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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From Pascal Boyer，“Religious thought and behavior as by-products of brain function，”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7，no.3（2003）：1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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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在谈论大脑所相信或所做的任何事时，都得回到它的结构和功能上来。宗教是无处不在的，我们很容易获取并传播它。大脑被制作成用于非宗教性社会活动的模块，但如马克·豪泽所说，它们也已经可以用于其他相关方面。大脑并不是只有一个部分被用于宗教思想，有很多脑区都在发挥作用。信仰宗教的人并不会比无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多一个大脑结构。但请记住，大脑同时也受到了一些限制。正如博耶所说，我们有一个有限的概念目录，并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被归入宗教领域。比如，在大多数宗教中，在某些地方潜伏着不可见的死灵，而不是不可见的甲状腺。神明是拥有某些超常能力的人类、动物或是人造物，但它们还是会遵从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了解。神明拥有心理理论，可以有也可以没有共情；但神明永远不会是一坨牛屎，或一根大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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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会像要求生活中的其他方面一样要求宗教也有同等标准的证据。为什么人们会选择性地使用信息来支撑自己的信仰系统呢？从我们对偏见和情绪的了解中应该可以找到答案。分析思维在这里几乎没什么用。最近，实验者从一些受试者身上整理出了另一个有趣的方面。人们声称以及相信自己相信的东西，与他们真正相信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当他们没有在关注自己的信仰时，会使用一个像人一样的神的概念，而不是他们声称自己所信奉的无处不在的、全知全能的神。这个神有着序列性注意力（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情）、处于一个特定的地点、持有一个特定的观点67。现在我们知道解释器的存在了，这还有什么好惊讶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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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耶认为，宗教之所以看上去很“自然”，是因为“很多被用于加工特定领域（非宗教性的）信息的心理系统都会被宗教的概念和常规所激活，这些概念和常规会变得非常突出，容易获得、容易被记住和交流、容易被直觉认为是可信的”68。让我们看看道德直觉的清单，以及宗教的不同方面是如何被看作是它们的副产品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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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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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很显而易见。很多宗教都提及了缓解苦难、沉浸于苦难，甚至是力图忽略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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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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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也很好说。很多自然和个人的灾难都被解释成上帝或神明对坏行为的惩罚，也就是惩罚作弊者。同样，社会交换也普遍存在于宗教中：“如果你杀了很多无辜的异教徒，那么你就可以进入天堂并获得70位处女供你使唤。”这种话对女人也有用吗？或是：“如果你放弃所有的生理欲望，你就会幸福。”“如果你跳好了这支祈雨舞，天就会下雨。”“如果你治好了我的病，那我永远都不会再做这些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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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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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还是很好理解。我们可以看看地位：一个（外表看来）有着最高道德的人会被赋予更高的地位和更多的信任。我们知道甘地就有很多情妇（地位），教皇曾统辖欧洲（地位、权力、等级）。那阿亚图拉 [36]呢？很多宗教都会建立一个等级结构，其中最显而易见但并非唯一的，就是天主教会。很多种新教、伊斯兰教以及犹太教都有等级结构。甚至在原始社会中，巫医也在其部落里备受尊敬，掌有权力。在古希腊、古罗马以及挪威的神明也都如印度神明一样有着等级结构。上帝就是大老板，或者有一位最高等级的神，比如宙斯或索尔。你懂的。尊敬、忠诚以及服从这些美德全都是从宗教信仰中孵化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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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及组内组外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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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真的还需要我多说吗？“我信仰的宗教是对的（组内），你信仰的宗教是错的（组外）”——这就跟足球队一样。宗教在信仰它的群组内确实会像其他社会分组一样建立起一个互助的社群，但是极端的宗教形式也导致了人类历史上的很多杀戮。甚至连佛教都分裂出了敌对的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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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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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也太显而易见了。“没有被污染的食物是好的”这句话是许多宗教食物仪式和禁忌的原因。“没有被污染的身体是好的”这句话则致使一些性行为或是性本身被认为是肮脏且不纯洁的。有多少原始宗教用处女来做过祭品呢？我们可以从阿兹特克文明和印加文明开始说起。被强奸过的女人们被伊斯兰教认为是不纯洁的，会被其男性亲戚以“荣誉处决”的名义杀死，这真是一个纯洁和等级模块的扭曲组合。佛教则有一个纯洁的“极乐世界”，在那儿任何求告佛祖的人都会得以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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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是否给我们提供了生存优势呢？它是否是被进化所选择的结果呢？尝试去证实这一点的研究结果都不是很令人满意，因为正如我们从博耶的表格里所看到的，宗教并不是由一个单独的特性产生的。然而自然选择确实对宗教所使用（或如一些人所说，寄生）的心理系统起到了作用。宗教可以被认为是有着强大凝聚力的巨型社会群组，这些群组通常有着等级结构和互惠关系，这种互惠基于纯洁的身体或纯洁的心灵，或两者兼而有之。不论是否基于宗教，巨型社会群组都具有生存优势。意识形态可以加强联盟团结，从而提高群组的生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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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宗教到底是不是群组自然选择的范例呢？这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威尔逊指出，我们对宗教元素的了解比对为什么孔雀鱼会进化出斑点的了解还要少69。这是一个仍在进行中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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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道德和宗教对于生活在现代的我们有帮助吗？如果知晓了我们的大脑充满了有特定反应模式的直觉模块，是为了猎人和采集者的小型社会群组而设计的，这个知识能让我们更好地在现今社会中活动吗？看来确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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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特·里德利70给出了一个不幸被生物学家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误称为“公地悲剧”现象的例子。哈丁显然没有搞清楚“免费向公众开放的土地”和“公有财产”的区别。这个现象实际上应该被称为“免费开放地悲剧”。在社会交换中，免费向公众开放的土地上常常会出现作弊者。一个人会这样想：“如果所有人都可以在这块土地上钓鱼、打猎、放牧，那么我就应该从这块土地上拿走尽可能多的东西，因为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总有其他人会这样，而我和我的家庭就会什么都得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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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哈丁用了在公地上放牧作为免费向所有人开放土地的例子。他不知道的是，大多数在公地上放牧的行为并不是对所有人开放的。这些公地是受严格管理的社区财产。里德利指出，免费开放的土地和被管理的公地是很不一样的。“被严格管理”意味着每个成员都对其中一些东西有使用权，比如说在某区域钓鱼，放牧一定数量的动物，或是在特定地点放牧。在这种情况下，成员们会自觉维护这块区域，从而维持一个长期的社会交换：“如果我只放十只羊而你也放十只羊，那么我们就不会在这块公地上过度放牧，这块地就可以供我们使用很久。”作弊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再吸引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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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许多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学家和环境学家误解了在公有财产中所发生的事情，这使得他们认为避免人们作弊（作弊在许多公有系统中根本不存在）的唯一方法是将公地国有化。他们放弃了给公共管理的土地打一些小补丁，反而缝制了一个巨型的政府管理补丁。这个补丁导致渔业的过度捕鱼、土地被过度放牧、野生动物被过度捕杀——因为鱼、土地以及野生动物在很大范围内都变成了免费向公众开放的财产。执法者的数量远远不足以查出所有的作弊者，而只有傻子才不会从这块土地上一次性索取尽可能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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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德利解释说，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非洲大多数国家将自己的土地国有化，这给非洲的野生动物带来了灭顶之灾。野生动物现在归国家所有了，虽然它们仍然对庄稼造成同样的损失，仍然影响放牧，但它们再也不是食物或利润来源了——除了对偷猎者而言。人们再也没有任何保护它们的动力，只剩下排除它们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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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津巴布韦的官员们意识到了发生的事情。他们开始将野生动物的所有权还给社群。当地人对野生动物的态度迅速改变，而动物们也开始变得值钱且值得保护了。现在，村民们为野生动物保留的私有土地面积已经翻了一番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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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是一个政治学家，对管理完善的公地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她在实验室中发现，当群组被允许交流并发展出惩罚不劳而获者的方式时，这些群组可以近乎完美地管理公共资源71。而结果表明可以被管理的东西正是那些可以被拥有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