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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惠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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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交换是社会的黏合剂，而情绪则是社会交换的黏合剂。许多道德情绪在婴儿和其他动物中就可以看到前身，它们极有可能是在互惠利他的情境中产生的。我们之前讲过，社会交换起作用的前提是社会契约已经建立并被大家所尊重。契约的形式是：如果我为你做一件事，那么你在以后也会为我做同等分量的事。在上一章帮我们解释了同族利他行为的罗伯特·特里弗斯认为，在互惠利他行为中，是情绪中和了我们的直觉和行为。我们将会与我们相信的人进行互惠活动，我们也相信那些有互惠行为的人。有两种人是互惠行为的存在所必需的——不喜欢被欺骗并会为此采取行动的人，以及会因为作弊而感到愧疚且不喜欢愧疚的人，他们共同创造了一个令诚信不会在自然竞争中被作弊击败的社会。虽然有证据表明互惠也存在于一小部分动物中，比如吸血蝙蝠和孔雀鱼，但它们的互惠也只存在于一对一的基础上。人类会四处传播消息，告诉其他人谁爱违背互惠规则，谁又是值得信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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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互惠相关的道德情绪有同情、鄙视、愤怒、愧疚、羞愧以及感激。首先，同情可以触发交换：“好的，我会帮你的。”愤怒使你去惩罚作弊者，它是对于不公平的一种可以激发复仇行为的反应。鄙视是去唾弃那些在社会交换中没有尽力或者达不到个体心中理想标准的人，并对这些人产生道德上的优越感。鄙视某人会弱化其他情绪，比如怜悯，并减少未来社会交换的可能。感激既是社会交换的结果，也会对发现作弊者的人产生。互惠模块的自动化加工过程是这样的：还债、合作、惩罚作弊者是好的，接近；而作弊是坏的，回避。这个过程是从直觉互惠中的平等、公正、信赖以及耐心中衍生而来的。然而，互惠并不是建立在与生俱来的公平感之上，它是建立在我们与生俱来的互惠观念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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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人类The Science Behind What Makes Us U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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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大学教授向一群他们不认识的人寄了圣诞贺卡。令人意外的是，大多数人都回了贺卡，而且大多数回贺卡的人都没有问他们是谁34。慈善机构发现，当他们在请求别人捐款的时候，如果附上一点诸如回信地址贴这样的小礼物，收到的捐款会是原来的两倍。互惠是一种强烈的直觉，但即使公平感是从互惠中衍生出来的，互惠仍无法决定公平感。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的经济学和法学教授弗农·史密斯（Vernon L.Smith）证明了这个观点35，36，37。他开展了一个叫作最后通牒游戏的实验。在这个实验中，你要给戴夫100美元并让他与阿尔分享。戴夫要在给阿尔钱之前说明自己会给多少钱。如果阿尔拒绝了这个提议，那么两人都什么也得不到。理性的提议应该是给阿尔1美元。阿尔会接受它，因为这总比得不到钱要好。但是只获得很少钱数提议的受试者会拒绝这个提议。这样的提议让他们生气，因此用拒绝提议来惩罚对方，留下一个两败俱伤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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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最后通牒游戏的多数人都会给对方一个50美元的提议。这会让人觉得很公正。然而，在一组大学生中，如果你把这个游戏改一下，使得戴夫必须在班上的常识测试中排名在前一半才有权做出提议，而阿尔必须接受戴夫的任何提议（现在这个游戏被称作独裁者游戏），戴夫的行为就会变得不那么慷慨了。他不会像在最后通牒游戏中那样，提出对半分的提议。如果戴夫认为阿尔不知道他的身份，他也会变得吝啬。如果戴夫认为研究者不知道他的身份，那么有70%的人会在独裁者游戏里完全不给对方任何钱。史密斯认为，这个实验结果就好像戴夫们认为即使别人知道自己不按社会常理出牌，自己也不会被反过来这样对待一样。这个游戏里的动机显然不是公平，而是机会。史密斯认为，戴夫们在最初的游戏中的公平行为是因为他们需要保持自己“乐于互惠”这个良好的个人形象；而当他们的个人信息是保密的，或者他们的社会地位更高的时候，公平就不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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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斯又一次对这个游戏进行了改编，让戴夫和阿尔把一个游戏重复玩很多次，而不是只玩一次。一次游戏分为很多轮，戴夫和阿尔在第一轮中都可以选择拿钱或不拿钱，如果双方都选择不拿钱，就进入下一轮，而每一轮的钱数会随着轮数的增加而增加。最终，如果到了一个特定的轮数时，两方都决定不拿钱，游戏就会结束，戴夫会拿到所有钱。如果游戏中大家都是理性的，阿尔应该会在这最后一轮选择拿钱，而戴夫应该知道阿尔会这样做，所以会在倒数第二轮选择拿钱，以此类推，所以理性的人会在第一次机会中就拿走钱。但是学生们不会这样做。他们会让戴夫在最后一轮拿走钱，然后期待他在下一个试次中会有慷慨互惠的举动。这就是罗伯特·弗兰克的承诺模型：双方都知道对方是谁，也知道他们在玩一个重复多次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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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实验被推广到了世界范围，受试者群体也不再仅是大学生了。来自四个大洲以及新几内亚的15个小型社区参与了这个实验。虽然结果不尽相同（低价提议在一些社区中被接受，而在另一些社区中则被拒绝），但实验者们发现，没有一个社区的人群在这个游戏中是完全自私的。他们如何玩这个游戏取决于当地的社会合作有多重要，以及他们的市场和贸易有多独立。玩家的个人经济状况或人口学因素对实验结果没有任何影响，而他们的游戏行为与其日常互动中的行为模式十分相似38。社区中非族群关系的互惠贸易越多，来自这个社区的人就越可能给出平等的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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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苦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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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受苦的关注，或者说对他人表现出的生理痛苦的不喜爱或敏感，以及对痛苦制造者的厌恶，对一个需要长期养育无法独立的婴儿的母亲来说，是一种优秀的适应性结果。任何增加后代生存机会的适应性结果都应当会被自然所选择，而发现后代在受苦的能力就属于其中之一。同情、怜悯以及共情很可能是源于模仿，而模仿导致了母婴间的连接和依恋，从而增加了后代存活的概率。海特认为社会是从怜悯和仁慈这些直觉伦理的美德中衍生的产物，但我们可以在这些美德之中再加上正义之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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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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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与在一个重视地位的社会中生存息息相关。我们是从一个无论性还是社交中都盛行着支配和地位的社会群组里演化出来的。我们的近亲黑猩猩一直都很重视等级和支配，而我们人类也是一样。甚至在平等主义社会中，等级也存在于社会地位、工作机构以及性竞争中。无论一个社会多么平等，总会有一些人更适应环境、更吸引人，从而得到更高的异性评价。而且，总需要有人去组织委员会议，否则混乱就会接踵而至。沉着地支配或使用权力的直觉行为会使人变得令人尊重，这是一种成功的行为。我们看到内疚和羞愧在社会交换中的作用，但它们也可以推动人们按照社会可以接受的方式行事，并指引人们在一个有等级制度的社会中生存。内疚是指认为自己伤害了别人或给别人带来了痛苦的信念，它可以激发助人行为——特别是当这个人被抓了现行，此时的内疚就会变成羞愧。羞愧是人在违反社会规范被他人看到后会产生的情绪。它驱使人躲藏或退缩，有这样的情绪说明一个人懂得自己违背了社会规范，这种情绪也使这个人因为违反社会规范而被攻击的可能性减少。内疚和羞愧可以作为所有道德模块的动机。尴尬则通常是人们在比自己等级高的人身边所感受到的情绪。它使人们以正确的方式展示自己，并向权威表示尊重，从而避免与更强大的个体发生冲突，提高自己的生存机会。我们在上一章中知道，对惩罚作弊者的个体的奖赏就是提高其社会地位。其他与等级相关的情绪有尊敬和敬畏，或者憎恨。基于等级的美德有尊敬、忠诚以及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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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内与组外联盟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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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在黑猩猩社会以及其他社会性哺乳动物（比如海豚）中非常常见。联盟对于总是自动组成互斥群组的人类来说也很常见。我们有制糖人和晒盐人，有农夫和牧民，爱狗者和爱猫者。看看世界地图，很多国家都讨厌着自己的邻居，如果不是引起了这么多悲剧的话，这一点简直滑稽。罗伯特·科尔兹班（Robert Kurzban）、约翰·图比和莱达·科斯米德斯三人发现了一个特定的模块，负责编码有关联盟识别的信息39。在这个不断进化着的世界里，不同族群生活在一起，随时可能遭遇有敌意的邻族，权力斗争也在不同社会群组中爆发。在这样的世界里，能够识别合作、竞争以及政治联盟的模式对生存是有利的。拥有表明谁与谁结盟的可见标记也是很重要的。可以证明这个人是联盟一员的任意线索，比如肤色、口音或者穿着习惯，都非常重要。在猎人与采集者的社会中，我们几乎不会与其他族群有接触，因为我们几乎不会长途迁徙。但在正确的情况下，种族也可以作为联盟标志，因为它相当显而易见。在过去的社会逻辑学测试里，不论处于什么社会情境中，人们总是会通过种族对人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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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测试我们是否有一个识别联盟而不是识别种族（在进化上说不通）的特定模块，科尔兹班、图比和科斯米德斯创造了一个种族特征无法标识合作联盟的社会环境。他们发现，受试者在这种情境下注意种族的情况大量下降。同时他们也发现，任何与合作和联盟相关的视觉记号（研究中使用的是衣服颜色）都会被牢记，且比种族给人的印象要强烈得多。而在实验开始仅仅四分钟后，受试者们就全都不再注意种族了。实验者认为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学到联盟的变化规律，而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可以适应不一样的社会世界——一个不把种族作为联盟象征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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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联盟的一员也会引起很多情绪：怜悯其他群组（如圣地兄弟会和步行马拉松）、鄙视其他群组（如不吸烟者鄙视吸烟者）、愤怒（如不吸烟者对吸烟者的不满）、内疚（不支持自己的群组）、羞愧（背叛了自己的群组）、尴尬（让自己的群组失望）以及感激（房主对消防员）。所以这个模块是这样工作的：被识别为自己群组的一部分是好的，接近；不是自己群组的就是坏的，回避。我们可以从模仿中找到联盟识别的影子，比如特殊的行为习惯会造成一个积极偏差。从组内联盟中产生的美德有信任、合作、自我牺牲、忠诚、爱国以及英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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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洁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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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洁起源于对抗疾病：细菌、真菌、寄生虫——也就是被马特·里德利认为是竞争的因素40。如果没有这些威胁的存在，那么基因重组以及有性繁殖（相对于无性繁殖）就没有意义了。我们不再需要跟上威胁者们进化的步伐，在这儿我说的威胁是指大肠杆菌和溶组织内阿米巴，它们不断进化，提升攻击我们的能力，从而繁衍和生存。厌恶是一种保护纯洁性的情绪。海特提出，厌恶情绪是从原始人变成食肉者时开始产生的。它似乎是人类独有的41——看看你的狗都在吃些什么就知道，它显然是没有这种情绪的。人类总共只会因为四种原因而拒绝食物，而厌恶就是其中的一种。其他三种原因都是动物也会有的：不好吃、不能吃、太危险。厌恶意味着对于食物来源及本质的知识。小婴儿会拒绝食用苦的食物，但他们直到5岁左右才会对食物产生厌恶。海特和他的同事们认为，厌恶情绪最初的作用是作为一个拒绝食物的系统。厌恶与恶心息息相关，涉及各种污染物（与恶心的物质接触），而且与厌恶有关的面部表情通常会用到鼻子和嘴。这就是核心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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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厌恶是为了让人远离疾病传播的途径，比如腐烂的尸体和残骸、腐烂的水果、粪便、寄生虫、呕吐物以及疾病。海特认为：“然而人类社会里要拒绝的东西更多，包括性和社会上的‘叛逆者’。核心厌恶也许被预设成了一个拒绝系统，可以被轻易地用在其他类型的拒绝上。”41厌恶的界线得到了拓展，它的对象变得更加宽广，包括外貌的各个指标、身体机能以及一些活动，如过度放纵和某些职业（比如与尸体有关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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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厌恶是为重要的适应性功能（选择食物和避免疾病）服务的，那么非常耐人寻味的一点就是小孩子居然几乎没有厌恶反应。事实上，小孩子几乎会把所有东西都放进嘴巴里，包括粪便；而完整的厌恶反应（包括对污染物的敏感）直到5～7岁才会出现。目前为止，我们也没有发现其他非人类生物会对污染物敏感 [31]。所以，在提出“厌恶对存活很重要”这个观点之前应该谨慎一些。厌恶的社会功能也许比生理功能更加重要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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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人类The Science Behind What Makes Us U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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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们让来自多个国家的人列出他们觉得厌恶的东西，这些东西除核心厌恶以外可以被分为三个大类。第一类是使人们想起自己动物天性的东西，包括死亡、性、卫生、除眼泪以外的所有体液（眼泪只有人类才拥有），以及诸如肢体残缺、畸形或肥胖这样的体型问题。第二类包括可能会导致人际间污染的东西，跟个人本质更相关，而跟身体产物的污染不太有关。人们并没有很不喜欢穿别人穿过但已经洗好的衣服；但相对于一个大家都喜爱的人的衣服来说，人们会极其不情愿穿一个谋杀犯或阿道夫·希特勒的衣服。印度人列出的绝大多数东西都属于这一类。最后一类是违反道德的东西。虽然美国和日本受试者列出的绝大多数令人厌恶的东西相当不同，但都同属于这一类。美国受试者更厌恶违背人的权利和自尊的东西，而日本受试者则更厌恶违反人的社会地位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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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恶有文化成分，在不同文化中各不相同，而孩子们会习得这些成分。这个模块很有可能有生理来源，然后厌恶被广泛拓展，不仅因为食物而引起，还会因为他人的行为而引起。这个模块会在无意识中说：“脏令人厌恶，不好，要回避；干净好，要接近。”最近，我看到一个招牌上写着：“干净的手可以做出好吃的食物”。这个纯洁模块肯定是好好地存在于圣巴巴拉 [32]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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