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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利奥特恐怕无法再按能被社会接受的方式做事了。他难以做出适当的决定，达马西奥推测这是因为他没有了情绪。达马西奥认为，在我们做出决定前，每当出现一个选项，都会唤起相应的情绪反应。如果唤起了消极情绪，你还没开始理性分析就会把该选项排除掉。达马西奥提出，情绪在决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完全理性的大脑不是完整的大脑。这些发现有助于人们重新评估情绪在决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事实证明，不管人能想出多少理性的念头，可要做出决定（包括道德困境中的决定），情绪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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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做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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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每时每刻都在做决定。我是现在就起床还是睡个回笼觉呢？我今天该穿什么衣服呢？早餐吃什么？现在锻炼还是以后再锻炼？我们做的决定太多了，以至于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决定。当你驱车上班时，你在决定什么时候踩油门、刹车或者离合器；同时，你还要调整车辆的速度和行进路程以便准时到班，调换电台频道，也许还会打打电话。有趣而又可怕的是，你的大脑在同一时刻只能想一件事情，其他所有的决定都是自动做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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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两种自动化加工过程。开车属于有意（你有开车去上班的意图）和目标导向（准时上班）的加工过程，它是经由学习和练习而逐渐自动化的；弹钢琴或骑自行车也属于这一类加工过程。另一种自动化加工过程则是在前意识中加工知觉事件：你通过看、听、闻、触来感受外界刺激，然后大脑会在你意识到这些刺激之前先加工它们。这个不消耗任何注意资源的加工阶段是没有意识或者意图参与的。这个自动化加工过程实际上是在把你感知到的所有东西放在一个有正有负的量表上评分，正性事件如“这个房间配色很明亮，我喜欢明亮的颜色”，负性事件如“这个房间的配色是白色的，我讨厌白色”。这些评分影响了你选A（总觉得这个餐厅的有些东西我不喜欢，我再看看吧）还是选B（我敢打赌这个餐厅特别棒，就在这里吃吧）。你的自动化加工在帮助你回答具有重要进化意义的问题，比如：“我应该接近还是回避？”这个可以影响你的行为的过程叫作情绪启动（affective priming）。如果我问你为什么不喜欢在第一个餐厅吃饭，你会给我一个理由，但是这个理由一般不会是“我在白色房间里的感到了负性的情绪”，而更可能是“唉，这里的环境就是没办法激起我的食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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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人类The Science Behind What Makes Us U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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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大学的约翰·巴奇（John Bargh）让志愿者坐在电脑前，然后告诉他们屏幕上会闪现一些单词。如果志愿者们觉得看到的词是不好的（如“呕吐”或“暴君”），就用右手按键；如果是好词（如“花园”或“爱情”），就用左手按键。志愿者们不知道的是，在正式闪现需要判断的词之前，另外一个词会先闪现0.01秒，人们无法有意识地觉察到它。如果那个短暂闪现的词是负性的，而需要判断的词也是负性的，那么志愿者们的反应会比在没有被启动的情况下更为迅速；如果短暂闪现的词汇是正性的，而需要判断的词是负性的，那么志愿者则需要更长的时间去做出反应，因为他们需要耗时去把潜在的负性印象调整成正性的12。在后续实验里，巴奇向受试者呈现描写粗鲁行为的词，然后让受试者在实验结束后告诉正在另一个房间里谈话的人实验结束了。结果显示，被描写粗鲁行为的词启动过的受试者比被中性词汇和礼貌词汇启动的受试者更可能去打断那个人的谈话，三种情况下受试者打断谈话的比例分别是66%、38%和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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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管理理论预测，人会偏向犯成本更低的错误14。在考虑进化时，我们假设能够对一个负性线索更快做出反应的人才能存活下来，因此自然进化选择了负性偏差。毕竟，觉察会令人受伤、死亡或生病的因素比察觉到灌木丛上有浆果要重要得多。有浆果的灌木丛数不胜数，但如果你被狮子吃了，有再多浆果也没有意义了。好吧，我们确实有相当厉害的负性偏差！受试者们从中性情绪的面孔中找出愤怒面孔的速度比找出开心面孔的速度要快15。一只蟑螂或蠕虫会糟蹋好好的一盘食物，但是放在一窝虫子上的美食却并不会使这些虫子变得可以食用。而且，不道德的行为有着几乎无法令人忘却的负面影响。心理系的本科生们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人要冒着生命危险独自救下多少人的性命，才能够使他谋杀一个人的罪行被原谅？这些学生们的回答的中位数是2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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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保罗·罗津（Paul Rozin）和爱德华·罗伊兹曼（Edward Royzman）记录并评审了这种负性偏差。他们告诉我们，这种负性偏差在我们的生命中无处不在。负性刺激会使血压、心输出量以及心率升高17。它们会抓住我们的注意力（所以报纸总是报道坏消息）。比起识别正面的情绪，我们识别负面情绪的能力更强。负性偏差还会影响我们的心境、我们建立对他人印象的方式、对完美的探寻（书上的一点点污渍会使其价值大大下降）以及道德判断。我们甚至拥有更多种负性的情绪；而比起描述好的感觉的词汇，我们也有更多描述痛苦的词汇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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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津和罗伊兹曼提出，负性偏差的适应性价值在于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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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负性事件相当危险。你可能会被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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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负性事件很复杂。你是应该逃跑、战斗、一动不动，还是躲起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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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负性事件可能会在一瞬间发生。“这里有条蛇！”“这里有只狮子！”而且这样的危险需要人迅速反应——这可能就是为什么速度更快的自动化加工会被进化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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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负性事件可能是会传染的，如坏掉的食物、尸体、病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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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先讨论情绪时，我们知道了信息会首先通过丘脑，然后经过感觉加工区域，最后到达前额叶。然而，在杏仁核有一条捷径，专门对与以往遇到的危险相关的模式做出反应。杏仁核不仅影响你的运动系统，还会改变你的想法。你对威胁（负性）信息迅速做出的恐惧、厌恶和愤怒这样一些情绪反应，会影响你对接下来的信息的加工。它会将你的注意力集中在负性刺激上。你不会想到马苏里拉奶酪看起来很新鲜，罗勒 [28]很香，番茄又红又多汁；你会想：恶心，我的食盘里有一堆头发，我才不会吃呢！事实上，我永远不会再吃这种东西了！这就是我们的负性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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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跟负性刺激的紧急状态无法相提并论，但还是有些事情会从正面影响我们。其中一种效应与无意识模仿有关。巴奇和塔尼娅·沙特朗（Tanya Chartrand）发现，被指派与陌生人一起完成任务的人在陌生人模仿他们行为的情况下会更容易喜欢那个陌生人，他们之间的互动也会更加顺利。他们也会在无意中更倾向于模仿这个陌生人的行为18。研究者们假设自动化的模仿会增加好感度并促进社会互动。当你最初见到一个人时，你会形成一个第一印象，而这个印象通常与经过长期接触和观察所形成的印象基本上一致19。事实上，不同的观察者对同一个陌生人的性格会有相当一致的评价，而这个评价与这个陌生人对自己性格特点的评价也几乎一样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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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会令新生儿复制母亲的表情，跟母亲一样伸出舌头或微笑。一个相关的正面影响是：人们倾向于同意自己喜欢的人21（你的朋友告诉你说她的邻居是个蠢货，所以你倾向于同意她的说法），除非这个说法与自己已有的知识相矛盾（你跟那个邻居有私交，觉得她是个挺不错的人）。偏见甚至会无意识地被我们所处的物理位置所影响。相比伸直手臂（推开）来说，人们在手臂弯曲（接受）的时候更喜欢一个新奇的刺激22。在一项研究中，半数受试者需要在词语是正性的时候将操纵杆拉向自己，而在词语是负性的时候推开操纵杆；另外半数则需要做出相反的反应。在前一种情况中，受试者对正性词语的反应更快。实验者们之后又做了一次相似的实验，让受试者对所有的词全都拉操纵杆或者全都推操纵杆。而在这个实验中，需要推操纵杆的受试者对负性词汇比对正性词汇反应更快；需要拉操纵杆的受试者则刚好相反，他们对正性词汇的反应更快23。我们所做的所有决定，包括道德决策，都基于是接近还是回避。如果这个刺激是好的，那么我们会接近；而如果它是坏的，我们就会回避，这种偏差机制可以引发我们从“新生儿工厂”里获得的标准配置——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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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判断的神经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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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个叫作“电车两难困境”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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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失控的有轨电车正飞驰向五个人，如果照这样下去，这五人都会被撞死。救他们的唯一办法是拉下换轨杆使这辆电车变换轨道，这样的话就会有一个人被撞死，而不是那五个人。你会使这辆电车变换轨道，用一个人的生命拯救五个人的生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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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跟大多数人一样，你会回答“我会”，死掉一个人总比死掉五个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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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试试下一个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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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辆电车将要撞死五个铁路工人。你现在站在人行桥上，边上有一个很胖的陌生人。这座人行桥在铁轨的正上方，也在那辆电车和那五个人中间。如果把这个陌生人推下桥，掉到铁轨上，他的身躯就可以使那辆列车停下来。如果你这样做的话，这个胖胖的陌生人会死掉，但那五个工人会得救。你会把这个陌生人推向死亡来救那五个人吗？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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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人会回答“不会”。为什么在死亡和得救的人数一样的时候，会有如此不一样的选择呢？现在你的解释器会怎么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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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的一位从哲学改行成为神经科学家的学者乔舒亚·格林（Joshua Greene）认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分歧，是因为第一个场景更加非个人化。你按下按钮这个动作不与任何人有身体接触。第二个场景则很个人化。你需要亲手把这个陌生人推下桥。格林试图从我们的进化环境中寻找答案。我们祖先的生存环境是这样的：在他们生活的小规模社会群体中，大家都认识对方，所以大家的行为都是个人层面的，会被情绪所调控。我们必然会进化出一种用于对个人化的道德困境做出反应的机制，这是一个由自然选择的、有利于生存或繁衍的反应。事实果然如此。当格林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观察哪些脑区与这些困境相关时，他发现在个人化的两难情境中，与情绪和社会认知相关的脑区活动增强了。而非个人化的两难困境并不是古老的社会环境的一部分，所以当面对非个人化的困境时，大脑并没有预设的反应，而是需要有意识地思考。在面对非个人困境时，与抽象推理和问题解决相关的脑区活动增强了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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