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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社会性动物都要在汲取群居收益和承受群居痛苦之间保持平衡。这就创造出一种压力,迫使动物只有变得更加聪明才能待在这条横木的正确一边。在许多种动物中,脑子最大、行动最聪明的物种都是社会性的:蜜蜂、鹦鹉、海豚、大象、狼、海狮,当然还有猴子、大猩猩和黑猩猩。聪明但却几乎独居的猩猩,是个令人困惑的例外。社会性动物发送和接收信号来协调捕猎、防卫、觅食和群体性活动。它们彼此交换喜欢的东西、偿还并执行债务、惩罚欺骗者以及形成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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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人猿的集体性表现在“猿猴的精明”。灵长目是卑怯、厚颜无耻的骗子。它们趁竞争者不注意时去调情、发假警报来吸引或分散注意力,甚至控制嘴唇作面无表情状。黑猩猩相互留意着彼此的目标,甚至不加掩饰地这么做,有时还用作教育和欺骗手段。让一只黑猩猩看到一些装着食物的盒子和另一只装着蛇的盒子,它会将同伴带到装蛇的那个盒子前,等同伴尖叫着逃跑之后,再独享美餐。草原长尾猴则像饶舌妇一样时刻关注着每只猴的来来去去和朋友与敌人,但它们对非社会性世界却极为愚钝,注意不到蟒蛇的踪迹和树上有动物尸体的不祥情况,而树上的动物尸体则是豹子的独特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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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理论家提出,人脑是由我们灵长目动物祖先的马基雅维利式智力发动的认知装备竞赛的结果。这个论点认为,你降服植物或石块只需要那么多脑的能量,但另一个家伙差不多和你一样聪明,而且可能会用它的智力来做对你不利的事情。你最好能考虑到,它在考虑关于你在考虑它在考虑的事情。就脑能量的发展而言,相互攀比永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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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的猜测是,认知装备竞赛本身并不足以形成智能。任何社会性物种都能够开始脑力的无休止逐级攀升,但除了我们,没有其他物种发展出智能,大概因为如果没有其他一些生活方式的改变,智能的成本(脑大小、延长的孩童期,等等)将抑制这种正反馈环。人类在机械和生物方面都是例外,而不仅仅是在社会性方面。在一个凭借信息而运转的物种中,每项技能都令其他技能的价值成倍增加。顺带说一句,人脑的扩张绝不是进化狂热分子极力鼓吹的加速正反馈环。大脑在500万年的时间里体积翻了3倍,但从进化的计时标准来看,这就是闲庭信步。原始人类进化有足够的时间来让它们的脑长到现在人脑这么大,再缩小回去,再长到这么大,往复好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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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好视力和大群体之外,智能的第三个先决条件是手。灵长目动物是在树上进化的,它们用手来抓握树枝。猴子用四肢在树枝上跑来跑去,而猿则主要用胳膊悬挂在上面。猿用发展良好的手来操控物体。大猩猩小心翼翼地剖开粗糙或多刺的植物取出能吃的东西,黑猩猩使用简单的工具,如用树干捞出白蚁、用石块砸开坚果或用捣碎的树叶来吸水。就像塞缪尔·约翰逊谈到狗用后腿行走时的,尽管它走得不怎么样,你还是会很惊讶它竟然能那样走。在令智能物有所值的世界上,手是起关键作用的杠杆。在人类谱系中,精确的手和精确的智能是共同进化的。化石记录显示,手引领着智能的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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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做出精致工具的手,如果一直被我们用来走路就会没什么用处,而双手之所以会出现,也不仅只是靠它们自身就能够进化出来的。我们身体中的每块骨头都是重新塑造过的,这才给了我们直立的姿势,将手解放出来抓握和操控东西。我们还要再次感谢我们的猿祖先。悬挂在树上对身体的进化要求不同于大多数哺乳动物水平的四轮驱动设计,猿的身体已经随着胳膊上伸而向上倾斜(它们的胳膊已经与腿不同),黑猩猩(甚至猴子)能在短距离内直立行走去拿食物和其他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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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直立的姿势可能经历了几个选择压力。二足直立行走在生物力学上是一种有效的方式,它可以重新调整在树上悬挂着的身体,从而在新进入的草原平地上走较长的距离。直立姿势还使原始人能够像土拨鼠一样掠过高草向外窥视。原始人类在正午时出来;这种在动物学上不寻常的“倒班”带来了几项人类适应,比如没有毛发和大量地流汗,这使得它们可以保持凉爽。直立姿势可能又是另外一个为了达成同样目的的适应特征,因为横躺下来只会让身体照射到更多的阳光。不过携带和操控东西一定是关键的诱因。在手解放出来以后,人类可从不同地点拿来原料加工成工具,然后再把它带到最有用的地方去。食物和孩童也可以被运送到安全或富饶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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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的最后一个要件是狩猎。狩猎、运用工具和二足行走是达尔文认为的促使人类进化的3个特别重要的因素。“人类猎手”直到20世纪60年代还是科学解释和通俗故事中的典范。与约翰·格伦和詹姆斯·邦德的健壮男子形象相呼应了10年后,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这个女性主义者发挥影响力的小星球上,逐渐丧失了吸引力。人类猎手的主要问题在于,它将智能的发展归功于成群的男人在捕猎到大型猎物时所需的团队合作和前瞻远见。但自然选择是对两性生活的累加。女人们并不是在厨房里等着父亲们把猎物拿回家好做饭吃,她们也不是坐视进化的男人们享受着智力增强而自己无所作为。现代原始人群的生态学显示,女性采集者也通过高度加工的植物食品提供了比例很高的卡路里,而这也需要机械方面和生物方面的智慧。当然,在群居物种中,社会性智能是与长矛和棍棒同样重要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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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托比和德沃尔认为,狩猎仍是人类进化中的一支重要力量。问题关键不在于心智能对狩猎有何帮助,而是狩猎能对心智有何作用。狩猎提供了营养高度集中的自然包装。我们并不是总有豆腐,而构建动物肉体最好的天然材料就是动物肉体。尽管植物性食品也提供卡路里和其他营养,但肉是包含了所有20种氨基酸的完整蛋白质,还提供了富含能量的脂肪和必需的脂肪酸。在哺乳动物中,食肉动物比食草动物有相对其身体大小更大的脑子,部分原因是因为搞定一只兔子比搞定草需要更多的技能,还有部分原因是因为肉能够更好地供养贪婪的脑细胞。即使根据最保守的估计,肉在原始人食物结构中的比例也要远高于在其他灵长目食物结构中的比例。这或许是我们能够供得起我们昂贵的大脑的一个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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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猩猩们集体合作猎取一些像猴子和野猪这样的小型动物,我们的共同祖先大概也是这样狩猎的。迁移到草原必定使得狩猎更加有吸引力。尽管保护雨林的招贴画上显示那里有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但真正的森林中很少有大型动物。只有少量的太阳能落到一片土地上,如果它支撑的生物量都锁定在树木上,那动物们就得不到供应了。而草原就像能够自动盛满的神奇高脚杯一样,只要被人注视就会变回原来的样子。草原可以供养大量的食草动物群,而这些食草动物又接着供养食肉动物。几乎在200万年前的化石记录中就有屠宰的证据,那还是能人的时代。狩猎一定更早,因为我们知道黑猩猩就这么干,而它们的这些活动则无法在化石记录上则留下证据。一旦我们的祖先开始了狩猎,世界之门就打开了。在高海拔和高纬度的地方,冬季植物性食物很稀少,但狩猎者可以在那里生存。因此,没有食素的爱斯基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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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按照现在的男子汉勇往直前的时代精神,我们祖先的行为特点有时被描述得更像怯懦的食腐动物而不是勇敢的猎手。然而尽管原始人有时会吃动物尸体,但他们大概不会以此为生,即便是那样的话,他们也不是懦夫。秃鹫清理动物尸体残躯,因为它们能大范围地扫描寻找目标,而且一旦发现更强大的竞争者出现就能立刻逃离。因此,食腐行为不是胆小者能做的。动物尸体为猎捕者小心看护的,否则更凶猛的动物就会把它抢跑。动物尸体对微生物也很有吸引力,它们会迅速将肉致毒使其他食腐者无法染指。所以当现代灵长目或狩猎采集者经过草原时,他们通常不去理会那些动物尸体。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精神药品专卖店里常挂着这样一幅海报,一只秃鹫对另一只说:“耐心点,笨蛋!我要去杀死一些东西。”这海报的意思是对的,除了秃鹫外,食腐的哺乳动物也猎捕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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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还是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主要货币。设想一只奶牛努力想赢得一个邻居的好感,就把一丛草丢在邻居的脚下。人们可能自然会想到,第二只奶牛会说:“谢谢,不过我可以自己找草吃。”猎取一只动物的营养则是另一回事了。猪小姐曾建议:“绝对不要吃比自己能举起的东西还要大的任何东西。”猎手杀死的动物比它能吃的量要多,而且肉将会很快腐烂,这时他就面临一个独特的机会。捕猎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运气。在还没有冷藏法的时候,为没有收获的时候储备肉的一个好地方就是其他猎手的身体,他们会在运道轮转时施以回报。这种方式形成了原始社会中常见的男性同盟和普遍互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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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手剩余的食物还有其他市场。有营养的食物可供后代食用,也可以给雌性食用,从而增加自己与其他雄性竞争时的胜算。知更鸟把虫子带给雏鸟的行为提醒我们,大多数动物都会把猎物带给幼子,这些捕捉到的动物才是真正值得花精力去得到和将之搬运的食物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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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还涉及性政治。在所有的原始社会中,估计也包括我们的祖先,狩猎基本上都是男性的活动。女性为孩子所累,狩猎对于她们来说不大方便,而男人体格更大、更擅长杀戮,这是由他们相互残杀的进化历史造成的。因此,雄性可以通过让孕育孩子的母亲吃上肉食,将剩余的肉交给他们的孩子。他们还用肉来同雌性交换植物性食物和性。用肉体换取肉体的交易可以在狒狒和黑猩猩中发现,在原始人群中也很常见。尽管现代社会中人们已经前所未有的谨慎小心,但用资源换取性的交易在全世界范围内仍占很重要的一部分。第7章探讨了这种活动的动力原因,以及它们是如何源于生殖解剖上的差异的,尽管解剖结构决定不了现代生活方式。不管怎样,我们还没有完全丧失这种关联。《曼纳斯小姐行为矫正指南》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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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会有3种可能的组成部分,其中至少两个是必需的:娱乐、食物和感情。在通常情况下,一连串的约会开始是由许多娱乐、一定数量的食物和最纯粹的感情开始的。随着感情因素的逐渐增加,娱乐可以相应比例地减少。当感情就是娱乐时,我们不再称之为约会。而在任何情况下,食物都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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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没有人真的知道这4种习惯是否组成了人类智能攀升的大本营,也没有人知道在生物设计空间是否还有其他没尝试过的智能因素。但如果这些特征确实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的祖先是5000万个物种中唯一一个走上智能之路的,那么它对寻找外星智能而言将有着严肃的意义。一个有生命的星球还不足以成为一个发射台。它的历史中还应包括一个夜间活动的猎食动物(才能获得立体视觉),其后代转换为日间活动的生活方式(才会分清颜色),这样它们就能以水果为生,但对于捕猎者来说它们仍易受攻击(因此需要群居生活),这就将它们的运动方式改变为在树干下游荡(有利于手的功能和直立行走的发展),之后的一次气候变更将它们从森林送到了草原(形成了直立行走和狩猎)。对于某个星球,即使是有生命的星球,拥有这样历史的概率会是多少呢(如表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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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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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进化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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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头的化石记录讲述了一个逐渐进入认知利基的故事。表3-2展示了作为我们直接祖先的物种的现有证据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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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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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大脑进化出来的几百万年前,黑猩猩和人类共同祖先的一些后人开始直立行走。20世纪20年代的发现令人类至上的沙文主义者惊诧莫名,他们一直想象着,我们光荣的大脑在带领着我们沿梯而上,或许就像我们的祖先在每层梯子上都会去决定他们新发现的智慧可以用来做什么一样。但自然选择不可能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如果不能使用它,你为什么要增大你的大脑?古人类学的历史是来发现越来越早的直立姿式行走的原始人的。最近的发现将它置于400万甚至450万年前。随着手的解放,之后的物种在一些特征上一点一点地取得进展,这些令我们与众不同的特征包括:手的灵巧性、工具的复杂性、对狩猎的依赖、脑的大小、栖息地的范围、牙齿和颌变小了、包裹在其外的脸就越来越不突出、支起颌附近肌肉的眉脊逐渐萎缩并消失了。我们精致的脸与兽脸不同是因为工具和技术已经取代了牙齿。我们用利刃来屠杀动物并剥掉它们的皮,我们用火来让植物和肉变软。这样我们就放宽了对颌和头盖骨的要求,使我们能够从已经很重的脑袋上削去些骨头。不同性别在身材大小上的差异变小了,这可能说明雄性花了更少一些的资源来彼此攻击,而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孩子和孩子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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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和脚推动着大脑的逐渐发展,并反映在工具的使用、屠杀动物留下的骨头以及增加的活动范围方面。如果需要证据的话,它还是很好的证据来说明智能是自然选择为开拓利用认知利基的产物。前面的归纳并不是对可能的原始人的完全展开。表3-1中略去了其他一些物种,在每一段时期都分拆开来占据了略为不同的环境:敲坚果和咬植物根的南方古猿,或许还有两种亚能人中的一种,很有可能还有亚洲分支的直立人和远古智人,大概还有适应冰川期的尼安德特人。每个物种或许都被一支更像智人的临近群落深入其认知利基而超越取代,新的物种同样具有原有物种的专长,并且将其发扬光大,此外在其他一些方面也有胜出。这种整体发展也不是宏观变异或随机漂移带来的禀赋——这种运气怎么会在一个物种谱系中保持几百万年,历经几十万代,而向具有更大脑容量的物种发展呢?此外,更大的脑绝不只是装饰,而是使得其拥有者能够制造出更好的工具,并在这个星球上散布更多的同类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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