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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本书讲的是心智如何工作,而不是关于为什么有些人的心智比其他一些人在某些程度上做得更好。有证据显示,这个星球上所有地方的人们在看、说、想方面基本上都一样。爱因斯坦和一个高中辍学生的差异,比起这个高中辍学生和迄今最好的机器人之间的差异,或是这个高中辍学生和一个黑猩猩之间的差异来说,是微乎其微的。这就是我打算讲到的神秘之处。我为了得到一些粗糙的消费者指数(如智商)来比较那些重叠钟形曲线的均值,这离我的主题内容都远得不能再远了。正因如此,先天与学习的相对重要性是一个不值一提的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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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强调先天设计不应该与为这个或那个心智器官寻找“对应基因”混为一谈。来想想那些媒体头条中提到的基因或是推断基因吧:肌肉营养不良基因、亨廷顿氏症基因、阿尔茨海默症基因、酗酒症基因、精神分裂症基因、躁郁症基因、肥胖症基因、暴躁症基因、诵读困难症基因、尿床基因以及某些智障的基因。这些都是病症或障碍。人们还没发现有对应于礼貌、语言、记忆、运动控制、智力或者其他完好心智系统的基因,估计今后也不会有。政治家山姆·雷伯恩(Sam Rayburn)对这一现象的原因给予了总结概括:任何一头驴都踢得倒一个谷仓,但要盖好一个谷仓还得靠一个木匠。复杂的心智器官,像复杂的身体器官一样,一定是根据复杂的遗传配方,由许多基因以一些迄今仍深不可测的方式构建而成的。任何基因中的一个缺陷都会毁坏整个系统,就像一台复杂机器中任何部件的一个瑕疵(如一辆汽车中一根松了的导线),都可能会使整台机器熄火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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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器官的遗传装配指南并没有像收音机的电路图一样,列出大脑的所有连接。我们也不应指望每个器官都长在头颅的某个特定骨头之上,而不顾倘若如此大脑中会产生什么后果。大脑与所有其他器官之间的差异始于一团同卵细胞的胚胎发育期。身体的每个部位,从脚趾甲到大脑皮层,在其细胞对其周边环境中的某种信息做出反应时,就开始形成各自独特的形状和结构。而这些信息正开启了遗传程序的不同部分。这些信息可能来自于某种化学液体的味道,这种液体令分子感觉正合适;也可能来自细胞咬合的分子锁钥形状,或是邻近其他细胞的拖拽推搡等外部作用,也可能是源自其他一些仍不为人理解的线索。组成不同心智器官的神经元家族,尽管都是一个胚胎组织同质延伸的后裔,但它们在大脑中装配自身的时候,这些神经元一定被设计成是自私自利的,抓住任何可利用的信息来将自己与其他神经元区分开来。在头颅中的位置或许是差异化的一个原因,而彼此连接的神经元的输入激活模式则是另一个原因。由于大脑注定将是一个计算器官,基因组在大脑成型期间,利用神经组织的功能来处理信息,这一点儿都不令人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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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的感觉区域,是我们能够跟踪进展的最佳区域,在那里,我们知道在胎儿早期发展中,神经元之间就根据严格的遗传配方建立了连接。神经元在适当的时候产生合适的数量,接着移动到属于它们的部位,向目标散发出连接,在合适的区域采用适当的细胞类型,所有这些都是在化学线索和分子锁钥的引导下实现的。但要做到精确的连接,小神经元必须开始发挥功能,它们的激活模式携带着有关它们精确连接的信息传向下端。这还称不上“经历”,因为这都能够在漆黑一片的子宫中发生,有时还在杆状细胞和锥状细胞具有功能之前,而许多哺乳动物才一出生就几乎可以完全看得清楚了。这些样式反倒比较像是某种由基因而来经过压缩的资料,或是某种内部生成的测试信号。这些样式将能够催化收信端的大脑皮质进行分化——或是至少开启这样的过程——直到该区域能够开始处理所收到的信息为止。尚无从知晓基因究竟是如何控制大脑发育的,但合理综合归纳我们目前已知的是这样的:根据大脑模块在开始时成为的组织种类、在大脑中的位置以及在发育的关键期得到了什么模式的触发输入,综合后从而推断出它们的身份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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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大脑是自然选择的产物。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将自然选择称为“盲眼钟表匠”;在心智方面,我们可以称之为“盲眼程序员”。我们的心智程序运行得非常不错,因为它们是由自然选择所塑造的,从而使我们的祖先得以主宰石块、工具、植物、动物以及他人,而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生存与繁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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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选择不是进化变革的唯一原因。生物在漫漫时间长河中的变迁还可能由于导致孰生孰死的统计意外事件,令整个生物种群灭绝的自然灾难,以及自然选择进化产物的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但自然选择是唯一的进化驱力,它会像工程师一样“设计”器官。这个有力的论点是由生物学家乔治·威廉斯(George Williams)和道金斯提出的。即使是那些觉得自然选择被过度夸大的人也接受教科书中对于自然选择的论述,而这些论述来自脊椎动物的眼睛。正如一块表有太多相互精密咬合的部件(齿轮、弹簧、枢轴等),因此它不可能被一阵龙卷风或是一道激流漩涡就装配好了,它需要的是制表匠的设计;眼睛也有太多的相互衔接精密的部件(晶体、虹膜、视网膜等),因而不大可能是由一种随机的进化驱力,如大突变、统计上的漂移或是由其他器官之间角落缝隙的偶然形状所造成的。眼睛的设计一定是复制器自然选择的产物,这是我们所知唯一一种能够制造出功能良好机器的方式,而这种自然过程又不是奇迹。这些拥有眼睛的物种,似乎生来便被设计成能够清楚地看见世界一样,但是事实上,眼睛之所以存在,完全是因为在过去的岁月里,拥有了这种器官的祖先能够成功存活下来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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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认同自然选择设计了身体,但说到人的心智时,他们就划清界限了。他们说,心智或是让头增大的一个突变的副产品,或是一个笨拙程序员的非法侵入,或是由文化演变造成的,而不是生物进化所塑造的。托比和考斯迈德斯指出了一个美妙的反讽。作为由自然设计的、精妙而最无可争议的例子,眼睛绝不只是一个能够剥离为肉和骨、远离心智领域的老式器官。它不消化食物,也不改变物质世界的任何东西。眼睛有什么用呢?眼睛是一个处理信息的器官,它紧密地与大脑相连——从解剖学上讲,眼睛就是脑的一部分。视网膜中那些精致的光学和复杂的电路并不是将信息倾倒入一个乏味空洞的孔中,或是盲目去把从现实得到的东西解释为某种笛卡尔式的物质-精神断层。这个结构繁复的信息接收器必须要设计得与信息发送器一样严丝入扣、结构精致。在我们比较人的视力和机器人的视力时,我们已经知道,令我们能看到东西的那部分心智确实设计精妙。更何况我们实在没有理由相信,这些机制所拥有的设计品质,会由感受器所在的信息链上游,往接收信号加以诠释并据此行动的下游,逐渐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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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中适应论者的研究,即认真运用自然选择来反向工程推导一个器官部件的工程设计,这种方式有时被嘲笑为是一种事后诸葛式的空洞游戏。专栏作家谢希尔·亚当斯(Cecil Adams)讽刺说:“我们头发是棕色的,是因为这可以使我们的猴子祖先隐藏在椰子树中间。”不可否认,这种蹩脚的进化“解释”并不鲜见。为什么男人不愿问路?因为我们的雄性祖先如果接近一个陌生人,可能就会被杀掉。音乐的目的是什么?增加社群的凝聚力。为什么快乐得到进化?因为有快乐的人在身边会令人心情愉快,所以快乐的人吸引了更多的盟友。幽默的功能是什么?减轻压力。为什么人们过高估计他们从重病中幸存的概率?因为这会有助于他们有效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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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这些说法浮夸而且站不住脚,不是因为他们胆敢对一部分心智如何工作寻求进化方面的解释,而是因为他们的解释过于拙劣。首先,他们中许多人从来都懒得去确定事实。有任何人曾经调查过女性喜欢问路吗?在远古的蒙昧社会中,一个女人去向一个陌生人问路,就不会被伤害吗?其次,即使事实已经确定,在尝试解释一个费解的事实时,却将其他一些同样费解的事实看作理所当然,这种做法没有任何用处。为什么有旋律的噪音就会提高社群的凝聚力?为什么人们喜欢和快乐的人在一起?为什么幽默会缓解压力?提出这些解释的人将我们心智活动中的某些内容当作是显而易见、毋庸解释的——的确,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这些是显而易见的,它们就在我们的头脑里。但当我们尝试解释心智是如何进化时,这心智所有的部分都等着我们去努力理解——每一次反应、每一阵愉悦、每一股味道。我们本有可能进化成像见义勇为者1号机器人一样,为救一袋利马豆而牺牲自己;或者像屎壳郎,觉得粪便美味无比;又或者像关于施虐受虐狂的古老笑话中的受虐狂一样——受虐狂说:“揍我!”施虐狂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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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好的适应论者的解释需要以工程设计式的分析为支点,这与我们试图解释的心智部分是相互独立的。首先要明确分析目的和实现目的所需的因果关系链,然后列出哪种设计要比其他设计更适合实现目的。但对于那些以为大学系所的设置准确反映了知识分类的人们来说,不幸的是,这意味着心理学家们如果想要解释心智的各部分作何用途,就需要跳出心理学来向外看。要理解视力,我们需要求助光学和计算机视觉系统。要理解运动,我们需要求助机器人学。要理解性与家庭情感,我们需要求助孟德尔遗传学。要理解合作与冲突,我们需要求助于博弈论数学和经济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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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我们有了一张良好设计心智的规格清单,我们就能来看看智人是否有这种心智了。我们通过做实验或调查来获取关于某一块心智的信息,然后看看这套心智装置是否符合规格:特别是在与大量的生物意义上可能形成的备选设计相比较时,是否显示出解决问题时的精确性、复杂性、高效性、可靠性和专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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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视觉感知方面反向工程的逻辑已经指导研究者长达一个多世纪了,这可能也是我们对视觉的理解要好于其他心智部分的理解的原因。没有理由认为,进化理论指导下的反向工程逆推不能够为心智其余部分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关于孕期呕吐(传统上被称为“晨呕”)的一个新理论,这是由生物学家玛姬·普洛菲特(Margie Profet)提出的。许多孕妇变得容易感到恶心,并且不愿吃某些食物。尽管她们的恶心呕吐通常被解释为荷尔蒙的副作用,但没有理由说荷尔蒙会引发恶心和厌食,荷尔蒙会引发多动症、侵犯性或是情欲。弗洛伊德式的解释也同样不能令人满意:孕期呕吐代表着女性对她丈夫的憎恶,她无意识里想从口中堕掉这个胎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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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洛菲特预测,孕期呕吐应当是为抵消营养和生产能力的降低这种成本提供了一些好处。通常来说,呕吐是针对食入毒质的一种保护:在有毒的食物还没有造成太多伤害之前,就把它从胃中吐出来,而我们对类似食物的胃口在后来也有所下降。或许孕期呕吐是保护女性不食入或消化可能伤害到胎儿发育的有毒食物。虽然你当地附近有“快乐胡萝卜健康食品店”,天然食品未见得就特别健康。你的卷心菜也是进化而来的生物,它像你一样,也不愿被吃掉。既然不能通过行为来很好地保卫自己,它只好求助于化学装备。绝大多数植物都在它们的组织中进化出许多种毒素:杀虫剂、驱虫剂、刺激剂、麻醉剂、毒药以及其他一些扔到食草动物齿轮里的沙子。食草动物反过来也进化出反防卫装置,比如用来解毒的肝脏和能感受到苦味的味觉,用来阻止进一步消化它们的欲望。但通常的防御措施可能还不足以保护一个弱小的胚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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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为止,这似乎听上去并不比那种“吐出你的婴儿”的理论高明多少,但普洛菲特综合分析了数百项研究,这些研究过程都相互独立,同时也独立于她的研究假设,而综合分析的结果却支持她的假设。她十分细致地做了如下记录:(1)成人可接受摄入量的植物毒质如被孕妇吸收,能够导致新生儿先天缺陷并引发流产;(2)孕期呕吐开始时正是当胚胎的器官系统确定成型的时候,也是胚胎最易受致畸剂(引发先天畸形的化学物质)影响的时候,但这时胚胎长得较慢,也仅需要不太多的营养;(3)在胚胎的组织系统几乎完成的阶段,孕期呕吐逐渐消退,这一阶段胚胎最大的需求就是营养;(4)有孕期呕吐的孕妇会有选择性地不喜吃苦涩、辛辣、味重以及新奇的食物,这些食物实际上最可能含有毒质;(5)女性的嗅觉在孕期恶心阶段变得过分敏感,而之后则比平常要更不敏感;(6)靠采摘觅食的人们(应该也包括我们的祖先)摄取植物毒质的风险会更高,因为他们吃的是野生植物而不是专门种植的可口庄稼;(7)孕期呕吐是超越人类文化共通的;(8)有严重孕期呕吐的孕妇流产的可能性会更小;(9)有严重孕期呕吐的孕妇生出先天畸形儿的可能性更小。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婴儿制造系统应当如何工作与现代女性的感觉如何,这之间的匹配吻合的确令人印象深刻,也令人更加相信普洛菲特的假设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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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心智是进化的产物,所以我们的心智器官要么也存在于猿的心智中(或许也包括其他哺乳动物和脊椎动物的心智中),要么是对猿的心智的改进版。这种猿具体来说,是生活在非洲大约600万年前的人类和黑猩猩的共同祖先。许多关于人类进化的书的标题都提醒了我们这个事实:《裸猿》《电猿》《香猿》《偏猿》《水猿》《思考之猿》《人猿》《讲话的猿》《第三种猩猩》《被选中的灵长目动物》等。有些作者激烈地认为:人与黑猩猩几乎没什么不同,任何强调具体的人类禀赋的言行都是傲慢的沙文主义或者等同于神创主义。对于一些读者来说,这是一个进化论框架的反证法。如果理论说“人至多就是刮光了毛的猴子”,就像吉尔伯特和苏利文在《公主艾达》(Princess Ida)中所讲的那样,这就无法解释人和猴子为什么有着不同的心智了,而显然这是个明确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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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会说话的、赤条条的、不匀称的猿,但我们还有着与其他猿显著不同的心智。智人超大尺寸的脑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都是杰出的进化适应。它使我们能够在地球上任何一种生态系统中栖居、重新塑造这个星球、在月球上行走并发现自然界的秘密。而黑猩猩尽管被宣称智力很高,却已是依赖于有限几处丛林的濒危物种了,而且它们的生活方式也与几百万年前无异。我们对于这种差异的好奇心,让我们不仅仅满足于我们与黑猩猩的DNA绝大多数都相同这样的事实,以及这种小差异都导致巨大效应这种一般性推断。30万代的进化和多达10兆字节的潜在遗传信息足以使人的心智改头换面。的确,心智应当要比身体更容易重新塑造,因为软件要比硬件更易于修改。我们不应该为发现人类具有了新的认知能力而惊讶不已,因为语言已足够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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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些例子都与进化论相容。进化确实是一个保守的过程,但它不可能过于保守,否则我们就还是池塘里的泡沫呢。自然选择将差异传至后代,并使它们专业化分工,从而适应特定的环境。任何一家自然历史博物馆里都有例子表明某个物种或某群物种拥有独特而复杂的器官:象的鼻子、独角鲸的长牙、鲸的鲸须、鸭嘴兽的鸭嘴、穿山甲的盔甲等。它们常常在地质学年表中迅速进化。第一头鲸大约进化于1000万年前,它与它目前活着的最近的亲戚,如牛和猪类的有蹄动物,有着共同的祖先。如果按照人类进化这类书的精神,一本关于鲸的书该被称为《裸牛》。但如果这本书的每一页都在为鲸与牛之间的相似性不厌其烦地击节赞叹,却一点都没有讨论进化适应怎样造成它们之间的差异,那就太令人失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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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心智是一种进化适应,并不是说所有的行为都是达尔文意义上的适应。自然选择并不是在我们头顶上盘旋的守护天使,确保我们的行为总是符合生物意义上的适应性最大化。信仰进化论的科学家一直觉得有责任来解释一些似乎像达尔文式自戕的行为,如独身、收养和避孕。他们大胆地推测说,或许独身的人会有更多时间去抚养一大群侄子(女)或外甥(女),这样就可以比只养育自己的孩子繁殖复制更多他们的基因。但这种牵强附会是不必要的。人类学家唐纳德·西蒙斯(Donald Symons)阐述了理由,他将进化心理学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称为社会生物学的思想流派做了区分(尽管这两种思想也有很多重合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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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自然选择发挥作用要历经几千代。在人类存在时期的99%的光阴里,人们都身在采集狩猎时代,在一小群游牧部落中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我们的大脑所适应的是那种消失已久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全新的农业和工业文明。大脑不是用来应对陌生的人群、上学、书面语言、政府、警察、法庭、军队、现代医学、正式社会组织、高科技以及其他人类后来经历的现象的。既然现代人的心智适应的是石器时代,而不是计算机时代,就没必要绞尽脑汁为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寻求进化适应上的解释。我们祖先的环境中缺乏现在诱使我们做出非适应选择的机制,如宗教规范、收养机构、制药公司,因此直到最近并没有自然选择的压力来使人类抗拒这种诱惑。如果更新世的大草原上有长着避孕药丸的树,我们进化的结果很可能见之如见毒蜘蛛,避之唯恐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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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自然选择不是木偶操纵者,凭直接拉拽线绳来操控行为。它靠设计行为的发出者操控行为,其中包含信息处理和目标搜寻,我们称之为心智的机制。我们的心智被设计为做出一般情况下都适应我们祖先环境的行为,但我们今天所做的任何特定行为都是许许多多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行为是许多心智模块内部斗争的结果,它是在机会和他人行为的共同约束下所做出的。《时代周刊》某一期封面故事中问道:“通奸——在我们的基因中吗?”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意义,因为通奸或任何其他行为都不可能在我们的基因中。可以想象,通奸的欲望可能是我们基因的间接产物,但其他同样也是我们基因的间接产物会对其有所压制,比如希望有一个值得信赖的配偶的愿望。即使这个欲望在激烈混战的脑海中占据优势,它也不可能付诸公然的行为,除非这时恰好有另外一个伴侣正在附近,而想要出轨的欲望在他的内心也占据了上风。行为本身并没有进化,进化的是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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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人初步了解其设备是用来做什么的,才可能进行反向工程。我们并不了解橄榄取核器,直到我们发现这个装置是用来除去橄榄核,而不是镇纸或是练腕器。在探求设计师的目的时,既要考虑一个复杂设备的各个部分,又要将这个设备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虑。如汽车的一个部件——化油器,是设计用来将空气和汽油混搅在一起的,混搅空气和汽油只是一个子目标,而最终目标是让汽车带着人们到处跑。尽管自然选择的过程本身并没有目标,但它进化出像汽车这样的存在实体,这些实体高度组织化,产生了某种目标和子目标。要进行心智反向工程推理,我们必须厘清所有的目标,并找出它的最终目标。人类心智的设计最终是为了创造美吗?是为了发现真理吗?是为了爱和工作吗?是为了与他人和自然和谐相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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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选择的逻辑提供了答案。设计心智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复制最大数量的基因,而正是基因创造了心智。自然选择只关心那些自我复制实体的长期命运,也就是那些经过许多代复制后仍保持着稳定的同一性的实体。它预测的只是:那些能表现出可以增进自身复制概率行为的复制器,最后将成为优势物种。当我们问“谁或什么会从进化适应中获益”以及“生物体中的设计究竟是为什么而做的?”时,自然选择理论提供了答案:长期稳定的复制器——基因。即使我们的身体,我们自身,也不是我们设计最终的受益者。正如古尔德曾说过:“什么是达尔文所讲的‘个体繁殖成功’?它不可能是将某个身体传到下一代——因为说实话,你根本就不可能在这个意义上让身体随着你走!”哪些基因被自然选择,其标准是基因构建身体的质量,是基因被传至下一代,而不是会腐烂的身体传至下一代;是基因而非身体要经历选择去一天天地生活和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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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还有一些持不同见解的人(比如古尔德自己),但基因决定的观点主导了进化生物学,并且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它提出并正在回答这些关于生命的最深刻的问题,比如生命是如何起源的,为什么会有细胞,为什么会有身体,为什么会有性,基因组是如何排列的,为什么动物会相互交流等。对于动物行为研究者来说,基因决定论的重要地位就像牛顿定律之于机械工程师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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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几乎所有人都误解了这个理论。与流行的观点恰恰相反,以基因为中心的进化理论并未说明所有人类生存的目的就是为了传播基因。除了那位用自己的精液为患者人工授精的多产医生、诺贝尔获奖者精子库的捐精者和其他一些狂人外,没有人(或动物)殚精竭虑是为了传播自己的基因。道金斯在一本名为《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的书中解释了这个理论,这个比喻是慎重选择过的。人们并没有自私地去传播他们的基因,是基因在自私地传播自身。它们传播的方式是构建我们的大脑。通过使我们享受生活、健康、友情和天伦之乐,基因购买了代表下一代的彩票,在我们进化的环境中它们的胜算很大。我们的目标,是基因复制自身这个终极目标的子目标。但这两者是不同的。我们的目标,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都和基因毫不相干,而是事关健康、爱人、孩子和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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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身而为人的目标和基因自身目标之间的混淆,为我们带来了许多似是而非的结论。一本关于性进化的书的评论者抗议说,人类通奸与对应的动物行为不同,它不可能成为传播基因的策略,因为通奸者采取了避孕措施。但我们在讨论谁的策略?性欲不是人传播基因的策略。性欲是人获取性愉悦的策略,而性愉悦是基因来传播自身的策略。如果基因没有得到传播,是因为我们比它们聪明。一本关于动物情感生活的书中抱怨道,根据生物学家的说法,如果他只是帮助亲戚或交换各自所好,这两者其实都是服务于一方基因的利益,那就根本不是真正的利他,而是某种伪善。这也是在混淆概念。正如蓝图并不一定是标出蓝色的建筑图纸,自私的基因也不一定是指自私的生物有机体。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有时基因所做的最自私的事情就是构建了一个不自私的大脑。基因是剧中的一幕剧,而不是剧中演员的内心独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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