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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跟负性刺激的紧急状态无法相提并论，但还是有些事情会从正面影响我们。其中一种效应与无意识模仿有关。巴奇和塔尼娅·沙特朗（Tanya Chartrand）发现，被指派与陌生人一起完成任务的人在陌生人模仿他们行为的情况下会更容易喜欢那个陌生人，他们之间的互动也会更加顺利。他们也会在无意中更倾向于模仿这个陌生人的行为18。研究者们假设自动化的模仿会增加好感度并促进社会互动。当你最初见到一个人时，你会形成一个第一印象，而这个印象通常与经过长期接触和观察所形成的印象基本上一致19。事实上，不同的观察者对同一个陌生人的性格会有相当一致的评价，而这个评价与这个陌生人对自己性格特点的评价也几乎一样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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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会令新生儿复制母亲的表情，跟母亲一样伸出舌头或微笑。一个相关的正面影响是：人们倾向于同意自己喜欢的人21（你的朋友告诉你说她的邻居是个蠢货，所以你倾向于同意她的说法），除非这个说法与自己已有的知识相矛盾（你跟那个邻居有私交，觉得她是个挺不错的人）。偏见甚至会无意识地被我们所处的物理位置所影响。相比伸直手臂（推开）来说，人们在手臂弯曲（接受）的时候更喜欢一个新奇的刺激22。在一项研究中，半数受试者需要在词语是正性的时候将操纵杆拉向自己，而在词语是负性的时候推开操纵杆；另外半数则需要做出相反的反应。在前一种情况中，受试者对正性词语的反应更快。实验者们之后又做了一次相似的实验，让受试者对所有的词全都拉操纵杆或者全都推操纵杆。而在这个实验中，需要推操纵杆的受试者对负性词汇比对正性词汇反应更快；需要拉操纵杆的受试者则刚好相反，他们对正性词汇的反应更快23。我们所做的所有决定，包括道德决策，都基于是接近还是回避。如果这个刺激是好的，那么我们会接近；而如果它是坏的，我们就会回避，这种偏差机制可以引发我们从“新生儿工厂”里获得的标准配置——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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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判断的神经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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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个叫作“电车两难困境”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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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失控的有轨电车正飞驰向五个人，如果照这样下去，这五人都会被撞死。救他们的唯一办法是拉下换轨杆使这辆电车变换轨道，这样的话就会有一个人被撞死，而不是那五个人。你会使这辆电车变换轨道，用一个人的生命拯救五个人的生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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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跟大多数人一样，你会回答“我会”，死掉一个人总比死掉五个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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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试试下一个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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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辆电车将要撞死五个铁路工人。你现在站在人行桥上，边上有一个很胖的陌生人。这座人行桥在铁轨的正上方，也在那辆电车和那五个人中间。如果把这个陌生人推下桥，掉到铁轨上，他的身躯就可以使那辆列车停下来。如果你这样做的话，这个胖胖的陌生人会死掉，但那五个工人会得救。你会把这个陌生人推向死亡来救那五个人吗？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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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人会回答“不会”。为什么在死亡和得救的人数一样的时候，会有如此不一样的选择呢？现在你的解释器会怎么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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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的一位从哲学改行成为神经科学家的学者乔舒亚·格林（Joshua Greene）认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分歧，是因为第一个场景更加非个人化。你按下按钮这个动作不与任何人有身体接触。第二个场景则很个人化。你需要亲手把这个陌生人推下桥。格林试图从我们的进化环境中寻找答案。我们祖先的生存环境是这样的：在他们生活的小规模社会群体中，大家都认识对方，所以大家的行为都是个人层面的，会被情绪所调控。我们必然会进化出一种用于对个人化的道德困境做出反应的机制，这是一个由自然选择的、有利于生存或繁衍的反应。事实果然如此。当格林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观察哪些脑区与这些困境相关时，他发现在个人化的两难情境中，与情绪和社会认知相关的脑区活动增强了。而非个人化的两难困境并不是古老的社会环境的一部分，所以当面对非个人化的困境时，大脑并没有预设的反应，而是需要有意识地思考。在面对非个人困境时，与抽象推理和问题解决相关的脑区活动增强了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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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马克·豪泽则认为，道德判断中有太多其他的变量了，仅仅将这些情境简单分为个人化和非个人化是不可行的。他认为，这个分歧可以通过一个哲学原则来解释，那就是：如果在为了获得更大利益而行动的过程中产生了伤害他人的副产品，这是可以被接受的；而运用伤害他人的手段去获得更大的利益则是不被允许的26——也就是说，手段不正当，结果也不正当。这种对行为的讨论是基于意图的：在前一种情境中的意图是尽量救更多的人，而在第二种情境中则是不去伤害无辜的旁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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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拉下换轨杆所产生的情绪是中性的，既不好也不坏。所以我们不会被直觉偏见或情绪所影响，从而可以理性地去思考这个问题——用一个人的生命救五个人比让五个人死而救一个人更合适。而在第二种情境中，将一个无辜的人推下桥则不会只产生中性情绪。这个行为会让我们感到难受：别这样做！当然，如果我们是那个胖胖的陌生人，那我们很可能根本不会有跳下桥这个念头，因为这个念头比推人下桥更不好。达特茅斯学院的让娜·博格（Jana Borg）和她的同事决定进一步探索这个问题。他们发现后颞上沟负责加工较困难的个人化困境，而前颞上沟则负责加工简单的个人化困境。他们假设后颞上沟可能被用于能激发思考的、首次出现的场景，而前颞上沟则更多地负责以前解决过的、更为程式化的决策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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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还是不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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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从发现自己可以自动而迅速地做出一个道德判断开始。虽然没有办法从逻辑上解释这个判断，我们还是会试图给出一个解释。避免乱伦就是这样一个被我们认为是与生俱来的道德行为的例子。在电车两难困境中，我们还知道了道德判断并不是完全理性的，而是要取决于具体情境（自动化的偏差、个人化或非个人化情境），取决于行动是否是必要的，还取决于意图和情绪（如达马西奥的病人埃利奥特）。我们发现，有一些自动化加工的行为是后天习得的（如开车），而有一些则是天生的（根据负性偏差选择接近或回避刺激）。后者会被情绪所影响，而情绪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天生的。在知道了这些东西以后，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大脑是怎么工作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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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我们认为大脑是一个综合功能器官，它解决任何问题的能力都是相等的——虽然说现在这么想的人在减少，但还是有人是这样认为的。如果这个想法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学分子生物学就应该跟学说话一样简单，而且我们也一定能跟搞懂逻辑问题一样搞懂伟大的进化心理学家莱达·科斯米德斯提出的社会交换问题。看上去我们的大脑确实在进化过程中发展出了各司其职的神经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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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大脑具有各司其职的神经回路的理论被称作模块大脑理论（modular brain theory）。我在多年前的《社会性大脑》一书中就首次提及了这个观点。当时，大多数神经心理学的知识表明，损伤患者大脑的不同部位会导致不一样且特定的功能缺失，所以我的这个观点似乎是比较靠谱的。如果一个特定的脑区被破坏了，那么就会导致特定的语言、思维、知觉、注意等功能的障碍。然而，没有人的脑功能缺失现象会比裂脑病人更戏剧化了——裂脑病人的例子证明，人类的左脑会专门负责一组能力，而右脑则专门负责另一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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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模块说被进化心理学家们发展壮大了。举个例子，科斯米德斯和图比将“模块”定义为“为了应对自然选择的压力而进化出的心理加工单元”。然而，从神经学的文献来看，模块们并不是仅仅毫无联系地堆砌在一起的一些方块。现代脑成像研究表明，连接这些模块的神经回路可以是十分发散的。同时，模块是通过如何加工信息，而不是接收什么信息（被什么信息输入或者刺激所激活）来定义的。显然，在进化史中，这些模块进化成了对环境中的特殊刺激有着特殊反应方式的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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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今，进化的速度已经难以跟上世界变化的速度了。我们在接收着更多种类的信息，而脑中的模块仍然只能跟以前一样被激活。虽然刺激的范围变广了，但对它们的自动化反应还是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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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大脑还被束缚着。有些事情大脑是无法完成、无法学习或无法理解的。出于同样的原因，一条狗无法理解为什么你这么在乎刚被它咬坏的古驰牌皮鞋——毕竟，皮子就是皮子嘛。但是它大概感觉到这不是个明智的举措了。有些事情只需要尝试一次，大脑就会记住，而有些事情则要尝试很多次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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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无法完成所有的事情是一个难以掌握的概念，因为去构思大脑无法掌握的事情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比如，请再次解释一下四维的概念，以及时间不是线性的这一概念。一般来说，大脑懒到只会去做最低限度的工作，因为使用直觉模块既简单又迅捷，而且所需求的工作量也是最少的。这就是大脑的原始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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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有许多研究道德和伦理的学者1提出，我们的大脑模块是进化出来应对我们作为猎人和采集者的祖先们所常见的特殊情况的。他们生活在一个几乎人人都是亲戚的社会空间中，偶尔会遇到其他群组的人（其中有些群组的血缘关系可能更加深厚一些），但无一例外地需要解决生存问题，也就是吃东西以及避免被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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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是一个社会世界，他们通常所需要应对的特殊情境常常会与他人有关，而这些情境中的一部分则涉及被我们认为是道德或伦理的问题。这些模块会产生特定的知觉概念，使我们得以建立我们所居住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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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人类道德的五大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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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会引起一个自动化的同意（接近）或拒绝（回避）的加工过程，这个过程使得人们进入一种强烈的情绪状态，继而产生激发人去行动的道德直觉，而大脑则会在行动或判断产生之后解释自己的行为，以此给它并不了解的自动化反应一个合理的解释。这些反应中就包括通常并不是由道德推理产生的道德判断。但是，理性自我偶尔还是会参与到这个判断过程中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