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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漫时间长河里，人们制定过宗教法、世俗法以及惯例来控制食物和身体功能，包括卫生、健康和饮食习惯。一旦这些法令被接受，违反它们就会产生消极偏见和道德直觉。其他宗教和道德上的问题则被拓展到了身体和思想的纯洁性。很多文化都将干净、贞洁和纯洁看作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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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人类The Science Behind What Makes Us U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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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利亚·惠特利（Thalia Wheatley）和海特42曾做过一个实验，观察他们是否可以通过增加一种情绪的强度来影响道德判断。他们催眠了两组人，然后告诉其中一组说只要读到“那个”这个词，他们就会觉得厌恶；而告诉另一组人说他们会在读到“经常”的时候感到厌恶。然后，实验者让这两组人阅读含有“经常”或“那个”的故事。每一组受试者都觉得含有自己被催眠暗示的那个词的道德故事更加令人厌恶。实验者甚至发现，有三分之一的人会认为一个没有违背道德的故事也多少有些不道德。施纳尔（Schnall）、海特和科洛尔（Clore）尝试了一种不一样的实验方式。他们把受试者分为两组，一组坐在放有快餐包装袋和卫生纸的脏桌子边，另一组坐在干净桌子边，然后向他们提问道德问题。在“个人身体意识”的测量中得分较高的受试者（即更注意自己身体状况的人）会在坐在脏桌子边时做出更严厉的道德判断。我们可以从中学到的是，如果你要趁父母周末不在家时搞一个他们不允许的派对的话，一定要在他们回来之前把家里搞干净，不然如果他们回来发现你办了派对，而且家里还很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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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都拥有这些通用模块，为什么不同文化的道德标准如此不同呢？海特和约瑟夫通过观察我们天生的道德直觉和社会规定的美德之间的联系，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回答。在豪泽的模型中，我们天生就准备好了以某种被限制的特定方式对社会世界做出反应。这意味着有些东西会比其他东西更容易学，而有些东西则完全无法被学会。动物研究表明，有些东西只需要一个试次就可以被学会，而有些东西需要几百个试次，更有甚者永远都无法被学会。有一个经典的有关人类的例子：教人害怕蛇很简单，而教人害怕花朵则几乎不可能。我们的恐惧模块已经为习得对蛇的恐惧做好了准备，但没准备好去习得对花的恐惧。因为在我们祖先的生存环境中，蛇是一种危险，而花不是。当你问孩子们他们怕什么的时候，他们会说害怕狮子、老虎和怪物，而不是汽车，虽然这才是目前更可能伤害到他们的东西。同样地，有一些美德可以很轻易地被习得，而有些则不行。比如，学会惩罚作弊者很容易，而学会原谅他们则很难。美德是被一个文化定义为在道德上值得称赞的品质。不同文化对道德模块的输出信息有不同的评价。不同的文化会将多个模块结合起来，使其适用于更多的刺激。印度教将纯洁、等级以及联盟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了种姓制度。君主制国家也做了类似的事情，创造出阶级制度，使贵族们能将其血脉留存在贵族阶层中。不同文化可能对不同道德模块所引出的美德有着不一样的定义。公平被认为是一项美德，但是它的基础是什么呢？是基于需要的公平，还是基于谁工作得更努力的公平，抑或是基于平均分配的公平？我们再说说忠诚。一些社会看重对家庭的忠诚，而另一些社会看重的是对同龄群组或者等级结构——比如城镇或者国家的忠诚。有些文化中可能会存在来自不同模块的美德联结在一起形成的超级美德，比如在大多数传统文化中都存在“荣誉”这一美德，它来自等级、互惠以及纯洁模块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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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思考终有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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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似乎涵盖了所有事情，那么哪儿还有理性思考的位置呢？巴尔扎克在他的《莫黛斯特·米尼翁》（Modeste Mignon）中这样描述了理性介入的时刻：“在爱情中，女人总会把看得清楚错当作厌恶。”43现在，这种事情什么时候会发生还是有争议的。我们在什么时候会想要理性地思考呢？好吧，我们在想要找到最佳选项的时候会去理性思考。但什么是最佳选项呢？是真相，是能够证实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的东西，还是那些能够保持你的社会地位和名声的东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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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假设你想要没有受到任何偏见影响的准确真相。当道德解释不重要的时候，这还是挺容易的。举个例子：“我真的很想知道哪种药物对我最好，我不在乎它要花多少钱、从哪儿来、是谁制造的、需要多久吃一次，我也不在乎它是药片、注射剂还是药膏。”这个问题可比“从重刑犯身上摘取器官是对的吗”要安全多了。另一种情况是，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所以自动化的回答不会有一席之地。当别人在杂货店门口给你一只可爱的小猫时，你会立刻带着它返回你那间不能养宠物的、有个对猫毛过敏的室友的公寓吗？还是说你会先回家想想？最后，一个人当然还需要有理解并使用相关信息的认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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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甚至当我们试图理性思考的时候，也可能并没有这样做。研究表明，人们会采用第一个符合自己观点的论证，然后停止思考。戴维·珀金斯（David Perkins）是一位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他将这个现象称作“讲得通”法则44。然而，人们对“讲得通”这一标准的理解大不相同。这就好比轶事证据（用于推测原因和影响的单独的故事）和真相（已经被证明的原因和影响）之间的差距。打个比方说，一个女人也许相信避孕药会使她无法生育，因为她的小姨以前吃过避孕药，而她现在无法怀孕了。一件轶事就是她的观点所需的所有证据，而且它还说得通。然而，她不会考虑她的小姨可能在吃避孕药之前就已经无法怀孕了，也不会考虑她是否有可能是感染了性传播细菌，如淋球菌或衣原体，从而伤到了输卵管——这实际上是导致不孕的首要原因。她也不会知道，使用避孕药实际上比使用其他非荷尔蒙的避孕手段能更好地保护生育能力（事实证据）。人们主要使用轶事证据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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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看这个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家迪安娜·库恩（Deanna Kuhn）用来研究知识获得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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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个陈述更加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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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为什么青少年会开始抽烟？史密斯说，因为他们看到的广告让他们觉得吸烟会让人看起来很有吸引力。你会想要变成一个穿着整洁的衣服、嘴里叼着烟的帅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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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为什么青少年会开始抽烟？琼斯说，因为他们看到的广告让他们觉得吸烟会让人看起来很有吸引力。当电视上禁止播放烟草广告后，吸烟率就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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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试者包括从高中二年级到研究生的各年级学生。在这些人中，虽说研究生的表现最好，但很少有人能理解展示给他们的这两种论点的差异在哪里。第一个是轶事，而第二个是事实。由此我们知道，即使一个人试图做出理性判断，大多数人也并不会以分析的方式去使用信息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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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特指出，在我们的进化环境中，如果我们的道德判断机制永远都是准确的，那么若是我们偶尔与敌人为伍来对抗自己的家庭和朋友的话，结果可能会是灾难性的1。他提出了道德推理的社会直觉模型。海特认为，在直觉判断和事后推理出现后，有四种情况可能导致直觉判断的改变。前两种情况与社会世界有关，或者通过推理（不一定是理性的）说服，或者仅仅是做其他人都在做的事情（同样不一定是理性的）。他认为在与他人讨论问题的时候，理性推理就会有机会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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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我在上一章中讲到流言蜚语时提到过的社会群组吗？还记得流言蜚语能达到什么目的吗？它能帮助我们建立一个社区中的道德行为标准。人们喜欢八卦些什么呢？答案是有趣的花边新闻，而最最有趣的则是违背道德的事情。这会将漫谈变成热门话题。知道萨莉和一个已经结婚的男人有些风流韵事比知道萨莉开了一个派对要有趣多了。你自己就会感到正义，并赞同朋友们的意见，说跟已经结婚的男人有这种关系太过分了。但如果你不同意你的朋友呢？如果你知道那个男人娶了一个只是为了钱而嫁给他的拜金女，他们没有孩子，他们的房子也被分成了两份，她在一边开着豪华的派对，而他则在另一边利用闲暇时间管理当地公益基金的网站——也就是说，他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但她拒绝签订离婚协议。你和朋友会对事实进行一次理性的讨论，并使一个人在离开之前改变想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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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取决于你们的情绪在这件事中有多强烈。我们已经知道，人们会倾向于同意他们喜欢的人的观点，所以如果这件事是中性的或是后果不严重，又或者论点尚未形成，这个时候社会说服就可以起作用了。正如我们提到过的，这些说服性的论点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不是。你会使用你觉得可以说服他人的任何东西来让对方相信你的观点。如果你们两个已经拥有很强烈的情绪反应，那么就别浪费时间了。当然，特别强烈的反应在道德问题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不在吃饭的时候谈论宗教和政治”这句格言可不是无中生有的。强烈的情绪会引起争论，从而破坏我们的味蕾，进而导致消化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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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罗伯特·赖特（Robert Wright）在《道德动物》（The Moral Animal）一书中所说：“在争论开始的时候，它就已经结束了。”与之一致的是你的解释器，而坏消息是，你的解释器是一位律师。赖特将大脑描述成一台为赢得争论而生的机器，而不是一个真相的探寻者。“大脑就像一个好律师一样：给它任何利益去维护，它都会做好用道德和逻辑去说服整个世界的准备——不论这道德是否道德，这逻辑是否符合逻辑。就像律师一样，人类大脑要的是胜利而不是真相；像律师一样，有时它的技巧比美德更值得尊重。”48他指出，如果我们全都是理性生物的话，那么有时候，我们应该会去想想永远正确的概率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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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跟一群人在一起就是一种说服的形式。你是否想过人们的行为就像羊一样呢？举个例子，我的女儿跟我讲了她感恩节前一天在圣迭戈火车站的经历。火车晚点了，当她终于可以上车的时候，只有一扇通往站台的门是开着的，于是人们在门前排了一条长队。而她则推开一扇关着的门走上了火车。许多研究都表明了人们是如何被身边的人所影响的。电视节目《偷拍》（Candid Camera）的创始人就围绕这个点子拍摄了不少有趣的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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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学先驱所罗门·阿希（Solomon Asch）曾做过一个经典实验。他设置了一间有8名受试者的房间，其中7个人都是假扮的受试者。实验者会给他们看一条线，然后隐藏这条线，再给他们看另一条明显长很多的线。他依次问房间里的人哪条线更长，而真正的受试者排在最后一位。如果前7个人都说两条线一样长的话，绝大多数真正的受试者都会同意他们的观点49。社会压力会使得一个人说出明显错误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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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是阿希的学生。在获得社会心理学博士学位后，米尔格拉姆进行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电击实验。在这些实验里，没有任何说服的成分，只有服从。他告诉受试者他正在研究惩罚对学习的影响。然而，他实际上却是在研究对权威角色的服从。他要求受试者去做违背自己良知的事情，由此测量受试者对于权威角色——即研究者的服从意愿。他告诉受试者，他们被随机分配了教师或者学生的角色，然而受试者们总是会获得教师的角色。米尔格拉姆告诉教师，在学生（受试者不知道这个‘学生’实际上是假扮受试者的演员）完成词语匹配的记忆任务时，每答错一次就电击他们一次，而每次电击都要比之前更强烈。学生演员实际上没有被电击，但是会假装做出被电击的样子。而实验者则告知作为教师的真正受试者，学生们是真的受到了电击。在电击设备的操作面板上，一边写着“轻微电击”，另一边写着“强烈电击”，其数值范围是0～30。在此之前，他询问了人们在这种情况下会作何反应，根据调查结果，他认为大多数人会在9级电击的时候就停下来。然而大错特错。不论实验者是否敦促受试者继续，甚至于当学生开始尖叫或者要求离开的时候，受试者们仍会一直电击他们的学生，其平均电击强度达到了20～25。而30%的受试者在学生们装作了无生气甚至失去意识的时候仍然使用了最高强度的电击！但如果教师和学生的距离很近，服从率会降低20%。这个结果暗示着共情会鼓励违抗行为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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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实验在多个国家被重复过。服从指令在许多国家里都是普遍存在的，但各个国家的服从程度各有不同：在德国有85%的受试者愿意使用最高级电击；而在澳大利亚，仅有40%的受试者愿意这样做。考虑到现代澳大利亚曾是一个罪犯流放地——一个相对而言有更多不服从基因的基因池，这个结果十分有趣。在美国，65%的受试者遵从了指令。这对交通法规来说是件好事，但我们也都知道盲目服从将会带来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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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特提出的第三个最有可能使用理性判断的情境是被他称为推理判断链的情境。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会通过逻辑推理做出一个判断，并推翻自己的直觉判断。海特认为，这种情况只会发生在一个人最初的直觉很弱，而且分析能力很强的时候。所以，如果这是一个低调的事件，也就是没有或只有一点点情绪投入的事件，那么我们的“律师”就会去休假了。如果你幸运的话，一个“科学家”52[33]会代替他工作——但可千万别指望一定会这样。如果这是一件引人瞩目的事情，而直觉很强大，那么分析思维会强行让人使用逻辑，但这个人最后可能会产生两种态度，直觉态度被埋在表面的逻辑态度之下。所以也许，如果这是一件引人瞩目的事件，科学家就会先啥都不说，等到喝餐后酒的时候才推推律师让他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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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第四种可能的情境是私人反思链。在这种情境下，一个人可能对一件事情完全没有直觉判断，或者说在仔细考虑这个情况时，旧的直觉被一个突然出现的新直觉覆盖了。这种情况可能会在从另一个角度考虑问题的时候发生。而这时你就有了两种相对立的直觉。然而，正如海特所指出的，这真的是理性思考吗？在你回拍达马西奥的大腿时，难道不是靠情绪倾向来帮助你选择拍哪条腿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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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是伪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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