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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心理学VS标准社会科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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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进化心理学是对我们知识传统中关于人类心智正统观点的背离，这种主流观点被托比和考斯迈德斯冠名以标准社会科学模型（Standard Social Science Model, SSSM）。标准社会科学模型对生物学和文化做了根本的区分。生物学赋予了人类5种感觉、几种驱力（如饥饿和恐惧），还有学习的一般能力。但根据标准社会科学模型，生物进化已经被文化进化所取代。文化是一种自治的存在现象，它具有一种令自身不朽的愿望，并通过树立期望和分配角色来实现这种愿望。不同社会的文化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即使是标准社会科学模型的改良者也接受这种思路。生物学只不过“与文化同等重要”，改良者认为，生物学给行为做了“限定约束”，所有的行为都是二者的混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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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社会科学模型不但成为知识界的正统，而且还占据了道义上的权威地位。当社会生物学家首先开始挑战它时，他们遭到了凶悍的反击，其凶猛程度即使是以学术诽谤的标准来衡量也极不寻常。生物学家E.O.威尔逊（E.O.Wilson）在一次科学会议上被人浇了一壶冰水，学生们拿着手提大喇叭叫嚣着要开除他，张贴海报鼓动人们在他的讲座上鼓噪添乱。“科学为人民”以及“反种族主义、反智商、反等级社会大运动”这类组织发表了愤怒的宣言和连篇累牍的檄文。在《不在我们的基因中》（Not in Our Genes）一书中，理查德·列文廷（Richard Lewontin）、斯蒂文·罗斯（Steven Rost）和列昂·卡明（Leon Kamin）影射了唐纳德·西蒙斯的性生活，将理查德·道金斯的一篇辩驳文章篡改为语无伦次的昏话。道金斯提到基因时说：“它们创造了我们、身体和心智。”这些作者不断重复地引述为：“它们控制了我们、身体和心智。”在《科学美国人》刊登一篇关于行为遗传学的文章时（文章主题是对双生子家庭和被收养的研究），他们将文章起名为《再谈优生学》（Eugencis Revisited），暗指那场旨在改良人类现存基因的臭名昭著的运动。当该杂志提到进化心理学时，他们将文章称为《新社会达尔文主义者》（The New Social Darwinists），暗指19世纪那场将社会不平等归因于资质禀赋差异的运动。即使是一位杰出的社会生物学实践者、灵长类动物学家萨拉·布拉弗·赫蒂（Sarah Biaffer Hrdy）也说：“我怀疑是否应当在高中阶段，甚至是本科阶段教授社会生物学课程。社会生物学所传达的整个信息都是导向个体的成功。这是马基雅维利式的，除非学生已经具备了适当的道德架构，否则我们教这些可能会培育出社会恶人来。这倒是完全符合雅皮士们‘自我优先’的精神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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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学术圈都加入了这场闹剧，对可能需要在实验室或实地反复讨论的实证问题干脆进行投票表决。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对“牧歌般平等主义的萨摩亚人”的描绘是标准社会科学模型的一份奠基性文件，当人类学家德里克·弗里曼（Derek Freeman）证明她列举的事实有惊人的错误时，美国人类学学会在他们的会议上投票表决，指责弗里曼的研究结果是不科学的。1986年，20位社会科学家在一次名为“脑与侵犯性”的会议上起草了《塞维利亚反对暴力声明》（Seville Statement on Violence），该声明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采用，并由几家科学组织共同签署。声明宣称要“挑战一些已被提出但未经证实的生物学研究结果，这些结果已被用来对暴力和战争进行合理化解释，而解释者甚至包括我们学界中的一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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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我们从我们的动物祖先那里继承了制造战争的倾向”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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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战争或任何其他暴力行为是在基因上深植于我们人性中”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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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自然更倾向于选择侵犯性行为而不是其他行为”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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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人类有一个‘暴力的脑’”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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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战争是由‘本能’或任何其他单一动机导致的”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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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结论是，生物学并没有宣布人类注定会进行战争，人性可以从生物学悲观主义的奴役中被解放出来，被赋予信心来承担国际和平年和未来岁月中所需要的改造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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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什么样的道德确定感刺激了这些学者们去曲解引用观点、封杀思想、对观点提出者进行人身攻击、以未经授权的组织或不得人心的政治运动给这些异见者抹黑，发动权威机构确立何为正确与错误的规则？这种确定感源于对人类秉性的3个假定含义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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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如果心智有一个天生结构，不同的人（或不同的阶层、性别，以及种族）就会有不同的天生结构。这就为歧视与压迫提供了合理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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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如果诸如侵犯、战争、拉帮结派以及追逐地位和财富这些可憎的行为是天性，那么它们就是“自然的”，因而也是好的。即使这些行为被认为不好，由于它们是基因决定的，没办法改变，所以试图进行社会改革是徒劳无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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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如果行为是由基因导致的，那么个人不应当为其行为承担责任。如果强奸犯是遵从生物学的指令来传播他的基因，那就不是他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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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除了几个愤世嫉俗的辩护律师和逻辑混乱的半瓶子醋，他们都不大可能去读《纽约书评》中的宣言，事实上没有人得出这些怪异的结论。这些实际上被认为是无人指导的大众可能会得出的推论，所以这些危险的观点自身必须被压制。事实上，这3个论断的问题不在于其结论太令人生厌，因而任何人都不应当沦于这种观点的立场。问题在于，根本就没有这种危险立场；这些论断是不合前提的推论。要揭示其错误，只需检验一下理论的逻辑，将科学问题与伦理问题区分开来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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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科学家不应当躲在象牙塔里追求真理，而不受道德和政治思想的干扰分心。任何一项涉及其他生命的人类行为都既是心理学的研究内容，也是道德哲学的研究内容，二者都很重要，但二者不可混为一谈。关于人性的辩论已被一种思想惰性所搅混，这种惰性体现在出现道德问题时不愿意进行伦理道德方面的争论。这种趋势不是根据权利和价值的原则去推理，而是套用现成的道德标准，或是宣传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的美好人性，干脆省掉了我们对道德问题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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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的人性讨论中的道德等式都很简单：天生等于右翼，等于坏的。现在，许多遗传论运动都是右翼的和坏的，比如种族优化论、强制绝育、种族灭绝、建立在种族和性别差别上导致的歧视，以及对经济和社会等级差异的合理化解释。标准社会科学模型的功绩在于，它提供了一些理论基石，以供深刻的社会批判削弱这些实践运动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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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个道德等式错的时候和它对的时候一样多。有时左翼的实践行动同样是坏的，作恶者用标准社会科学模式对人的天性的否定来想方设法使他们的恶行合理化。异议观点反映的不是导致不同结论的理性思想实践，而是大相径庭的文化产物，这种文化产物能够被根除，方法就是再造社会，对被旧的养育方式所污染的人进行“再教育”，以及如果必要的话，从还是白板一块的全新一代重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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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左翼立场是正确的，因为否定人的天性是错误的。在《心与智》（Hearts and Minds）中（1974年一部关于越战的纪录片中），一个美国军官解释说，我们不能将我们的道德标准应用在越南人身上，因为他们的文化不强调个人生命的价值，所以他们在家人被杀害时不会承受我们那么大的痛苦。导演在播放这段引语时，选取的镜头画面是在一位越南死者的追悼会上恸哭的哀悼者，它提醒我们爱与悲伤的普遍性直接驳斥了那个军官令人厌恶的理论解释。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候，负疚的母亲一直在忍受着一些荒谬理论对她们的谴责，这些怪谈将孩子们的每一种机能障碍或差异都归咎于母亲（母亲的信息相互矛盾导致精神分裂，冷漠导致自闭症，专横跋扈导致同性恋，放任导致厌食，母爱不足导致语言障碍）。痛经、孕期呕吐、分娩疼痛被草率地解释为女性对文化期望的“心理”反应，而不被当作正常的健康问题来治疗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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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权利的基础是假定人们具有愿望和需求，并且有权确定这些愿望和需求是什么。如果人们连表达的愿望和需求只是一种可以被抹灭的刻痕，或是经由一种可被重新塑造的洗脑过程而得，那么任何的凶残暴行都可以为自己找到合理的借口。因此，那些诸如迈克尔·福柯（Michael Foucault）和一些学院派女性主义者所提倡的、时髦的“解放式”意识形态令人啼笑皆非。他们援引社会适应性的“内化权威”“错误意识”或是“不真实偏好”来解释这样一个令人费解的事实：人们喜欢那些据称是用来压迫他们的东西。对人性存在持否定的态度，就和对其施以过多的强调一样，都可以被扭曲成为替暴行开脱的思想基础。无论是目的有害，还是观点错误，我们都应当将之大白于天下，而不应将二者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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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人类秉性的3个假定含义究竟怎样呢？第一个“含义”——人类秉性意味着人类天生的差异——根本就没什么意义。我主张的心智设备是每一位神经系统正常的人都配备的。人们之间的差异与那套设备的设计无关。这些差异很有可能源于装配过程的随机变异或不同的生活经历。即使这些差异是天生的，它们也可能是我们所有人的心智设备中的数量差异和微小变体（像是某个特定的模块能够多快地进行运作，哪一个心智模块能在内心交战时取得上风等），不一定就比标准社会科学模型所允许的先天差异种类（更快的通用-目的学习过程、更强的性驱力）更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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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的普遍结构不仅在逻辑上是可能的，而且很可能事实就是如此。托比和考斯迈德斯指出了有性繁殖的一个基本后果：每一代中，每个人的设计图都与其他人的混杂在一起。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性质上很相似。如果两人基因组是根据不同种类的机器设计的，比如电动机和汽油发动机，新的混合成品就是一个不能工作的机器。自然选择是一种物种内部的同质化力量，它消除了绝大多数宏观设计变异，因为这些变异不是对现状的改进。自然选择确实有赖于曾经的变异，但是它取自这种变异并将之耗尽。这就是为什么所有普通人都具有相同的身体器官，为什么我们也一定都有相同的心智器官的原因。当然，人们之间也一定有微观变异，大多是我们蛋白质的分子排列顺序中的细微差异。但在身体和心智的功能性器官层面，人们的工作方式都是一样的。尽管只要我们还活着，探究人们之间的差异就对我们有着永无止境的诱惑，但这些差异在我们理解心智如何工作时没有好处。同样，整个人群的平均差异——无论其来源如何——对于理解心智如何工作也都无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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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差异当然是另一回事。男女性器官的显著差异提醒我们，性别不同可能意味着不同的设计，我们知道这种差异来自一个基因“开关”的特殊小装置，它引发了一系列生物化学的连锁反应，从而激活或抑制了整个脑和身体的基因大家族。我将会在其后列出一些证据，证明这样的效应的确会为心智运作带来若干差异性。作为又一个不鲜见于针对人类天性的学术政治的讽刺，这项受进化论启发的研究所提出的性别差异紧紧围绕着繁殖及其相关领域，这比起一些女性主义学派所骄傲宣称的差异来说，要少讨人嫌得多。这些“差异女性主义者”宣称的内容包括：女性不用抽象的线性逻辑推理；她们不运用怀疑主义来处理问题。或通过严格争论来评估思想观点；她们对一般性道德原则以及其他侮辱，不做争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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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最终我们不能只看谁被描绘得更顺眼，问题在于，究竟是什么造成了我们偶然发现的这些群体差异。这里我们必须准备好进行一次道德争论。基于种族、性别或族裔而歧视某个人是错误的。对于以上论点，我们可以运用许多与人群的平均特征无关的方法，来对其加以辩护。可以争辩说，因为个人不可控制的因素而剥夺这个人的社会福利是不公平的；或者遭受歧视的受害者对歧视的体会是一种极度痛楚的体验；或者受害群体易于做出激烈的反应；或者歧视倾向于上升为像奴隶制和种族灭绝这样的恐怖事件。那些主张扶持行动的人认同反向歧视是错误的，但他们争辩说这是为了纠正更大的错误。所有以上这些争辩，都不会因为任何科学家在未来可能会发现的任何新论据而受到半点影响。关于群体差异，必须有请格劳利亚·斯坦纳姆（Gloria Steinem）发言：“真的没有太多需要一个阴茎或者一个阴道的工作，所有其他的职业应当对所有人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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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类天性的第二个假定含义是，如果我们卑贱的动机是天生的，它们就不可能坏到哪里去。这个谬误太过明显，甚至都有了一个专门的名称叫自然主义谬误，这种观点认为凡是自然中发生的都是对的。忘掉野生动物纪录片中浪漫的胡说八道吧，那些片子里所有的生物无论大小，其行为都是为了生态系统的更大福利与和谐。正如达尔文所说：“要记录大自然笨拙、浪费、错误百出、低俗和可怖残酷的工作，这个魔鬼的随军教士该怎么写这样一本书啊！”一个经典的例子是姬蜂，它用蜂针将一个毛毛虫蜇得不能动弹，将卵产在毛毛虫的身体里，这样它的幼虫能够从里面慢慢地蚕食光毛毛虫活着的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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