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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假设你想要没有受到任何偏见影响的准确真相。当道德解释不重要的时候，这还是挺容易的。举个例子：“我真的很想知道哪种药物对我最好，我不在乎它要花多少钱、从哪儿来、是谁制造的、需要多久吃一次，我也不在乎它是药片、注射剂还是药膏。”这个问题可比“从重刑犯身上摘取器官是对的吗”要安全多了。另一种情况是，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所以自动化的回答不会有一席之地。当别人在杂货店门口给你一只可爱的小猫时，你会立刻带着它返回你那间不能养宠物的、有个对猫毛过敏的室友的公寓吗？还是说你会先回家想想？最后，一个人当然还需要有理解并使用相关信息的认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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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甚至当我们试图理性思考的时候，也可能并没有这样做。研究表明，人们会采用第一个符合自己观点的论证，然后停止思考。戴维·珀金斯（David Perkins）是一位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他将这个现象称作“讲得通”法则44。然而，人们对“讲得通”这一标准的理解大不相同。这就好比轶事证据（用于推测原因和影响的单独的故事）和真相（已经被证明的原因和影响）之间的差距。打个比方说，一个女人也许相信避孕药会使她无法生育，因为她的小姨以前吃过避孕药，而她现在无法怀孕了。一件轶事就是她的观点所需的所有证据，而且它还说得通。然而，她不会考虑她的小姨可能在吃避孕药之前就已经无法怀孕了，也不会考虑她是否有可能是感染了性传播细菌，如淋球菌或衣原体，从而伤到了输卵管——这实际上是导致不孕的首要原因。她也不会知道，使用避孕药实际上比使用其他非荷尔蒙的避孕手段能更好地保护生育能力（事实证据）。人们主要使用轶事证据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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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看这个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家迪安娜·库恩（Deanna Kuhn）用来研究知识获得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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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个陈述更加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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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为什么青少年会开始抽烟？史密斯说，因为他们看到的广告让他们觉得吸烟会让人看起来很有吸引力。你会想要变成一个穿着整洁的衣服、嘴里叼着烟的帅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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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为什么青少年会开始抽烟？琼斯说，因为他们看到的广告让他们觉得吸烟会让人看起来很有吸引力。当电视上禁止播放烟草广告后，吸烟率就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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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试者包括从高中二年级到研究生的各年级学生。在这些人中，虽说研究生的表现最好，但很少有人能理解展示给他们的这两种论点的差异在哪里。第一个是轶事，而第二个是事实。由此我们知道，即使一个人试图做出理性判断，大多数人也并不会以分析的方式去使用信息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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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特指出，在我们的进化环境中，如果我们的道德判断机制永远都是准确的，那么若是我们偶尔与敌人为伍来对抗自己的家庭和朋友的话，结果可能会是灾难性的1。他提出了道德推理的社会直觉模型。海特认为，在直觉判断和事后推理出现后，有四种情况可能导致直觉判断的改变。前两种情况与社会世界有关，或者通过推理（不一定是理性的）说服，或者仅仅是做其他人都在做的事情（同样不一定是理性的）。他认为在与他人讨论问题的时候，理性推理就会有机会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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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我在上一章中讲到流言蜚语时提到过的社会群组吗？还记得流言蜚语能达到什么目的吗？它能帮助我们建立一个社区中的道德行为标准。人们喜欢八卦些什么呢？答案是有趣的花边新闻，而最最有趣的则是违背道德的事情。这会将漫谈变成热门话题。知道萨莉和一个已经结婚的男人有些风流韵事比知道萨莉开了一个派对要有趣多了。你自己就会感到正义，并赞同朋友们的意见，说跟已经结婚的男人有这种关系太过分了。但如果你不同意你的朋友呢？如果你知道那个男人娶了一个只是为了钱而嫁给他的拜金女，他们没有孩子，他们的房子也被分成了两份，她在一边开着豪华的派对，而他则在另一边利用闲暇时间管理当地公益基金的网站——也就是说，他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但她拒绝签订离婚协议。你和朋友会对事实进行一次理性的讨论，并使一个人在离开之前改变想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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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取决于你们的情绪在这件事中有多强烈。我们已经知道，人们会倾向于同意他们喜欢的人的观点，所以如果这件事是中性的或是后果不严重，又或者论点尚未形成，这个时候社会说服就可以起作用了。正如我们提到过的，这些说服性的论点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不是。你会使用你觉得可以说服他人的任何东西来让对方相信你的观点。如果你们两个已经拥有很强烈的情绪反应，那么就别浪费时间了。当然，特别强烈的反应在道德问题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不在吃饭的时候谈论宗教和政治”这句格言可不是无中生有的。强烈的情绪会引起争论，从而破坏我们的味蕾，进而导致消化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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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罗伯特·赖特（Robert Wright）在《道德动物》（The Moral Animal）一书中所说：“在争论开始的时候，它就已经结束了。”与之一致的是你的解释器，而坏消息是，你的解释器是一位律师。赖特将大脑描述成一台为赢得争论而生的机器，而不是一个真相的探寻者。“大脑就像一个好律师一样：给它任何利益去维护，它都会做好用道德和逻辑去说服整个世界的准备——不论这道德是否道德，这逻辑是否符合逻辑。就像律师一样，人类大脑要的是胜利而不是真相；像律师一样，有时它的技巧比美德更值得尊重。”48他指出，如果我们全都是理性生物的话，那么有时候，我们应该会去想想永远正确的概率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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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跟一群人在一起就是一种说服的形式。你是否想过人们的行为就像羊一样呢？举个例子，我的女儿跟我讲了她感恩节前一天在圣迭戈火车站的经历。火车晚点了，当她终于可以上车的时候，只有一扇通往站台的门是开着的，于是人们在门前排了一条长队。而她则推开一扇关着的门走上了火车。许多研究都表明了人们是如何被身边的人所影响的。电视节目《偷拍》（Candid Camera）的创始人就围绕这个点子拍摄了不少有趣的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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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人类The Science Behind What Makes Us U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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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学先驱所罗门·阿希（Solomon Asch）曾做过一个经典实验。他设置了一间有8名受试者的房间，其中7个人都是假扮的受试者。实验者会给他们看一条线，然后隐藏这条线，再给他们看另一条明显长很多的线。他依次问房间里的人哪条线更长，而真正的受试者排在最后一位。如果前7个人都说两条线一样长的话，绝大多数真正的受试者都会同意他们的观点49。社会压力会使得一个人说出明显错误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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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是阿希的学生。在获得社会心理学博士学位后，米尔格拉姆进行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电击实验。在这些实验里，没有任何说服的成分，只有服从。他告诉受试者他正在研究惩罚对学习的影响。然而，他实际上却是在研究对权威角色的服从。他要求受试者去做违背自己良知的事情，由此测量受试者对于权威角色——即研究者的服从意愿。他告诉受试者，他们被随机分配了教师或者学生的角色，然而受试者们总是会获得教师的角色。米尔格拉姆告诉教师，在学生（受试者不知道这个‘学生’实际上是假扮受试者的演员）完成词语匹配的记忆任务时，每答错一次就电击他们一次，而每次电击都要比之前更强烈。学生演员实际上没有被电击，但是会假装做出被电击的样子。而实验者则告知作为教师的真正受试者，学生们是真的受到了电击。在电击设备的操作面板上，一边写着“轻微电击”，另一边写着“强烈电击”，其数值范围是0～30。在此之前，他询问了人们在这种情况下会作何反应，根据调查结果，他认为大多数人会在9级电击的时候就停下来。然而大错特错。不论实验者是否敦促受试者继续，甚至于当学生开始尖叫或者要求离开的时候，受试者们仍会一直电击他们的学生，其平均电击强度达到了20～25。而30%的受试者在学生们装作了无生气甚至失去意识的时候仍然使用了最高强度的电击！但如果教师和学生的距离很近，服从率会降低20%。这个结果暗示着共情会鼓励违抗行为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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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实验在多个国家被重复过。服从指令在许多国家里都是普遍存在的，但各个国家的服从程度各有不同：在德国有85%的受试者愿意使用最高级电击；而在澳大利亚，仅有40%的受试者愿意这样做。考虑到现代澳大利亚曾是一个罪犯流放地——一个相对而言有更多不服从基因的基因池，这个结果十分有趣。在美国，65%的受试者遵从了指令。这对交通法规来说是件好事，但我们也都知道盲目服从将会带来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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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特提出的第三个最有可能使用理性判断的情境是被他称为推理判断链的情境。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会通过逻辑推理做出一个判断，并推翻自己的直觉判断。海特认为，这种情况只会发生在一个人最初的直觉很弱，而且分析能力很强的时候。所以，如果这是一个低调的事件，也就是没有或只有一点点情绪投入的事件，那么我们的“律师”就会去休假了。如果你幸运的话，一个“科学家”52[33]会代替他工作——但可千万别指望一定会这样。如果这是一件引人瞩目的事情，而直觉很强大，那么分析思维会强行让人使用逻辑，但这个人最后可能会产生两种态度，直觉态度被埋在表面的逻辑态度之下。所以也许，如果这是一件引人瞩目的事件，科学家就会先啥都不说，等到喝餐后酒的时候才推推律师让他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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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第四种可能的情境是私人反思链。在这种情境下，一个人可能对一件事情完全没有直觉判断，或者说在仔细考虑这个情况时，旧的直觉被一个突然出现的新直觉覆盖了。这种情况可能会在从另一个角度考虑问题的时候发生。而这时你就有了两种相对立的直觉。然而，正如海特所指出的，这真的是理性思考吗？在你回拍达马西奥的大腿时，难道不是靠情绪倾向来帮助你选择拍哪条腿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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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是伪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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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到底有多重要？道德推理是否与道德行为相关？理性评判道德行为的人会表现出更道德的行为吗？显然不完全是这样。我们的道德行为似乎与两个变量相关：智力和抑制。犯罪学家们发现，犯罪行为与种族或社会经济地位无关，而是与智力呈负相关53。奥古斯托·布拉西（Augusto Blasi）发现智商和诚信是正相关的54。在这里，抑制基本上指的是自我控制或是推翻你的情绪系统想要完成的目标的能力。你也许想要好好睡个懒觉，但还是会起床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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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家沃尔特·米歇尔（Walter Mischel）的团队曾做过一个有关抑制的有趣实验。他们从学前班的孩子们开始研究，用食物作为奖励。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坐在桌边，研究者问孩子一个棉花糖好还是两个好。我们都知道他们会怎么回答。在桌子上有一个棉花糖和一个铃铛。实验者（我们就叫她珍妮吧）告诉孩子（汤姆）说她需要离开房间几分钟，而且当她回到房间里时，会给汤姆两个棉花糖。如果汤姆想让她早些回来的话，就按响铃铛。但如果他这样做，就只能得到一个棉花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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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以后，研究者给这些孩子的家长发送了一份问卷，调查这些现在已成为青少年的孩子的情况，结果发现，那些在学前班时能够忍住晚点儿吃棉花糖的孩子在令人沮丧的情况下显示出更强的自控能力，对诱惑的抵抗力更强，更聪明，在试图集中注意时更不容易被干扰，而且在学术能力评估测试（SAT）中获得了更高的分数55。这个研究组至今还在追踪研究这些人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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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控制是怎样工作的呢？一个人如何对诱惑刺激说不？为什么有些孩子会盯着棉花糖一直等到研究者回来呢？在成人世界里，为什么有些人可以拒绝甜点盘上的“死神巧克力蛋糕” [35]，或者在所有车都超过自己的时候还按照限速标准行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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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释意志力的一个方面——“抑制使人违背诺言的冲动反应的能力”，也就是自我控制是如何工作的，沃尔特·米歇尔和他的同事珍妮特·梅特卡夫（Janet Metcalfe）提出了两种加工过程。一种是“热”加工，另一种是“冷”加工。它们使用完全不一样的神经系统，但彼此之间存在交互作用56。热情绪系统专门用于快速情绪加工。它使用基于杏仁核的记忆来对情绪触发做出反应，是“行动”系统。而冷认知系统则要慢一些，专门负责关于复杂时空和情境的表征和想法，研究者们称之为“了解”系统。它的神经基础位于海马和额叶。听起来很熟悉吧？在这一理论中，米歇尔和梅特卡夫强调，两个系统的交互作用对于与自我控制相关的自我调节和决策至关重要。冷系统在人生稍晚的时候产生，并变得越来越活跃。这两个系统的交互方式取决于年龄、压力（压力增加的时候，热系统会接管加工工作）以及气质。研究表明，犯罪行为会随着年龄增加而减少57，这支持了增加自我控制能力的冷系统随着年龄增加而更活跃这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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