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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古人类学的标准时间表，人脑进化到现代形式始于200多万年前能人的出现，截至20万到10万年前，“解剖学上的现代人类”——现代智人的出现。我怀疑，我们的祖先进入认知利基的时间要比这早得多。这项过程的两端或许都比教科书上的日期拉长出更多，以便让我们奇妙的心智有更多的时间进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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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间表的一端是400万年前的像南方古猿的阿法南古猿（那个被称为露西的魅力四射的化石物种）。它们往往被描述为直立姿式行走的黑猩猩，因为它们的脑容量与黑猩猩近似，也没留下使用工具的明显证据。这就暗示出认知进化要到大约200万年后才开始，那时脑容量更大的能人凭借其削砍工具的本事赢得了“巧手人”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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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不可能是正确的。首先，原来住在树上，后来移居到开阔地，并且重塑解剖结构以便直立行走的动物，却在它的生活方式和行为的其他任何方面并无反映，这在生态学上是不可能的。现代黑猩猩使用工具并运送东西，如果它们能够带着东西四处自由游走，那就会有更多的战利品。其次，尽管南方古猿的手仍保留着一些像猿一样的手指弯曲（而且为安全考虑可能还不时在树上奔跑），但这手显然是为抓握和操控物体而进化的。与黑猩猩的手相比，它们的大拇指更长，与其他指头也更加位置相对，它们的食指和中指成角度使手掌呈茶杯状以便抓握石锤或球。再次，还并不清楚它们是否有一个像黑猩猩那样大的脑，以及它们是否缺乏工具。古人类学家艾维斯·科伯恩斯（Yves Coppens）坚持认为，它们的脑容量比身体同样大小的黑猩猩的估计要大30%～40%，它们也遗留下了削磨过的石英片及其他工具。最后，使用工具的能人（巧手人）的骨骼现在已经找到，它们看上去与南方古猿差异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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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原始人安排生活的方式并不围绕着人类学家的方便程度而定。我们很幸运，一块岩石能够被雕砌成一个切割工具，并且保留几百万年，所以我们的祖先无意中为我们留下了文物。但要把一块岩石雕刻成一只篮子、一个婴儿弹弓，一枚回绕飞镖或是弓箭则要困难得多。当代的狩猎采集者们使用许多措施才使一件工具能够持久使用，每个阶段的原始人一定也是这样。考古记录必定低估了人类对工具的使用时间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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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人脑进化的标准时间表开始得太晚了；我认为，它结束的时间也太早了。现代人（我们）被认为是出现于20万年前到10万年之前的非洲。一种证据是，这个星球上每个人的线粒体DNA（只能继承于母亲）能够回溯到生活在那个时期的一位非洲妇女。这种说法颇有争议，但证据在不断增加。另一个证据是，解剖意义上的现代人化石首次出现于10多万年前的非洲，稍晚些时候，在大约9万年前又出现于中东。其假设是，人类的生物进化那时基本停止了。这就在时间表上留下一个异常现象。这些与现代人类在解剖结构上相同的早期人类，与后来惨遭绝迹的尼安德特人都使用着相同的工具，也都拥有相同的生活形态。考古记录上最戏剧性的变化，即上旧石器时代的转变——也被称为“大跃进”和“人类革命”——则还要等待又一个5万年。因此，据说，人类革命必定需要文化上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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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称其为革命并无夸大之处。所有其他的原始人都出自公元前的漫画，但上旧石器时代的人却是摩登原始人。45000多年前，他们设法跨越了60公里的开阔洋面，抵达澳大利亚，在那里，他们留下了炉沿、洞穴壁画，世界上最早的抛磨工具，以及今天的土著人。欧洲（克罗马侬人的故乡）和中东也见证了空前的艺术与技术，原始人使用像鹿角、象牙、骨头和石头这样的新材料，有时还运输了几百公里。他们的工具箱里有锐利的刀片、针、锥子、许多种斧子和刮刀、矛尖、掷矛器、弓箭、鱼钩、雕刻器、长笛，也许还有日历。他们建造了屋棚，他们还屠杀数以千计的大动物。他们装饰所有看得到的东西——工具、洞穴壁、他们的身体——将小摆设雕刻成动物和裸体女人的形状，对此考古学家委婉地称之为“生育符号”。他们就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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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式的改变当然可以无须任何生物变化，就像更晚近的农业、工业和信息革命一样。当人口增长到一个点，那是数千名发明者的洞见能够集中在一起的时候，尤其如此。但第一次人类革命不是由几个关键发明发起的一系列变革。独创本身就是发明，古今中外数百个创新中都体现了这一点。有一点我觉得有些难以置信，10万年前的人与那些即将到来的上旧石器时代革命家们的心智是相同的——是的，与我们的心智相同——然后停滞不变5万年，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悟出来可以用骨头来做一个工具，或者没有任何一个人感觉到迫切需要让某些东西变得顺眼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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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我们也没必要相信——5万年的差距是一种幻象。第一，所谓10万年前解剖意义上的现代人，也许比他们同时代的尼安德特人现代些，但没有人会把他们误当成当代的人类。他们有眉脊，突出的脸部，以及比当代人更粗笨的骨架。他们的身体要进化成为我们的，他们的脑当然也是如此。认为他们完全现代的神话是源于无论事实与否随意滥贴物种标签的习惯。当这个习惯应用到进化生物体时，这样无异于只图便利。没人会想，每次发现一颗牙齿都表示发现了一个新物种，因此中间形式往往会被硬塞入最近可及的类别。事实上，原始人一定有几十个或几百个变种，散布在一个很大的网络中，而各群落之间偶尔会相互作用。某些个体的极小一部分在一定时刻作为化石永久地保留了下来，但他并不一定就是我们的直接祖先。“解剖上意义现代的”化石比其他任何物种都更类似我们，但要么他们还需更多的进化，要么他们还远离变革的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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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革命的开始时间很可能远早于通常被引用的4万年前的分水岭。那是那些特别的人工制品开始出现于欧洲洞穴的时候，但欧洲总是吸引了比它应得的更多的注意力，因为那里有很多洞穴和很多考古学家。单单法国就有300个挖掘完好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其中一个洞穴的壁画被一队过分热情的童子军错当涂鸦擦掉了。整个非洲大陆只有20多处。但在扎伊尔的一处包含有制作良好的骨制品，包括短剑、箭杆、倒钩刺，还有从数公里外拿来的磨石和鲶鱼的残留，大概是这些工具下的牺牲品吧。这些东西看上去好像是后革命时期的，但其实要追溯到75000年前。一位评论家说，这就好像是在达·芬奇的阁楼里发现了一辆庞提雅克车。但随着考古学家们开始探索这座大楼的阁楼，并考证其中东西的所属时期，他们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庞提雅克车：精致的石制刃具，装饰过的工具，从数百公里外运来的没有实际用途但却有颜色的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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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20万到10万年前的线粒体夏娃并不是任何进化大事件的狂欢聚会。与一些异想天开的误解相反，她并没有经历一些突变，从而使她的后裔更聪明，更口若悬河，或不那么野蛮。她也不标志着人类进化的终结。她只不过是数学上的一个必要条件：沿着“曾曾……曾祖母的母系-母系-母系……母系”这条线上所有曾经生存过的人中离我们最近的共同祖先。根据所有的定义表述，线粒体夏娃可能会是一条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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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夏娃最终被证明不是一条鱼而是一个非洲原始人。为什么会有人推测她是一个特殊的原始人，更有甚者说她生活在特殊的时代呢？一个原因是，她使得许多其他时代和地方不特别了。如果20世纪的欧洲人和亚洲人的线粒体DNA是20万年前一个非洲人的线粒体DNA的变体，他们就一定是当时某个非洲群落的后裔。夏娃同时代的欧洲人和亚洲人在今天的欧洲人和亚洲人身上没有留下线粒体DNA，所以就不是他们的祖先（至少——这是一个很大的附带条件——不是他们母系一支的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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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与说“进化停止于夏娃”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可以假设，在现代人种的祖先分开并停止交换基因后，绝大多数进化就结束了，因为现在我们是一丘之貉。但夏娃一咽气后，这并没有发生。人种的散居和显著人类进化终结的发生时间一定要迟得多。夏娃不是我们最近的共同祖先，只是我们母系一支的最近共同祖先。沿着混合性别一线的最近共同祖先的后人的生活时期要晚得多。你和一个亲堂（表）兄弟（姐妹）仅在两代之前就有一个共同的先辈，你们共同的（外）祖父母。但要寻找一个所有母系一支的共同祖先（你母亲的母亲的母亲，等等），则除了一种姨表亲外（你母亲姐妹的孩子），你可能会回溯到几乎都没有止境。所以，如果有人要根据你们最近的祖先来猜测你和你姨表亲之间的亲缘关系，他会说，你们在血缘上很亲近。但如果他只能查到你们最近的母系一支祖先，他可能会猜测，你们之间根本就没有关系！与之类似，人类母系一支的最近共同祖先——线粒体夏娃，过高估计了所有人类跨种族繁衍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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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遗传学家认为，夏娃诞生很久以后，我们的祖先经历了一次人口瓶颈。根据他们基于各个现代人类种裔的基因显著相同性而描述的情景，大约65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减少到仅余10000人，这或许是由于苏门答腊的火山喷发所导致的全球气候变冷造成的。人类就像今天的高山大猩猩一样成为濒危物种。接着非洲的人口开始急速增长，并分散成几小支移居到世界的其他角落，可能在途中不时还与其他早期人类交配。许多遗传学家认为，当这些分散的人口不时相互移民时，进化发展尤为迅速。自然选择能够令每个群落迅速适应当地环境，这样其中一支或几支就能够应对新出现的挑战，他们灵活的基因就会被引入到邻近的群落中。也许这段期间就是人类心智进化最后一次蓬勃发展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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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对人类进化历史的重构都是有争议的，主流观点也每个月都会发生变化。但我预测，我们生物进化的截止时间会逐渐后移，而考古革命的起始时间则会逐渐前移，直到它们相会。我们的心智和我们的生活方式是共同进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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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在进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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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在进化吗？在生物学意义上，大概不会进化多少了。进化没有动力，所以我们将不会变成科幻小说中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膨胀头。现代的人类条件也无助于真正的进化。我们成群出没于地球上所有可居住和不那么宜居的地方，任意迁徙，还可以游移在不同的生活形态之间。这使得我们成为自然选择一个模糊不明且在移动的目标。如果我们这个物种还在进化的话，那它也是非常缓慢的，且朝着我们无法预知的方向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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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希望春天能够永驻。如果真正的自然选择不能让我们改进的话，一个人造的替代物可以。社会科学中充斥着这样的观点，认为新类型的适应和选择已经扩展了生物类型。但我认为，这种观点是误导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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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观点认为，世界上有一种被称为“适应”的奇妙过程，它使得生物体能够解决问题。实际上，根据达尔文的严格定义，现在的适应是由过去的选择导致的。还记得自然选择是如何给人一种目的论的错觉的吗？选择看上去似乎是使每个生物体适应其对现在的需求，但实际上，它只是偏爱满足它们自己过去的需要的生物体的后代。构建我们祖先最有适应性的身体和心智的基因，得以延续下来构建今天的遗传身体和心智（包括体现某种环境变异的天生能力，像肤色会因为日晒而变黑、伤口会愈合，以及进行学习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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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一些人来说，这种理解还远远不够；适应每天都在发生。“社会达尔文主义科学家”保罗·特克（Paul Turke）和罗拉·贝茨格（Laura Betzig）认为，“现代达尔文主义理论预测，人类行为将是适应性的，也就是说，被设计来促进大程度的繁殖成功……通过现成的后代和非后代的亲属”。“功能主义者”如心理学家伊丽莎白·贝蒂斯（Elizabeth Bates）和布莱恩·迈克维尼（Brain MacWhinney）说，他们将“进化期间运行的选择过程和[学习]期间运行的选择过程视为同一块无缝天然织物的一部分”。其含义是，不需要专门化的心智设备：如果适应就可以令生物体做正确的事，谁还会要求更多呢？一个问题的备选方案——用手来吃，找到合适的配偶，发明工具，使用合乎语法的语言——都是必然不可回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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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主义的问题在于，它是拉马克式的。不是拉马克第二条原则含义上的，获得性特征的遗传——抻长脖子的长颈鹿生的小长颈鹿天生就有抻长的脖子。每个人都知道远离这种观点。几乎是每个人吧，但弗洛伊德和皮亚杰就一直坚持这种生物学家们摒弃已久的观点。功能主义的问题在于拉马克第一条原则的含义，“觉得需要”——当饥饿的长颈鹿们注视着抻脖可及的树叶时，它们的脖子就抻长了。就像拉马克所表述的，“确立某个部位必要性的新需求导致了那个部位作为一种努力结果的存在”。要真的那样就好了！按照这种说法推导，如果乞丐的愿望是有匹马，他就有马骑了。没有守护天使来确保每个人的需求都得到满足。这些物种的需求之所以能够被满足，是因为某些突变造就了能够满足这些需求的器官，而在该物种所处的环境里，满足这项需求就意味着可以拥有更多能够存活下来的后代，并且在这样的环境里，这种来自自然选择的压力还必须要能横跨好几个世代持续下去才行。否则的话，这些需求就不会得到满足。游泳者没长出有蹼的指头；爱斯基摩人没长出皮毛。我研究三维镜像影像已经20年，尽管我知道，在数学上你可以把一只左脚鞋通过在第四维空间转个圈而转变为一只右脚鞋，但我无法形成一个四维心智空间来将这个转换筋斗视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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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需要”是一个吸引人的观点。从感觉上说，确实是需要催生了它们自己的解决方法。你饿，你有手，食物在你前面，你用手吃；还能是别的什么吗？哈哈，你是我们最后才该问的人。你的大脑是被自然选择造就的，所以它会觉得这种问题显而易见。改变心智（变成机器人的，或是其他动物的，或是一个患神经系统疾病的人的）或者改变问题，显而易见的东西就不再那么明显了。老鼠学不会为了一个更大的回报而丢弃一块食物。黑猩猩模仿人用耙子够一个够不到的点心时，它们没注意到耙子齿应当朝下，即使示范的人清楚展示了如何恰当地调整，黑猩猩还是做不到。为了免得你感觉沾沾自喜，在下面的章节中我将说明，我们自己心智的设计如何会产生悖论、脑筋急转弯、近视、幻觉、非理性和弄巧成拙的策略，这些阻碍了我们日常需求的满足，而不是确保了我们日常需求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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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达尔文的生存与繁殖规则呢？就日常行为而言，并没有这样的规则。人们看色情图片时，本可以去找个对象，人们卖血去买电影票（在印度），推迟生孩子为了在公司里往上爬，狂吃海塞把自己提前送进坟墓。人类的恶习证明了，生物适应性确切地说是件过去的事情。我们心智适应针对的是我们99%的时间里存在的形式，小规模的原始觅食群落，而不是针对农业和工业革命以来我们所创造的纷繁复杂的情形。在有色情图片之前，接收有吸引力的异性的视觉图像是有适应性的，因为这些图像只能来自光反射的丰腴的肉体。在鸦片进入注射器之前，它们是脑子里天然合成的镇痛剂。在有电影之前，见证人们的情感斗争是有适应性的，因为你所能见证的唯一斗争源于你每天不得不绞尽心力对付的人。在有避孕法之前，孩子是不可推迟的，身份与财富能够转化成更多的、更健康的子孙。在每张餐桌上都有糖碗、盐瓶和黄油小碟之前，收成不好的年份总离着不远，人们绝不会摄入太多的糖分、盐分和油腻食物。人们察觉不到什么对他们或他们的基因是适应性的；他们的基因给了他们思想和感觉，这些思想和感觉在基因被选择的环境中是具有适应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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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的另一个扩展是似乎无害的陈词滥调——“文化进化已经接替了生物进化”。几百万年来，基因从身体传送到身体，通过自然选择，使生物体具有适应性。但在人类出现后，文化单位被从心智传输到心智，通过选择，使文化具有适应性。进步的火炬被传到了一个更快的跑者手中。在《2001：太空漫游》中，一只毛茸茸的胳膊将一根骨头掷入空中，然后消失在一个空间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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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进化的前提是——稳定的进步。我自己的观点是，人脑的进化是根据一套法则的，即自然选择和遗传学法则，现在人脑之间又根据其他一些法则而相互作用，即那些认知和社会心理学、人类生态学还有历史学的法则。头盖骨的重新构造和帝国的兴衰可能没什么共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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