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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自然物体都有分形 [56]几何，由越来越大的重复图形组成。山、云、海岸、河流和支流、枝繁叶茂的树木中都包含分形几何，正如我们的循环系统和肺一样。打个比方，我们可以看到叶片上的叶脉，叶片组成树叶，树枝上的树叶和树枝一起组成树木。如果我给你一张白纸，让你画一棵枝繁叶茂的树，你会怎么描绘出你所画的树的枝桠密度呢？好吧，有一个叫D的变量。白纸的D为1，一张完全涂黑的纸的D为2。你画出来的枝桠密度在这两者之间。当你给人看分形和非分形图案时，95%的人会更喜欢分形图案55。人类通常更喜欢D为1.3且复杂程度低的场景56，57，而且在看这些场景时人们的压力反应水平更低58，59。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医院病人在“有景色的房间”中恢复得更快。他们看向外面，看到了D为1.3的自然分形图案。这种对D为1.3的分形图案的偏好不仅适用于自然景色，也适用于艺术和摄影60，且跟性别和文化背景无关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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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泰勒（Richard Taylor）是俄勒冈大学（University of Oregon）的一位物理学家，他想知道眼睛是否被审美“调频”至自然环境中围绕着我们的分形了62。是视觉系统中的一些属性使我们更喜欢特定规格的分形吗？视觉系统是如何在复杂情景中区分它们的？泰勒知道眼睛的两个特点。第一，在打量一个情景时眼睛会主要注视物体的边缘；第二，轮廓在知觉分形时是最重要的因素。根据这两个特点，他认为调频也许是通过剪影来完成的。他的研究小组发现，人们喜欢分形值为1.3的天际线63。他认为这可能不仅是因为人们喜欢自然情景，也因为人们喜欢所有有正确分形值的情景。杰勒德·曼利·霍普金斯所说的“被差异所调节的相似性”实际上有一个特定的D值。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按照这个分形值来设计建筑和物品，可以让它们能愉悦人类心智，从而建造出给人压力更小的城市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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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多证据表明，我们的喜好和内脏反应是被一些与生俱来的程序所影响的。但我们都知道，一些审美偏好会随着年龄增长或是在学习某种形式的艺术后产生变化。我们以前不喜欢歌剧，但现在喜欢了；以前不喜欢亚洲艺术，但现在喜欢了；以前不喜欢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现在还是不喜欢；曾经喜欢殖民时期的家具，现在不喜欢了。我们的偏好会随时间而变化，是什么改变了它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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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伯和他的同事们提出的流畅度理论认为，上述各种偏好是我们的大脑可以快速加工的东西，而当我们能迅速加工某些东西的时候，就会获得一个正性反应。我们加工D值为1.3的分形速度很快，所以会获得正性反应。雷伯及其同事测量了这个现象。正性情绪反应会增加脸上颧大肌（也叫微笑肌）的活动，这种反应可以通过肌电来测量。当我们看到大脑能以高流畅度加工的东西时，这些地方的肌肉会在做出关于该物的判断之前就变得更活跃。我们马上要做的判断会因此获得一个小小的正性启动。研究者发现，这种正性情绪反应会影响审美：“对，这很好，我喜欢。”所以，我们审美的基础不仅是流畅度，还有与流畅度相结合的、能在某物被快速加工时让人有所感受的正性反应10。这意味着我们喜欢的是加工过程，而不是刺激。柏拉图错了，美并不是独立于观察者的。该理论还解释了为什么在你加工一项东西之前，如果有人告诉你“你不会喜欢它的”，负性偏差会淹没那个你在独自感受时原本可能感受到的正性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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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喜欢熟悉的东西。我们都有过在第一次看到或听到时不喜欢某样东西，但过一阵子又喜欢它了的这种经历。我们通过增加与该物的接触来增加加工流畅度。喜欢熟悉物、对新物品谨慎显然是适应性的。暴露在不熟悉的东西中时，我们的记忆、学习以及文化会开始起作用。它们会提供有关这个物品的信息，或是产生新的神经连接来适应新的信息，或是加快对新异刺激的加工速度。这是除了知觉以外的另一种流畅度——概念，也就是刺激的含义的流畅度。有些时候，更复杂的刺激对于表达含义是必要的。这就是唐纳德·诺曼所认为的在意义和实质上更有深度的美——反思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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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观察到符合审美的景象时，大脑的内部活动是怎样的呢？伦敦大学学院的川端英明（Hideaki Kawabata）和泽米尔·泽基（Semir Zeki）招募了一些没有接受过特殊艺术教育的大学生，让他们看300幅不同的画作，然后从1到10打分，评价这些画作是丑、中性还是美。不同的受试者选择了不同的画作，而有些画作被一些人归类为美，被另一些人归类为丑。几天以后，每个学生都在观看这些他们所评定出的最美、最丑以及中性的图片时接受了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扫描。通过让学生自己决定美丑分组，川端和泽基得以在知道受试者是否认为画作符合自己的审美的情况下进行扫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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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推测，因为美丑是一种评定标准里的两个极端，所以大脑中应该不是有两个不同的区域负责做出这两种判断，而可能是同一区域的激活程度不同。他们发现，当受试者在看画作时，眶额皮层（也就是与知觉奖赏刺激有关的脑区）会被激活，且在看到美的画作时激活更强。运动皮层同样也会被激活，且在看到丑的画作时激活会更强，跟看到其他令人厌恶的刺激（如违背社会常理）、令人恐惧的刺激（如可怕的声音和面孔）以及愤怒时一样6。如果你还记得，我们天生就能最好最快地回避那些被情绪分类为讨厌或负性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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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川端和泽基的实验里，审美判断早就已经做出了。他们所看到的似乎更有可能是在审美判断之后激活的脑区。卡米洛·塞拉-孔德和他的研究小组想知道前额叶皮层——进化上最先进的人类大脑脑区的一部分是否会在实际审美中被激活。他们好奇的是，3.5万年前艺术的大量出现是否与前额叶皮层中产生的变化有关。他们设计的实验与川端和泽基不一样。他们让一些人看不同风格的艺术画作以及自然和城市的地理风貌照片，同时扫描他们的大脑。如果受试者觉得图片美，就抬起手指。在这种实验设置中，受试者也在做审美判断，但在判断的同时接受了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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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观察在一段时间里哪些脑区被使用过，塞拉-孔德和他的同事们得以追踪来自视觉系统的输入去了哪儿。很酷吧？他们确认了前人对视觉系统的发现，即形状加工是分为不同阶段的，而且视觉系统以外的前额叶皮层也被激活了。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对于监测工作记忆里的事件很重要，而扣带回则会在决策中被激活。在这个实验中，扣带回在做出美或不美的判断时会被激活，而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则只在做出这个东西“美”的判断时才会激活。他们还发现，当某物被评定为美的时候，左脑要更为活跃一些。这种前额叶皮层在决定某物为美时的激活支持了这个假设：前额叶皮层的变化使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智人丰富的艺术成为可能，同时也影响了尼安德特人有限的艺术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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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还认为，因为左脑在审美中激活更强，所以大脑半球偏侧化在审美中也许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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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当某些东西被认为美的时候，我们不仅仅会有一个情绪反应。大脑的其他部分也会启动，那些部分在我们这儿进化得比其他物种更先进。我们应该为我们的狗没有审美意识感到高兴。如果它们会被美所影响，可能就不会有无条件的爱了。我们也许需要脱下沾满油漆的牛仔裤、做个发型或者给它们的尾巴化个妆，可能还需要瘦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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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音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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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的马克·豪泽和麻省理工学院的乔希·麦克德莫特（Josh McDermott）与许多人一样，将音乐归类为人类独有的一种能力64。只有人类会作曲、学习演奏乐器，然后以合奏、组成乐队以及管弦乐团的形式合作（通常来说）演奏它们。没有其他大猿能创作音乐或唱歌。真糟糕，不然《泰山王子》（Greystoke：the Legend of Tarzan）还能是部音乐剧。这意味着我们共同的祖先不会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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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鸟叫呢？它们听起来肯定是像音乐的。豪泽和麦克德莫特称，鸟鸣声是另外一回事。鸟只在特定情境下才会鸣叫：寻求配偶和防卫领地。歌唱主要是由雄性完成的，其唯一的功能是交流。鲸鱼也是一样。它们的“歌声”不是为了纯粹的享受。显然，鸟不会在洗澡的时候独自歌唱。鸟也不会改变它们歌唱的乐谱或是音符。鸟的世界里没有电话线路中的鸟叫四重奏。你看到一只峡谷鹪鹩，听到它降调的鸣叫。峡谷鹪鹩是不会马上把自己的鸣叫从C大调改成降A小调并在结尾加上点儿伦巴鼓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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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禽的变化则更多一些。有些鸣禽物种可以模仿并学习其他物种的叫声，并拼接不同叫声，虽然它们还是更喜欢自己物种的叫声65。然而，不同种类的鸟有着各种不同的局限，没有一种鸟在其生命中的所有时间里都能以相同的学习能力学到新的鸣声。在一些敏感的时间段里，它们能更好地去学习鸣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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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趣的是，正如鸟类的听觉系统是有限制的，它们何时唱、唱什么、何时学、如何学、如何记忆鸣叫都是有限制的，我们的听觉系统、我们喜欢的音乐、我们何时以及如何学习并记忆音乐也是有限制的，而且有些限制可能是我们与其他动物共有的。关于这些限制的比较研究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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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的大脑中有些独特的东西加速了我们在音乐上的成就。我们创作、演奏并聆听新的音乐，并不是为了吸引女孩儿、付账单，或是给朋友一个好印象。我们会在独自一人的时候，仅仅是为了享受音乐就拿起小提琴奏上一曲。每个学过乐器的人都知道，发明和演奏音乐需要用到我们所有的认知能力。这不是一件简单的活儿。知觉、学习和记忆、注意、运动、情绪、抽象化以及心理理论全都在这个行为中得以体现。音乐是另一个人类文明通用的东西66，67，68。在现今和过去的所有文化中，音乐总是以某种形式存在着。人们喜欢摆动身体。当今发现的世界上最古老的乐器也许当属一支骨笛的碎片，它可能是用如今已经灭绝的欧洲熊的股骨做成的。1995年，古生物学家伊万·特克（Ivan Turk）在斯洛文尼亚的一处名为迪维宝贝（Divje Babe）的尼安德特古坟中挖掘出了这一碎片。它是否是一支笛子仍有争议。它被鉴定为大约5万岁。很可能的是，比这更早期的时候还有用未能存留下来的材料做成的鼓69。而对于认为八度音阶是近代西方音乐成果的人来说，在中国贾湖发现的距今9000年的仍能演奏的笛子应当能够有力地反驳他们。这些笛子听起来是有音阶的，其中之一正是八度音阶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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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是最早的语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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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适应理论对音乐的解释跟我们刚才提到的对视觉艺术的解释差不多。几年前，史蒂芬·平克做了件只有他才做得出的事情：他怀疑音乐可能是没有适应作用的听觉芝士蛋糕，是其他功能的副产品2，结果激怒了许多人。芝士蛋糕？许多人不同意他的结论，认为音乐是有适应性功能的。性选择理论的倡导者杰弗里·米勒认为，音乐正如其他艺术一样，可能可以在性选择中吸引配偶（可以称为米克·贾格尔的适应性效应）并彰显配偶质量18。又或者，音乐可能是一个跟语言一样的社会连接系统，可以将群组成员的心境同步化，为共同行动做好准备，从而将联盟和群组联合起来69，71。但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会有人在独自一人时演奏音乐呢？对于这一主题的研究仍处于婴儿期，没有能被广泛接受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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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达尔文同样有话要说。他认为音乐最初可能是具有适应性功能的一种交流形式，一种原始语言，随后被语言所取代。如果这是真的，那么音乐就是以往适应性功能的“化石”了。特库姆塞·菲奇（Tecumseh Fitch）是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的语言学家，他沿用达尔文的逻辑，提出音乐应该被归入曾经的适应性功能中的一个小分类里。这个分类里的元素位于以生物学为基础的认知领域，如今的功能与最初的功能不再一致，但也不是完全不一样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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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音乐和灵长类动物的发声有许多一致的特征，比如音高、音色、节奏以及音量和频率的变化。即使我们没有经过音乐训练，也能很好地分辨出这些特征。你也许会认为你对音乐的这些特征一无所知，但如果让你唱一首最喜欢的歌，你也能唱得很不错。前摇滚乐制作人丹·列维京（Dan Levitin）教授现在是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的一位神经科学家，他要求学生们唱自己最喜欢的歌，而学生们很容易就还原了歌曲的音高和节拍73，74。你能够分辨出用钢琴和小提琴演奏同一个音符时的区别，这意味着你可以认出音符的音色。事实上，你在还是婴儿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这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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