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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是一个喜欢杀戮、欺骗、偷窃和辱骂的物种。碰上悲剧或紧急事件，我们会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事实上，紧急救援人员（比如搜救巡逻队员）必须专门接受不做英雄的训练，以免为了援救他人而冒不必要的风险。士兵上战场前要被狠狠地打气，才能放手杀人。军队里的豪饮不是为了缓解痛苦，而是为了解除抑制，如此方能执行可怕的任务。那么，为什么我们基本上是一种善良的动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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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喜欢把自己看作理性生物。我们喜欢这样认为：碰到一个问题时，我们能发明出一系列解决方法，提出正反意见，逐一进行评估，然后判断哪一个是最佳选择。毕竟，理性是人类与“动物”的区别所在。但我们选中某个解决办法，真的是因为它最合理吗？在你列出备选清单，向朋友征求意见时，为什么你的朋友会对你说：“何不听从心灵的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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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道德抉择时，是我们的理性自动站出来做了选择么？还是我们的心灵、直觉首先做出了判断，随后理性才出来找原因呢？我们有没有一套道德信念为理性打基础呢？如果有，它从何而来？是来自内心的直觉，还是来自外部的意识？我们是带着一套标准的道德本能下的流水线吗？又或者，道德是我们从零配件市场上单独挑选的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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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这些问题，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们已经争论了几个世纪。柏拉图和康德认为，在我们的道德行为背后有着有意识的理性。休谟主张，人类对是非对错有着即刻的情绪感受。直到最近，所有人都只是围着这些观点缠斗，拿不出具体的证据，但现在情况有了变化。凭借目前的研究技术，我们能够解答好些此类问题。接下来，我们将更深入地探讨直觉自我，以及它对我们的道德决策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会看到，我们其实有着运行特定伦理程序的硬件；我们还会看到，这些伦理程序注重的是哪些事情。我们将了解到，我们的社会化世界如何对它们进行塑造，又如何将其中的一部分变成了只在特定文化中被接纳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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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运行道德程序的硬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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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让我给你提一个道德困境问题。这道题是研究人员专门设计的，用来证明我们的直觉道德判断。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一位非常聪明的心理学家——我们在第3章提到过的乔纳森·海特，把一个挑衅性的问题放到了学生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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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莉和马克是姐弟。大学放暑假时，他俩一起到法国去旅行。一天晚上，两人待在海滩边的一座小木屋里。他们想，要是试试做爱的话，一定很有意思。至少，对两人来说，这都是一次全新的体验。朱莉早就在服用避孕药，可为了保险，马克仍然用了避孕套。两人都喜欢性爱，但他俩决定，以后再不跟对方发生关系了。这天晚上会成为两人之间的一个特殊秘密，这让两人感觉更为亲近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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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特问学生们，他们俩的做法可以接受吗？这个故事的用意就是唤起人的内心本能和道德直觉。大多数人会说，这是错的，很恶心。但海特早在实验开始之前就知道这一点。他想挖掘得更深入一点，找出我们都做出这种判断的根本原因，如果有的话。所以，他催促学生道：“告诉我为什么。你的理性大脑是怎么说的？”毫不出奇，许多学生回答，近亲交配可能会导致婴儿畸形，也可能伤害到当事人的感情。但你应该记得，故事里的姐弟使用了两种避孕方式，因此意外怀孕的选项应该可以排除掉。而且，故事还告诉我们，两人并没有受到情感伤害，反而变得更为亲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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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特告诉我们，大多数学生最终会说：“我不知道，我没办法解释，我只知道这是错的。”但倘若说这是错的，你又没法解释为什么，那么它到底是理性判断还是直觉判断呢？是父母、文化或者宗教教给我们“跟亲生兄弟姐妹发生性关系在道德上是错的，因为它可能会带来畸形婴儿”这条理性规则的吗？还是有什么硬件知识库让我们难以判断何为理性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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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伦禁忌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在上一章说到人类共性，乱伦禁忌就是其中之一。所有的文化都有乱伦禁忌。1891年，爱德华·韦斯特马克（Edward Westermarck）提示了它的起源发展。他提出，由于人类无法光靠眼睛自动辨别出谁是自己的直系血亲，于是演变出一套阻碍乱伦的内在机制。这种机制让人没兴趣甚至反感跟从小玩到大的伙伴发生性关系2。大多数时候，这足以阻止乱伦。这一规则预测，一起长大的童年玩伴和堂表亲戚，同直系血亲一样，都难得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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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的集体农庄为这一想法提供了支持证据3。在农庄里，没有亲戚关系的孩子们被集体抚养长大。这些孩子会结下终生的友谊，但彼此结婚的很少。中国台湾还流传着一种叫作“童养媳”的古老传统，它为上述理论提供了更多证据。所谓童养媳，就是一个家庭从小抚养一名女孩，等女孩长大了，就嫁给本家的儿子。这种婚姻往往没有子嗣，因为伴侣们觉得彼此在性方面没有吸引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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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威夷大学（University of Hawaii）的进化心理学家黛布拉·利伯曼（Debra Lieberman）在这些发现上做了扩展5。她不光对与乱伦、互惠利他相关的亲缘识别感兴趣，还想探讨个人乱伦禁忌（和我的姐妹发生性关系是错的）如何变成了普遍性的反对（任何人乱伦都是错的）。这源自父母或社会，还是源自个体内部的本能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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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让研究对象们填写一份家族问卷调查，接着给他们看一份包含了19种他人行为的清单（如兄弟姐妹乱伦、虐待儿童、吸毒、谋杀等），要求按违反道德的轻重程度排序。她发现，只有一个变量能显著预测受试者对他人乱伦行为在道德上错得有多厉害的评价，这就是受试者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有多长时间跟异性兄弟姐妹同住一个屋檐下。跟异性兄弟姐妹住在一起的时间越长，就越认为他人乱伦罪无可恕。它不受血缘关系的影响（兄弟姐妹可能是领养的，也可能是远房的），不受父母、受试者自己或其同辈对性行为的态度的影响，不受性取向的影响，也跟父母维持婚姻关系的时间长短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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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们目前讨论的主题，上述研究的意义在于：对乱伦的整体道德态度，不因后天习得的社会或父母教诲而增强，也不因与兄弟姐妹的血缘亲疏程度而增强。它只随受试者年幼时跟兄弟姐妹（血亲也好，没有血缘关系也好）住在一起的时间长度而增强。这不是一种父母、朋友或宗教老师教给我们的理性习得的行为和态度。倘若它是理性的，对收养的兄弟姐妹或父母再婚带来的兄弟姐妹就应该不适用。这是一个被选择出来的特性，在大部分情况下，它能预防乱伦，避免产下因近亲繁殖、隐性基因外露而造成的畸形后代。我们天生就安上了这把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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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有意识的理性大脑却并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回事。我们的意识大脑是在一种“需知”的基础上工作的，而它只需要知道，兄弟姐妹之间发生性关系是错的。一旦你问：“它为什么是错的？”事情就变得有趣起来。这下子，你激活了有意识推理系统，即解释器，可它并不知道上述答案，除非你研究过新近关于乱伦禁忌的文献资料。不过没问题啦，你的大脑总归会捣腾出些理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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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医学方面的原因，曾有些病人连接大脑左右半球的胼胝体被切断了，而我曾经研究过这些病人。上述研究与我的研究有些关联。裂脑手术把右半球和语言中枢（一般在左半球）隔离了，这样一来，右半球不仅无法跟左半球沟通，也无法向任何人说话。靠着特殊的装置，你可以向病人的一只眼晴发送可视化命令，吩咐右半球做一些事情，比如“把香蕉捡起来”。右半球控制左侧身体的运动，于是左手将会捡起香蕉。接下来，要是你问受试者：“为什么你要把香蕉捡起来呢？”左脑的语言中枢会做出回答，但它不知道为什么左手要捡起香蕉，因为右半球没办法告诉它，是自己这一边看到了指示。但左半球得到了视觉输入：左手上的确拿着一只香蕉。你以为它会说：“天呐，我怎么居然不知道啊？”才不呢！它会说：“我喜欢香蕉。”或者：“我饿了。”又或者：“我不喜欢它掉在地板上。”我把这叫作“解释器模块”。直觉判断是自动冒出来的，而当你被要求做出解释时，解释器会跳出来进行理性解释，好让一切整洁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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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似乎天生就明白的另一点因素是社会交换中的意图。这意味着，要是有人出于偶然没有在社会交换中给予回报，并不会被看成欺骗；可要是有人蓄意不回报，那就跑不了了。给三四岁的小孩讲社会交换的故事，要是故事中的人是有意做出该行为，小孩会判断他“不听话，太淘气”；可要是出于意外才那么做，小孩则不会下此断语6。黑猩猩也能够判断意图。要是有人想帮它们拿食物但却够不着，它们不会恼怒；而要是有人够得着食物，却并不帮它们拿，它们就会发怒7。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汤斯维尔市詹姆斯·库克大学（James Cook University）的心理学讲师劳伦斯·菲迪克（Lawrence Fiddick）指出，在社会交换中检测骗子时，人们检测出蓄意欺骗者的成功率比检测无心欺骗者要高，而在做防范性契约（比方说：“如果你经常跟狗一起干活，那就需要注射狂犬病疫苗”）时，蓄意欺骗者和无心欺骗者的测出率在同一水平8。菲迪克假设，大脑里存在两条独立的先天内置回路，一条用于社会交换，此时不检测无心欺骗更有利；另一条用于防范措施，此时检测出所有的欺骗更为有利。凭借这一假设，菲迪克预测出了人的上述能力。倘若大脑里运行的全是逻辑，那么，你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应当能够检测出骗子，不管对方有意还是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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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不能统治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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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决策都出于理性意识。对这一观点的更深入证据，始于19世纪美国佛蒙特州的一名工人。菲尼亚斯·盖奇（PhineasGage）是个铁路建筑工头，勤快，业务精湛，守规矩，有礼貌，受人敬重。1848年9月的一天早上，他动身去上班，却不知自己会因为一件倒霉事被载入教科书，成为史上最出名的神经创伤幸存者。那天早晨要用火药爆破岩石，为铺设铁轨清理一条路出来。岩石上已经钻好了洞，填进了火药，只等安装导火索，用沙子盖上，用一根长铁棍夯实，然后就引爆。不幸的是，盖奇一定是分心了，因为他在盖上沙子之前就开始夯实火药。火药爆炸了，炸得铁棍划出一条弧线，穿过了盖奇的脑袋。它从左边的脸颊穿入，经过眼窝，穿透了前额叶的一部分，又从头骨顶部射了出来，落在盖奇身后二十多米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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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不是一根火柴棒粗细的棍子。它长1.1米，重6千克，一端直径有3.2厘米，过了大概30厘米之后逐渐收细，另一端直径是0.6厘米。它现在被陈列在哈佛大学的医学博物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盖奇只昏迷了约15分钟，之后就能够连贯而理性地说话了！据当地报纸报道，第二天他就不痛了9。在医生约翰·马丁·哈洛（John Martyn Harlow）的帮助下，盖奇挺过了这次工伤和之后的感染，两个月之后，他回到了位于佛蒙特州莱巴嫩的家里，当然，彻底复原用的时间长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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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个故事足够精彩了，但还不是盖奇出名的原因。菲尼亚斯·盖奇变了。他的记忆和理智跟从前一样，但他的性格跟从前那个和蔼可亲的老实人迥然两样。“他现在脾气没个定，蛮不讲理，粗暴猥亵，对同事毫不尊重。他还不耐烦、顽固、反复无常又优柔寡断，对一切事关将来的行动计划，他都没法坚持。他的朋友们说，他‘不再是盖奇了’。”10他不再遵从社会规范行事了。造成这些改变的，是他大脑的部分区域在事故中受到的损伤，尽管影响并未波及他的推理和记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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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安东尼奥·达马西奥和同事们接触了一系列“盖奇式”的患者，他们都经历过类似的损伤（当然，不是铁棍造成的，而是手术或其他外伤所致），并存在一些共同之处。他们全都不再是“自己”了，无法再按能被社会接受的方式行事。第一名患者叫埃利奥特（Elliot）11，他做手术摘除了前额叶的肿瘤。手术前，他是个尽职的丈夫、负责的父亲、可靠的员工。短短几个月后，他的生活变得一团糟。他非得要人拉扯才起得了床，工作时管理不了时间，没法为长远的将来进行规划，财务状况一塌糊涂，家人也离他而去。他看了几个医生，都搞不懂他到底是怎么了，因为所有测试都显示，他的大脑运作良好。他在智力测验中的得分在平均水平以上；面对问题，他能拿出若干深思熟虑的解决方案。他的感官和运动技能没有变化，常规记忆、言语和语言能力也都是老样子。可达马西奥注意到，他表现出情感上的扁平化倾向，也就是说，他的初级情绪和社会情绪都受到了严重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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