方法是人类的一项独特能力，这里指的就是体育运动——心智和体力的交集75。这又是一个普遍现象——所有文化里都有。和其他动物一样，在人类中参与竞技体育的雄性比雌性多。为了避免竞争者互相残杀，也为了判断谁赢谁输，体育运动产生了规则，虽说在观看足球比赛的时候，你可能意识不到这一点。货币奖励是新近才发明的。过去，唯一的报酬是地位，但这就足够了。在体育比赛中胜出是可靠的适应度指标，奖励则能吸引高质量的性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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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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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为人的关键，就是变得高度社会化。许多动物都有一定程度的社会组织，但没有哪种动物会像我们这样沉浸其中。随着我们的大脑体积越来越大，我们的社会群体规模也越来越大。有些东西触发了我们对他人、对在群体里生活与合作的兴趣。理查德·兰厄姆提出了一套迷人的理论，认为烹调对灵长类动物的巨大转变起到了促进作用。对抗天敌、寻找食物的需求也有着同样的作用。另一些学者提出，不管转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高级智力能力的出现，是为了适应新进化出来的社会需求。要理解人类，首先要理解人类的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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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社会群体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充分理解，人们自然而然地会展开如下讨论：自然选择在社会群体层面上也能发挥像在个人层面上那样的作用吗？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争论，不论对于正反双方，还是对于想要建立一个融合双方观点的理论的尝试，这都是一个复杂的议题。然而，这些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并得到了整个学界的认同：如今，我们有着发达的大脑，生活在社会群体当中，同时越来越擅长社会生活。随着讨论的深入，我们意识到，人类的社会本性深植于我们的生理机体，而不光是藏在我们的认知理论当中。接下来，我们要看看其他的人类才能如何指引我们穿越社会迷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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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荣耀：是什么让我们独一无二 04 指引道德的罗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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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荣耀：是什么让我们独一无二 [:1701545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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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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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着兔子的道德，懒汉的性格，鸭嘴兽的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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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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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d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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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电视剧《蓝色月光》（Moonlighting）中角色，斯碧尔·谢波德（Cybill Shepherd）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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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个火星人现身，和你一起看晚间新闻，要让他相信咱们人类并不是天生暴力、不讲道德、别有用心，恐怕要给他灌下不知道多少瓶烈酒。新闻上的坏消息没完没了。它可能会以本地罪案开头，什么拦路抢劫啦，入室行窃啦，凶杀啦，家庭暴力和市政厅里的闹剧啦；接着开始报道伊拉克人质遭到斩首，非洲发生饥荒，艾滋病泛滥，非法移民的困境，如此等等。“老天爷啊，”火星人兴许会说，“你们这个物种可真是个悲剧。”那么，真是这样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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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差不多有60亿人口，这60亿人口多多少少都得在一起相处。这是否意味着所有的60亿人全都相处融洽呢？要是我们假设只有1%的人是这样那样的害群之马，这就意味着有6000万人在给其他人制造麻烦。这么多坏蛋已经够瞧的了，可要是坏人所占的比例是5%，全世界的捣蛋鬼就有足足3亿了。晚间新闻的素材随处可见，并且出于某种原因，我们总是想听问题，而不是人类状况的欢乐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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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我们就忽略了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至少有95%的人相处融洽，拥有某种指引人类穿越社会迷宫（或日常生活的纷繁复杂）的共同机制。记得有一天，我跟女儿走在北京的一条小街上。导游们一般会带我们走天安门广场旁宽阔的林荫大道，这些街道极为宏伟，合乎比例。可当我们走上小路，想体验一下当地购物的风情，立刻被那里的人口密度吓了一跳。再加上我俩个头太高、态度举止又跟当地民众迥然不同，这也挺叫人惊诧的。但更令我们吃惊的是：我们迅速适应了周围的一切，几分钟之内，我们就融入了人流和环境。所有的一切——不管是过马路还是买东西，都变得轻松又自然。我在纽约的运河街碰上过比在北京更别扭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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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是一个喜欢杀戮、欺骗、偷窃和辱骂的物种。碰上悲剧或紧急事件，我们会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事实上，紧急救援人员（比如搜救巡逻队员）必须专门接受不做英雄的训练，以免为了援救他人而冒不必要的风险。士兵上战场前要被狠狠地打气，才能放手杀人。军队里的豪饮不是为了缓解痛苦，而是为了解除抑制，如此方能执行可怕的任务。那么，为什么我们基本上是一种善良的动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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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喜欢把自己看作理性生物。我们喜欢这样认为：碰到一个问题时，我们能发明出一系列解决方法，提出正反意见，逐一进行评估，然后判断哪一个是最佳选择。毕竟，理性是人类与“动物”的区别所在。但我们选中某个解决办法，真的是因为它最合理吗？在你列出备选清单，向朋友征求意见时，为什么你的朋友会对你说：“何不听从心灵的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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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道德抉择时，是我们的理性自动站出来做了选择么？还是我们的心灵、直觉首先做出了判断，随后理性才出来找原因呢？我们有没有一套道德信念为理性打基础呢？如果有，它从何而来？是来自内心的直觉，还是来自外部的意识？我们是带着一套标准的道德本能下的流水线吗？又或者，道德是我们从零配件市场上单独挑选的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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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这些问题，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们已经争论了几个世纪。柏拉图和康德认为，在我们的道德行为背后有着有意识的理性。休谟主张，人类对是非对错有着即刻的情绪感受。直到最近，所有人都只是围着这些观点缠斗，拿不出具体的证据，但现在情况有了变化。凭借目前的研究技术，我们能够解答好些此类问题。接下来，我们将更深入地探讨直觉自我，以及它对我们的道德决策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会看到，我们其实有着运行特定伦理程序的硬件；我们还会看到，这些伦理程序注重的是哪些事情。我们将了解到，我们的社会化世界如何对它们进行塑造，又如何将其中的一部分变成了只在特定文化中被接纳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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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运行道德程序的硬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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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让我给你提一个道德困境问题。这道题是研究人员专门设计的，用来证明我们的直觉道德判断。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一位非常聪明的心理学家——我们在第3章提到过的乔纳森·海特，把一个挑衅性的问题放到了学生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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