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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们目前讨论的主题，上述研究的意义在于：对乱伦的整体道德态度，不因后天习得的社会或父母教诲而增强，也不因与兄弟姐妹的血缘亲疏程度而增强。它只随受试者年幼时跟兄弟姐妹（血亲也好，没有血缘关系也好）住在一起的时间长度而增强。这不是一种父母、朋友或宗教老师教给我们的理性习得的行为和态度。倘若它是理性的，对收养的兄弟姐妹或父母再婚带来的兄弟姐妹就应该不适用。这是一个被选择出来的特性，在大部分情况下，它能预防乱伦，避免产下因近亲繁殖、隐性基因外露而造成的畸形后代。我们天生就安上了这把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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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有意识的理性大脑却并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回事。我们的意识大脑是在一种“需知”的基础上工作的，而它只需要知道，兄弟姐妹之间发生性关系是错的。一旦你问：“它为什么是错的？”事情就变得有趣起来。这下子，你激活了有意识推理系统，即解释器，可它并不知道上述答案，除非你研究过新近关于乱伦禁忌的文献资料。不过没问题啦，你的大脑总归会捣腾出些理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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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人类The Science Behind What Makes Us U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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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医学方面的原因，曾有些病人连接大脑左右半球的胼胝体被切断了，而我曾经研究过这些病人。上述研究与我的研究有些关联。裂脑手术把右半球和语言中枢（一般在左半球）隔离了，这样一来，右半球不仅无法跟左半球沟通，也无法向任何人说话。靠着特殊的装置，你可以向病人的一只眼晴发送可视化命令，吩咐右半球做一些事情，比如“把香蕉捡起来”。右半球控制左侧身体的运动，于是左手将会捡起香蕉。接下来，要是你问受试者：“为什么你要把香蕉捡起来呢？”左脑的语言中枢会做出回答，但它不知道为什么左手要捡起香蕉，因为右半球没办法告诉它，是自己这一边看到了指示。但左半球得到了视觉输入：左手上的确拿着一只香蕉。你以为它会说：“天呐，我怎么居然不知道啊？”才不呢！它会说：“我喜欢香蕉。”或者：“我饿了。”又或者：“我不喜欢它掉在地板上。”我把这叫作“解释器模块”。直觉判断是自动冒出来的，而当你被要求做出解释时，解释器会跳出来进行理性解释，好让一切整洁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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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似乎天生就明白的另一点因素是社会交换中的意图。这意味着，要是有人出于偶然没有在社会交换中给予回报，并不会被看成欺骗；可要是有人蓄意不回报，那就跑不了了。给三四岁的小孩讲社会交换的故事，要是故事中的人是有意做出该行为，小孩会判断他“不听话，太淘气”；可要是出于意外才那么做，小孩则不会下此断语6。黑猩猩也能够判断意图。要是有人想帮它们拿食物但却够不着，它们不会恼怒；而要是有人够得着食物，却并不帮它们拿，它们就会发怒7。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汤斯维尔市詹姆斯·库克大学（James Cook University）的心理学讲师劳伦斯·菲迪克（Lawrence Fiddick）指出，在社会交换中检测骗子时，人们检测出蓄意欺骗者的成功率比检测无心欺骗者要高，而在做防范性契约（比方说：“如果你经常跟狗一起干活，那就需要注射狂犬病疫苗”）时，蓄意欺骗者和无心欺骗者的测出率在同一水平8。菲迪克假设，大脑里存在两条独立的先天内置回路，一条用于社会交换，此时不检测无心欺骗更有利；另一条用于防范措施，此时检测出所有的欺骗更为有利。凭借这一假设，菲迪克预测出了人的上述能力。倘若大脑里运行的全是逻辑，那么，你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应当能够检测出骗子，不管对方有意还是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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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不能统治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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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决策都出于理性意识。对这一观点的更深入证据，始于19世纪美国佛蒙特州的一名工人。菲尼亚斯·盖奇（PhineasGage）是个铁路建筑工头，勤快，业务精湛，守规矩，有礼貌，受人敬重。1848年9月的一天早上，他动身去上班，却不知自己会因为一件倒霉事被载入教科书，成为史上最出名的神经创伤幸存者。那天早晨要用火药爆破岩石，为铺设铁轨清理一条路出来。岩石上已经钻好了洞，填进了火药，只等安装导火索，用沙子盖上，用一根长铁棍夯实，然后就引爆。不幸的是，盖奇一定是分心了，因为他在盖上沙子之前就开始夯实火药。火药爆炸了，炸得铁棍划出一条弧线，穿过了盖奇的脑袋。它从左边的脸颊穿入，经过眼窝，穿透了前额叶的一部分，又从头骨顶部射了出来，落在盖奇身后二十多米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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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不是一根火柴棒粗细的棍子。它长1.1米，重6千克，一端直径有3.2厘米，过了大概30厘米之后逐渐收细，另一端直径是0.6厘米。它现在被陈列在哈佛大学的医学博物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盖奇只昏迷了约15分钟，之后就能够连贯而理性地说话了！据当地报纸报道，第二天他就不痛了9。在医生约翰·马丁·哈洛（John Martyn Harlow）的帮助下，盖奇挺过了这次工伤和之后的感染，两个月之后，他回到了位于佛蒙特州莱巴嫩的家里，当然，彻底复原用的时间长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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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个故事足够精彩了，但还不是盖奇出名的原因。菲尼亚斯·盖奇变了。他的记忆和理智跟从前一样，但他的性格跟从前那个和蔼可亲的老实人迥然两样。“他现在脾气没个定，蛮不讲理，粗暴猥亵，对同事毫不尊重。他还不耐烦、顽固、反复无常又优柔寡断，对一切事关将来的行动计划，他都没法坚持。他的朋友们说，他‘不再是盖奇了’。”10他不再遵从社会规范行事了。造成这些改变的，是他大脑的部分区域在事故中受到的损伤，尽管影响并未波及他的推理和记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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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安东尼奥·达马西奥和同事们接触了一系列“盖奇式”的患者，他们都经历过类似的损伤（当然，不是铁棍造成的，而是手术或其他外伤所致），并存在一些共同之处。他们全都不再是“自己”了，无法再按能被社会接受的方式行事。第一名患者叫埃利奥特（Elliot）11，他做手术摘除了前额叶的肿瘤。手术前，他是个尽职的丈夫、负责的父亲、可靠的员工。短短几个月后，他的生活变得一团糟。他非得要人拉扯才起得了床，工作时管理不了时间，没法为长远的将来进行规划，财务状况一塌糊涂，家人也离他而去。他看了几个医生，都搞不懂他到底是怎么了，因为所有测试都显示，他的大脑运作良好。他在智力测验中的得分在平均水平以上；面对问题，他能拿出若干深思熟虑的解决方案。他的感官和运动技能没有变化，常规记忆、言语和语言能力也都是老样子。可达马西奥注意到，他表现出情感上的扁平化倾向，也就是说，他的初级情绪和社会情绪都受到了严重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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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利奥特恐怕无法再按能被社会接受的方式做事了。他难以做出适当的决定，达马西奥推测这是因为他没有了情绪。达马西奥认为，在我们做出决定前，每当出现一个选项，都会唤起相应的情绪反应。如果唤起了消极情绪，你还没开始理性分析就会把该选项排除掉。达马西奥提出，情绪在决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完全理性的大脑不是完整的大脑。这些发现有助于人们重新评估情绪在决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事实证明，不管人能想出多少理性的念头，可要做出决定（包括道德困境中的决定），情绪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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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做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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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每时每刻都在做决定。我是现在就起床还是睡个回笼觉呢？我今天该穿什么衣服呢？早餐吃什么？现在锻炼还是以后再锻炼？我们做的决定太多了，以至于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决定。当你驱车上班时，你在决定什么时候踩油门、刹车或者离合器；同时，你还要调整车辆的速度和行进路程以便准时到班，调换电台频道，也许还会打打电话。有趣而又可怕的是，你的大脑在同一时刻只能想一件事情，其他所有的决定都是自动做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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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两种自动化加工过程。开车属于有意（你有开车去上班的意图）和目标导向（准时上班）的加工过程，它是经由学习和练习而逐渐自动化的；弹钢琴或骑自行车也属于这一类加工过程。另一种自动化加工过程则是在前意识中加工知觉事件：你通过看、听、闻、触来感受外界刺激，然后大脑会在你意识到这些刺激之前先加工它们。这个不消耗任何注意资源的加工阶段是没有意识或者意图参与的。这个自动化加工过程实际上是在把你感知到的所有东西放在一个有正有负的量表上评分，正性事件如“这个房间配色很明亮，我喜欢明亮的颜色”，负性事件如“这个房间的配色是白色的，我讨厌白色”。这些评分影响了你选A（总觉得这个餐厅的有些东西我不喜欢，我再看看吧）还是选B（我敢打赌这个餐厅特别棒，就在这里吃吧）。你的自动化加工在帮助你回答具有重要进化意义的问题，比如：“我应该接近还是回避？”这个可以影响你的行为的过程叫作情绪启动（affective priming）。如果我问你为什么不喜欢在第一个餐厅吃饭，你会给我一个理由，但是这个理由一般不会是“我在白色房间里的感到了负性的情绪”，而更可能是“唉，这里的环境就是没办法激起我的食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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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大学的约翰·巴奇（John Bargh）让志愿者坐在电脑前，然后告诉他们屏幕上会闪现一些单词。如果志愿者们觉得看到的词是不好的（如“呕吐”或“暴君”），就用右手按键；如果是好词（如“花园”或“爱情”），就用左手按键。志愿者们不知道的是，在正式闪现需要判断的词之前，另外一个词会先闪现0.01秒，人们无法有意识地觉察到它。如果那个短暂闪现的词是负性的，而需要判断的词也是负性的，那么志愿者们的反应会比在没有被启动的情况下更为迅速；如果短暂闪现的词汇是正性的，而需要判断的词是负性的，那么志愿者则需要更长的时间去做出反应，因为他们需要耗时去把潜在的负性印象调整成正性的12。在后续实验里，巴奇向受试者呈现描写粗鲁行为的词，然后让受试者在实验结束后告诉正在另一个房间里谈话的人实验结束了。结果显示，被描写粗鲁行为的词启动过的受试者比被中性词汇和礼貌词汇启动的受试者更可能去打断那个人的谈话，三种情况下受试者打断谈话的比例分别是66%、38%和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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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管理理论预测，人会偏向犯成本更低的错误14。在考虑进化时，我们假设能够对一个负性线索更快做出反应的人才能存活下来，因此自然进化选择了负性偏差。毕竟，觉察会令人受伤、死亡或生病的因素比察觉到灌木丛上有浆果要重要得多。有浆果的灌木丛数不胜数，但如果你被狮子吃了，有再多浆果也没有意义了。好吧，我们确实有相当厉害的负性偏差！受试者们从中性情绪的面孔中找出愤怒面孔的速度比找出开心面孔的速度要快15。一只蟑螂或蠕虫会糟蹋好好的一盘食物，但是放在一窝虫子上的美食却并不会使这些虫子变得可以食用。而且，不道德的行为有着几乎无法令人忘却的负面影响。心理系的本科生们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人要冒着生命危险独自救下多少人的性命，才能够使他谋杀一个人的罪行被原谅？这些学生们的回答的中位数是2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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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保罗·罗津（Paul Rozin）和爱德华·罗伊兹曼（Edward Royzman）记录并评审了这种负性偏差。他们告诉我们，这种负性偏差在我们的生命中无处不在。负性刺激会使血压、心输出量以及心率升高17。它们会抓住我们的注意力（所以报纸总是报道坏消息）。比起识别正面的情绪，我们识别负面情绪的能力更强。负性偏差还会影响我们的心境、我们建立对他人印象的方式、对完美的探寻（书上的一点点污渍会使其价值大大下降）以及道德判断。我们甚至拥有更多种负性的情绪；而比起描述好的感觉的词汇，我们也有更多描述痛苦的词汇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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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津和罗伊兹曼提出，负性偏差的适应性价值在于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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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负性事件相当危险。你可能会被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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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负性事件很复杂。你是应该逃跑、战斗、一动不动，还是躲起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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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负性事件可能会在一瞬间发生。“这里有条蛇！”“这里有只狮子！”而且这样的危险需要人迅速反应——这可能就是为什么速度更快的自动化加工会被进化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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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负性事件可能是会传染的，如坏掉的食物、尸体、病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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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先讨论情绪时，我们知道了信息会首先通过丘脑，然后经过感觉加工区域，最后到达前额叶。然而，在杏仁核有一条捷径，专门对与以往遇到的危险相关的模式做出反应。杏仁核不仅影响你的运动系统，还会改变你的想法。你对威胁（负性）信息迅速做出的恐惧、厌恶和愤怒这样一些情绪反应，会影响你对接下来的信息的加工。它会将你的注意力集中在负性刺激上。你不会想到马苏里拉奶酪看起来很新鲜，罗勒 [28]很香，番茄又红又多汁；你会想：恶心，我的食盘里有一堆头发，我才不会吃呢！事实上，我永远不会再吃这种东西了！这就是我们的负性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