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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考古学家由此认为，这种创造能力的激增代表着智人世系的一次重大进化事件17。我们的大脑中产生了一些变化，拓展了之前的创造能力，这是一种智人独有的变化。还记得第1章中提到的大约在3.7万年前产生的小脑症的基因变体吗？在大约4万年前，生存并不简单，传染病、打猎事故频发，生命周期短暂，也没有便利店、普拉达、阿玛尼；而突然之间，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智人中出现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创造和审美活动的大爆发，他们开始绘制图画、佩戴珠宝，还创造出许多新的实用物品。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这又可以告诉我们关于大脑的哪些信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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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起源的进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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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达尔文认为审美是一种智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但其他人都没有对此多想，直到埃伦·迪萨纳亚克的出现。她认为艺术是一种生物学行为！她的观点基于几个观察结果。首先，歌曲、舞蹈、讲故事以及绘画在所有文化中都出现了。在多数社会中，艺术是大多数人类活动中的一部分，消耗很大一部分可用资源。比方说，在尼日利亚的奥韦里部落里，建造并装饰纪念性房屋的男人们最多两年内不需要参与白天的劳作。艺术可以带来愉悦：我们的动机系统需要愉悦，因为这会让我们感觉良好。小孩子们天生就会跳舞、绘画以及歌唱。跟达尔文一样，迪萨纳亚克认为创造艺术的行为是自然选择的进化结果，而她将艺术最根本的行为趋向称作“制造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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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某些东西变得特殊意味着有意图，而这种意图是指通过韵律、结构以及颜色等吸引人的方式，将一个物品或行为与平常的东西区分开来。迪萨纳亚克认为，“制造特殊”可以增加群组团结，从而提供生存优势。而一个团结的群组又可以增加个体的生存概率。她指出，在过去，一个有人去制造非同寻常的东西的领域通常都跟魔法或超自然世界有关，并以仪式的形式存在，而不是出于现如今这样纯粹的审美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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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不论称什么东西为艺术，都是在认同这个东西在某些方面是特殊的。当“制造特殊”是艺术行为的主要动机时，在不对这是否是“优秀艺术”进行价值判断的情况下，一个人是可以有许多艺术行为的。我们不再需要把艺术看作是为了其本身而做的，而这也使得我们更容易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解释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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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许多人认为艺术起源于单一的动机，比如装饰身体、创意冲动、打发无聊或是交流，但迪萨纳亚克提出，艺术的动机是由许多部分组成的，包括操纵、知觉、情绪、象征以及认知，并且与其他人类特征一起形成，如工具制造、对秩序的需求、语言、类别形成、符号形成、自我意识、创造文化、社会性以及适应性。她提出，艺术创造在人类进化中就是“为了促进或装饰重要社会行为，特别是典礼，在这种行为中，群组价值通常以一种神圣或精神性的本质来表达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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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杰弗里·米勒是一个研究性选择的学者。他认为艺术是性选择的结果，创造能力更高的个体，其繁衍成功率也更高。他提出，艺术跟孔雀的尾巴一样，是一个适应度指标。一件艺术作品越复杂、错综、华丽，要创造它所需的技能就越了不起。这样一件作品是在说：“我寻找食物和栖息地的能力太强了，所以我可以花上一半的时间去做没有显著生存价值的事情！选我当配偶，你就会有跟我一样有能力有活力的后代。”米勒说“孔雀的尾巴、夜莺的歌声、园丁鸟的巢、蝴蝶的翅膀、爱尔兰麋鹿的角、狒狒的尾巴以及齐柏林飞艇乐队 [54]的前三张专辑”18都是性选择的适应度指标。我猜他对齐柏林飞艇乐队第四张专辑里的那首《天堂的阶梯》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感到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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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芬·平克则并不那么确定艺术具有适应性功能，他认为艺术是大脑其他功能的副产品。他指出，迪萨纳亚克认为艺术具有适应功能的观点所基于的理由是它在大多数文化中都存在、消耗大量资源并且令人愉悦，使用毒品的现象也同样符合这些特征，而使用毒品可不是会被称作“适应”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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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进化心理学家的角度来说，大脑是被针对人类祖先生存环境的生理健康需求所驱动的，比如食物、性、成功的繁衍、安全、觉察捕食者、友情和地位。当目标达成后，身体会奖励我们一个愉悦的感觉。我们在捕猎时抓住了一头瞪羚，现在在咀嚼它并收获快感。人类大脑还有能力去理解因果，使用这些知识去达成一些目标。“如果我捕捉瞪羚并杀掉它，我就会有吃的东西了（同时会无意识地获得快感的奖励）。”平克认为大脑把这些信息整合起来，搞明白了其实它不需要花费努力去实际完成目标就可以获得快感。其中一个方式就是服用毒品，另一种方式则是在获得可以提高生存能力的刺激时发出快感信号，从而体验快感。所以我们在吃甜食和满是脂肪的食物（比如果冻甜甜圈）时就会获得一个快感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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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祖先的环境中，有动力去寻找甜食（成熟的果实）和脂肪是可以增强生存能力的，因为它们很难找到且有助于生存。然而，我们也知道甜食和脂肪在食物充足的今天会怎么影响我们了。即使我们已经不需要无法抗拒的动力去寻找它们，但还是被吃到它们时的快感所驱使着。毒品同样可以让我们不需要进行任何完成目标的工作就获得快感。听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获得快感，但它不一定可以增强适应性……还是说它可以呢？然而平克并没有顽固不化。他正在吸取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进化心理学中心主任约翰·图比和莱达·科斯米德斯的意见。他们有另一种看法，而平克看上去很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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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是进化论中的反常现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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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比和科斯米德斯最初也觉得艺术是副产品，但现在他们不认为这个理论能回答所有问题了。他们说：“几乎所有以人类为中心发生的现象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说都是令人疑惑的反常现象。”19而被他们称作“被虚构经历所吸引”的现象则尤其奇怪，不论是故事、戏剧、画作，还是其他想象作品。如果这些现象不是跨文化广泛存在的话（参与虚构、想象的世界是另一个人类共有的现象），没有进化心理学家能够预测到它们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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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参与想象的艺术是一种没有明显功能性回报但却有自我奖励功能的行为。为什么人们会坐下来看情景喜剧、读小说或是听故事呢？这难道只是浪费时间吗？他们难道只是一群懒惰的沙发土豆吗？为什么大脑中会存在将虚拟经验变得愉悦的奖赏系统呢？为什么我们宁可在一个下雨的午后阅读悬疑小说，而不愿去手动修车呢，修车不是更有用吗？以及为什么在我们阅读故事或看电影的时候，会产生某些心理反应，而不是其他的反应呢？为什么我们会有情绪反应而不是身体反应？这部电影也许会吓到我们，但我们不会跑出电影院。如果我们害怕的话，为什么不逃跑呢？为什么无意识反应没有跟我们看到蛇的时候一样起作用呢？然而，我们也许会一直记得那部电影，并根据记忆来做出反应：我们可能会在看过《惊魂记》之后洗澡不关门。看起来人类有一个特殊的系统，来使我们进入想象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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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得以在想象世界里玩耍的神经机制是可以被选择性地损坏的。患有自闭症的孩子们的想象力会非常有限，这意味着想象力是一个特殊的子系统，而非在自闭症中通常没有问题的一般智力的产物。在儿童出生大约18个月后，也就是他们开始理解他人思想的存在的同一时间，假扮游戏就出现了。婴儿是如何理解到自己既可以吃香蕉，也可以把香焦当作假电话来玩的呢？没有人在某天告诉他说：“儿子，香蕉是食物，但因为它长得像话筒，所以我们可以假装——等等，假装就是我要试图去解释的词，啊，我们可以用香蕉替代话筒，它不能真的接电话，但如果我们想要玩一会儿，我是说……”孩子怎么会理解假的东西的呢？他是怎么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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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虚构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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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格斯大学的艾伦·莱斯利（Alan Leslie）提出了一个可以将虚构从现实中区分开来的特殊认知系统：一个去耦机制。他写道：“不断感知、思考着的生物体会尽可能地将事情弄对。然而虚构却在这条基础原则前耀武扬威。在虚构中，我们有意地歪曲现实。多奇怪啊，这种能力居然不是出现在有意识智力发展的顶点，而是调皮地提早出现在孩童时期的伊始。”20图比和科斯米德斯认为我们拥有可以防止混淆现实和虚构的适应能力，也似乎拥有一个可以让我们享受虚构作品的奖赏系统，这意味着虚拟经历是有益的。这对小说作者来说真是个好消息！那么这种好处到底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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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需要准确的信息才能在世界的海洋中成功地航行。生存依赖于它。一般人应该会喜欢阅读非小说而不是小说，但实际上他们情愿看虚构的电影而不是纪录片，更喜欢历史小说而不是历史书。然而，当我们真的想要准确信息的时候，我们会去找百科全书而不是丹尼尔·斯蒂尔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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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方式提高生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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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如此喜欢想象出来的东西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以及我们为什么会进化出对美的反应的问题，图比和科斯米德斯提醒我们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做出提高生存能力的适应性改变。首先，我们可以在外部世界改变行为或外表，从而增加性接触的机会（根据米勒的性选择理论）。这些改变包括合作（迪萨纳亚克的理论）和其他互动行为，比如攻击性防御、选择栖息地以及给你的幼儿喂食。其次，我们还可以通过增强身体素质来做出适应性的改变，比如通过吃糖和脂肪得到快感、呕吐出有毒的食物以及睡觉。最后，大脑也可以被改变。大脑中增强生存能力的变化包括玩耍和学习的能力。这正是图比和科斯米德斯认为我们需要关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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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在整个生命过程中，从生理和信息上整理大脑的任务是人类发展中要求最高的适应性问题。我们相信，建造大脑，并让它为各个适应性功能做好准备，表现出最佳性能，是一个被极大地低估了的适应性问题。我们认为，为了解决这些适应性问题，人类在发展中进化出了一整套适应性功能，许多此类适应性功能存在的可能性都还远未被研究。所以，除了以世界和身体为目标的审美以外，我们还应该关注以大脑为目标的审美这个复杂的领域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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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经历会让我们的大脑更好地工作吗？汉弗莱是偶然发现它的吗？他所认为的“审美是学习的基础”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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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大脑生来就有许多系统。但跟电脑不一样的是，你载入的程序越多、建立的内部连接越多，它们就工作得越快越好。打个比方说，我们的语言系统准备好了去学习一种语言，但尚未编码特定的语言。我们已经有了硬件，但还没有软件。有一些对语言适应性发展至关重要的信息被经济地储存在外部世界中，你需要输入这些信息。如果外部世界中存有可靠信息的话，基因组就不需要如此复杂了。这不仅适用于语言，也适用于一部分视觉系统和其他系统。图比和科斯米德斯认为我们可能进化出了审美动机，作为一种指引系统，刺激我们去搜寻、探测以及经历世界的不同方面，使我们的适应性功能达到最佳性能。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会获得快感作为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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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这样的考虑，两位研究者提出神经认知适应能力可能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功能模式，一旦它启动后，就会开始其本职工作。语言系统的功能模式是说话。另一种模式是组织模式，用于建立适应能力，并将启动功能模式所需的部件集合起来，正如孩子咿呀学语是为了发展语言系统一样。组织模式是产生功能模式的必要条件。“阿韦龙的维克多”（见弗朗索瓦·特吕弗[François Truffaut]导演的电影《野孩子》[L’Enfant Sauvage]）就是一个著名的没有激活组织模式的例子。1797年，这个男孩在法国野外被人发现，他之前一直独自生活在野外。三年以后，他大约12岁，已经接受了抚养他的人类。但是，他一直无法习得语言，只能说几个词。现在我们知道，要学习说话，人必须在很小的时候就浸泡在语言环境中。似乎存在一段关键期，人必须在这时接受特定刺激。学习的关键期也在鸟类中有所表现。小苍头燕雀必须在性成熟之前听到成鸟歌唱，否则它将永远无法学会那种高度复杂的歌曲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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