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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我在上一章中讲到流言蜚语时提到过的社会群组吗？还记得流言蜚语能达到什么目的吗？它能帮助我们建立一个社区中的道德行为标准。人们喜欢八卦些什么呢？答案是有趣的花边新闻，而最最有趣的则是违背道德的事情。这会将漫谈变成热门话题。知道萨莉和一个已经结婚的男人有些风流韵事比知道萨莉开了一个派对要有趣多了。你自己就会感到正义，并赞同朋友们的意见，说跟已经结婚的男人有这种关系太过分了。但如果你不同意你的朋友呢？如果你知道那个男人娶了一个只是为了钱而嫁给他的拜金女，他们没有孩子，他们的房子也被分成了两份，她在一边开着豪华的派对，而他则在另一边利用闲暇时间管理当地公益基金的网站——也就是说，他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但她拒绝签订离婚协议。你和朋友会对事实进行一次理性的讨论，并使一个人在离开之前改变想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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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取决于你们的情绪在这件事中有多强烈。我们已经知道，人们会倾向于同意他们喜欢的人的观点，所以如果这件事是中性的或是后果不严重，又或者论点尚未形成，这个时候社会说服就可以起作用了。正如我们提到过的，这些说服性的论点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不是。你会使用你觉得可以说服他人的任何东西来让对方相信你的观点。如果你们两个已经拥有很强烈的情绪反应，那么就别浪费时间了。当然，特别强烈的反应在道德问题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不在吃饭的时候谈论宗教和政治”这句格言可不是无中生有的。强烈的情绪会引起争论，从而破坏我们的味蕾，进而导致消化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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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罗伯特·赖特（Robert Wright）在《道德动物》（The Moral Animal）一书中所说：“在争论开始的时候，它就已经结束了。”与之一致的是你的解释器，而坏消息是，你的解释器是一位律师。赖特将大脑描述成一台为赢得争论而生的机器，而不是一个真相的探寻者。“大脑就像一个好律师一样：给它任何利益去维护，它都会做好用道德和逻辑去说服整个世界的准备——不论这道德是否道德，这逻辑是否符合逻辑。就像律师一样，人类大脑要的是胜利而不是真相；像律师一样，有时它的技巧比美德更值得尊重。”48他指出，如果我们全都是理性生物的话，那么有时候，我们应该会去想想永远正确的概率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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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跟一群人在一起就是一种说服的形式。你是否想过人们的行为就像羊一样呢？举个例子，我的女儿跟我讲了她感恩节前一天在圣迭戈火车站的经历。火车晚点了，当她终于可以上车的时候，只有一扇通往站台的门是开着的，于是人们在门前排了一条长队。而她则推开一扇关着的门走上了火车。许多研究都表明了人们是如何被身边的人所影响的。电视节目《偷拍》（Candid Camera）的创始人就围绕这个点子拍摄了不少有趣的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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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人类The Science Behind What Makes Us U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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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学先驱所罗门·阿希（Solomon Asch）曾做过一个经典实验。他设置了一间有8名受试者的房间，其中7个人都是假扮的受试者。实验者会给他们看一条线，然后隐藏这条线，再给他们看另一条明显长很多的线。他依次问房间里的人哪条线更长，而真正的受试者排在最后一位。如果前7个人都说两条线一样长的话，绝大多数真正的受试者都会同意他们的观点49。社会压力会使得一个人说出明显错误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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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是阿希的学生。在获得社会心理学博士学位后，米尔格拉姆进行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电击实验。在这些实验里，没有任何说服的成分，只有服从。他告诉受试者他正在研究惩罚对学习的影响。然而，他实际上却是在研究对权威角色的服从。他要求受试者去做违背自己良知的事情，由此测量受试者对于权威角色——即研究者的服从意愿。他告诉受试者，他们被随机分配了教师或者学生的角色，然而受试者们总是会获得教师的角色。米尔格拉姆告诉教师，在学生（受试者不知道这个‘学生’实际上是假扮受试者的演员）完成词语匹配的记忆任务时，每答错一次就电击他们一次，而每次电击都要比之前更强烈。学生演员实际上没有被电击，但是会假装做出被电击的样子。而实验者则告知作为教师的真正受试者，学生们是真的受到了电击。在电击设备的操作面板上，一边写着“轻微电击”，另一边写着“强烈电击”，其数值范围是0～30。在此之前，他询问了人们在这种情况下会作何反应，根据调查结果，他认为大多数人会在9级电击的时候就停下来。然而大错特错。不论实验者是否敦促受试者继续，甚至于当学生开始尖叫或者要求离开的时候，受试者们仍会一直电击他们的学生，其平均电击强度达到了20～25。而30%的受试者在学生们装作了无生气甚至失去意识的时候仍然使用了最高强度的电击！但如果教师和学生的距离很近，服从率会降低20%。这个结果暗示着共情会鼓励违抗行为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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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实验在多个国家被重复过。服从指令在许多国家里都是普遍存在的，但各个国家的服从程度各有不同：在德国有85%的受试者愿意使用最高级电击；而在澳大利亚，仅有40%的受试者愿意这样做。考虑到现代澳大利亚曾是一个罪犯流放地——一个相对而言有更多不服从基因的基因池，这个结果十分有趣。在美国，65%的受试者遵从了指令。这对交通法规来说是件好事，但我们也都知道盲目服从将会带来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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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特提出的第三个最有可能使用理性判断的情境是被他称为推理判断链的情境。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会通过逻辑推理做出一个判断，并推翻自己的直觉判断。海特认为，这种情况只会发生在一个人最初的直觉很弱，而且分析能力很强的时候。所以，如果这是一个低调的事件，也就是没有或只有一点点情绪投入的事件，那么我们的“律师”就会去休假了。如果你幸运的话，一个“科学家”52[33]会代替他工作——但可千万别指望一定会这样。如果这是一件引人瞩目的事情，而直觉很强大，那么分析思维会强行让人使用逻辑，但这个人最后可能会产生两种态度，直觉态度被埋在表面的逻辑态度之下。所以也许，如果这是一件引人瞩目的事件，科学家就会先啥都不说，等到喝餐后酒的时候才推推律师让他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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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第四种可能的情境是私人反思链。在这种情境下，一个人可能对一件事情完全没有直觉判断，或者说在仔细考虑这个情况时，旧的直觉被一个突然出现的新直觉覆盖了。这种情况可能会在从另一个角度考虑问题的时候发生。而这时你就有了两种相对立的直觉。然而，正如海特所指出的，这真的是理性思考吗？在你回拍达马西奥的大腿时，难道不是靠情绪倾向来帮助你选择拍哪条腿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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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是伪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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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到底有多重要？道德推理是否与道德行为相关？理性评判道德行为的人会表现出更道德的行为吗？显然不完全是这样。我们的道德行为似乎与两个变量相关：智力和抑制。犯罪学家们发现，犯罪行为与种族或社会经济地位无关，而是与智力呈负相关53。奥古斯托·布拉西（Augusto Blasi）发现智商和诚信是正相关的54。在这里，抑制基本上指的是自我控制或是推翻你的情绪系统想要完成的目标的能力。你也许想要好好睡个懒觉，但还是会起床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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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家沃尔特·米歇尔（Walter Mischel）的团队曾做过一个有关抑制的有趣实验。他们从学前班的孩子们开始研究，用食物作为奖励。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坐在桌边，研究者问孩子一个棉花糖好还是两个好。我们都知道他们会怎么回答。在桌子上有一个棉花糖和一个铃铛。实验者（我们就叫她珍妮吧）告诉孩子（汤姆）说她需要离开房间几分钟，而且当她回到房间里时，会给汤姆两个棉花糖。如果汤姆想让她早些回来的话，就按响铃铛。但如果他这样做，就只能得到一个棉花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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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以后，研究者给这些孩子的家长发送了一份问卷，调查这些现在已成为青少年的孩子的情况，结果发现，那些在学前班时能够忍住晚点儿吃棉花糖的孩子在令人沮丧的情况下显示出更强的自控能力，对诱惑的抵抗力更强，更聪明，在试图集中注意时更不容易被干扰，而且在学术能力评估测试（SAT）中获得了更高的分数55。这个研究组至今还在追踪研究这些人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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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控制是怎样工作的呢？一个人如何对诱惑刺激说不？为什么有些孩子会盯着棉花糖一直等到研究者回来呢？在成人世界里，为什么有些人可以拒绝甜点盘上的“死神巧克力蛋糕” [35]，或者在所有车都超过自己的时候还按照限速标准行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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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释意志力的一个方面——“抑制使人违背诺言的冲动反应的能力”，也就是自我控制是如何工作的，沃尔特·米歇尔和他的同事珍妮特·梅特卡夫（Janet Metcalfe）提出了两种加工过程。一种是“热”加工，另一种是“冷”加工。它们使用完全不一样的神经系统，但彼此之间存在交互作用56。热情绪系统专门用于快速情绪加工。它使用基于杏仁核的记忆来对情绪触发做出反应，是“行动”系统。而冷认知系统则要慢一些，专门负责关于复杂时空和情境的表征和想法，研究者们称之为“了解”系统。它的神经基础位于海马和额叶。听起来很熟悉吧？在这一理论中，米歇尔和梅特卡夫强调，两个系统的交互作用对于与自我控制相关的自我调节和决策至关重要。冷系统在人生稍晚的时候产生，并变得越来越活跃。这两个系统的交互方式取决于年龄、压力（压力增加的时候，热系统会接管加工工作）以及气质。研究表明，犯罪行为会随着年龄增加而减少57，这支持了增加自我控制能力的冷系统随着年龄增加而更活跃这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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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精神变态者呢？他们是跟多数罪犯不一样，抑或仅仅是恶劣得多？精神变态者在神经成像研究中表现出了与普通人的不同58。他们有与一般反社会个体以及普通人不同的特定脑区畸形。这意味着他们道德缺失的行为是因为其大脑认知结构的特殊畸形产生的。精神变态者有着高智商和很强的理性思维能力。他们并非处于妄想状态。他们知道社会规则和道德行为规范，但对他们而言道德仅仅只是一些规则而已59。他们不理解为什么不遵守“不要在餐桌上用手吃饭”这条社会规则并无大碍，而“不要向坐在你身边的人吐口水”这条道德规范却是必须遵守的。比起作为控制组的正常受试者，精神变态者对有显著情绪性的刺激60和共情刺激61的外胚层反应明显较弱。他们没有诸如共情、内疚或是羞愧这样的道德情绪。虽然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不会表现出冲动行为，但是他们确实有着一种与常人大不相同的、不受抑制的单向思维方式。精神变态者似乎是天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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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找到道德推理和主动道德行为（比如帮助他人）之间的任何关系都很难。事实上，除了一项针对成年早期受试者的研究发现了一个弱相关62以外，最近的研究中没有发现这两者之间存在任何关系63，64。基于我们目前所学到的东西，我们也许可以预测诸如帮助他人这样的道德行为与情绪和自我控制更加相关。有趣的是，洪堡州立大学（Humboldt State University）的教授、利他人格与亲社会行为研究院的创始主任山姆·奥利纳（Sam Oliner）和伯尔·奥利纳（Pearl Oliner）通过回顾在纳粹大屠杀里援救犹太人的欧洲人来研究道德楷模65。在这些人中，37%的人的动机是共情（受苦模块），52%的人的主要动机是“表达并加强他们与社会群组的友好关系”（联盟模块），而只有11%的人的动机是因为原则立场（理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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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道德直觉的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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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在这儿起到了什么作用呢？如果我们天生就有这些道德直觉，那宗教是干啥的？好问题。但是你做了一个假设。你假设道德是从宗教中产生的，而宗教就是关于道德的。宗教从人类文明伊始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而事实上，它并不总是与道德和拯救灵魂有关。你也许会说：“但我的宗教确实是与这些有关啊，而且它是对的，其他的宗教都是错的。”为什么只有你这么特殊？其他的所有宗教也都是这么认为的。想想联盟的组内直觉偏见吧。帕斯卡尔·博耶（Pascal Boyer）是一位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研究文化知识传递的人类学家。他指出，在一般性的人类欲望中，比如在定义道德系统或是解释自然现象的欲望中探索宗教起源是一种普遍的诱惑。他将此归因为人们对宗教和心理欲望的错误假设。在现有研究技术的帮助下，我们得以脱离对宗教概念的胡乱猜测，对它们进行证实或证伪。他列出了一个常见的宗教起源假设理由的清单，并提出了不一样的观点（见表4-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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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宗教研究中的“要说”与“不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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