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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安排简单明了。每个像素代表一小片表面或者边界；任何更为综合或抽象的东西在填满像素的模式中只是隐含的。命题式表征则大不相同。第一，它是纲要式的，充满了像“附着于”这样定性的关系，而且不是所有的几何细节特征都得到表征。第二，空间特征被分开并清晰地列明。形状（物体各部分或几何离子的布置安排）、大小、位置和朝向都有它们自己的符号，查询每个符号都与其他符号独立。第三，这些命题会将有关空间的信息——如组件及其相对位置——与概念性信息——如是否属于熊这个物种，以及是否为食肉动物等——混合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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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种数据结构中，图像排列最好地抓住了想象的特征。首先，图像是极其具体的。想想这个要求：想象一个柠檬和一根香蕉彼此挨着，但不要想象柠檬在左边或右边，只想着它挨着香蕉。你会抗议说，这个要求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柠檬和香蕉在一幅图像中彼此挨着的话，其中一个只能在另一个的左边。命题式和排列式的对比是很严格的。命题式可以表征没有咧嘴笑的猫、咧嘴笑而没有猫或者其他任何不具形体的抽象概念：没有特定大小的广场，没有特定形状的对称，没有特定位置的附着物等。这就是命题式的好处：它是对某个抽象事实的严格陈述，不杂带无关细节。空间排列式因为只包括填充和非填充的小片，所以它们的数据结构是事物在空间上的具体安排。心理意象也是如此：形成一个“对称”的图像，而不想象其中相互对称的东西，是无法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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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意象的具体性令它们能够像一台便利的模拟计算机一样得以指派。艾米比阿比盖尔有钱；阿丽西亚没有阿比盖尔有钱；谁是最有钱的？许多人解决这种三段论是通过在一幅心理意象中，将人物从没钱到有钱进行排列。为什么这样会有用呢？想象背后的媒介中在每个位置都分配单元，并固定为二维的布置。这种排列方式，能够为我们在思考的过程中免费提供许多几何上的现象加以应用。例如，空间中从左到右的布置是可传递的：如果A在B的左边，B在C的左边，那么A就在C的左边。任何在排列中找到形状位置的查询机制都会自动注意到可传递性；媒介的架构使其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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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大脑的推理中心能够作用于将形状放在排列中的机制，这个机制还可以从中读取它们的位置。那些推理守护程序可以利用排列的几何特征作为孵化室，来记住某些逻辑约束。财富就像线上的位置一样，是可以传递的：如果A比B有钱，B比C有钱，那么A比C有钱。通过用图像中的位置来将财富符号化，思考者利用了排列中位置可传递性的优势，而不必将其放入推导的连续步骤中。问题转变成放置和查找的过程。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心理表征的形式如何确定什么思考起来比较简单或比较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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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意象与排列式的类似之处还在于将大小、形状、位置和朝向糅合为一个轮廓模式，而不是清晰地将它们分解为分隔的论断。心理旋转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评估物体的形状时，不能忽视它的朝向——假如这项信息能够被分离出来，并且明确地被标注在一个属于自己的陈述里的话，那么这会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相反，人们必须慢慢地轻移朝向，并观察形状的变化。朝向并不像数字电脑中的矩阵连乘一样需要重新计算；形状转得越远，所需转的时间就越长。排列上一定覆盖着一个旋转器网络，将单元内容围绕其中心转换几度。大一些的旋转需要反复旋转器，类似救火时救火的人排成一队传递水桶。关于人们如何解决空间问题的实验，打开了储备颇佳的图像操作心理工具箱，比如变焦、收缩、淘筛、扫描、跟踪和着色，判断两个物体是否位于同一条线，或两团不同大小的东西是否有同样的形状，这样的视觉思考将这些操作串到了心理动画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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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图像抓住的是物体的几何特征，而不是它的含义。让人们体验想象的可靠方法就是问他们一个物体形状或着色的模糊细节——猎犬的耳朵、B的曲线或冻豆子的阴影。当存在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时——猫有爪子，蜜蜂有刺针——我们将它单列出来作为我们概念数据库中的显性陈述，以供日后即刻查询。但如果该特点不值得注意，我们就唤起对物体表象的记忆，并运行我们对图像的形状分析器。检查缺失物体先前未注意到的几何特性是想象的一个主要功能。考斯林还证明了，这个心理过程不同于捞取明显的事实。当我们问人们有关反复讲述事实的问题时，比如猫有没有爪子或龙虾有没有尾巴，回答的速度会依赖于物体与其部分在记忆中关联的强度。人们必须从心理数据库中提取答案。但当问题不太寻常时，比如猫是否有脑袋或龙虾是否有嘴，人们会寻求一个心理意象，回答速度依赖于该部分的大小；小的部分验证起来更慢些。由于大小和形状在图像中被混在一起，小形状的细节就更加难以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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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来，哲学家们一直认为，对“心理意象是描绘还是叙述的最佳测试”就是人们能否重新解读模糊图像，比如鸭-兔图（见图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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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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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心智只储存描述，那么将鸭-兔图看成兔子的人应当只收藏了“兔子”的标签。他的标签中没有任何东西涉及有关鸭子的内容，所以之后，当被问及这个形状中是否潜伏着其他动物时，只看到兔子的人应当会感到困惑；因为模糊的几何信息已经被抛弃了。但如果心智中储存着图像，几何信息就还存在，人们应当能够回忆起图像来，并检查是否有新的解释。鸭-兔图本身其实是一个困难的情况，因为人们储存的形状有一个附加的前-后参考框架，要重新解释鸭-兔图需要翻转这个框架。但只要略微有一些外力（比如鼓励人们将注意集中于脑袋后的曲线），许多人确实在兔子的图像中看到了鸭子，相反亦然。几乎每个人都能翻转简单一些的模糊图像。心理学家罗纳德·芬克（Ronald Finke）、玛莎·法拉和我让人们仅凭口头语言描述就重新解读图像，也就是在他们闭着眼的时候，我们大声读出来。在下面每个描述中，你“看到”了什么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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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字母D，向右旋转90°。在上面放上数字4。现在将这个4的水平线段移动至垂直线的右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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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字母B，向左旋转90°。将一个三角形直接放在它的下面，其宽度相同、尖角朝下。移除水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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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字母K，将一个正方形挨着放在它的左侧。在正方形中放一个圆，再向左旋转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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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没什么困难就能说出，隐含在这些啰嗦的语言里的信息分别是帆船、爱心和电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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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是一种美妙的能力，但我们一定不要因为脑袋里有图像，就忘乎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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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人们不能重构一幅整个视域的图像。图像是残缺的，不连续的。我们回想起模糊的部分，将它们安置在一个心理场景中，然后做一些修复的工作，在每个部分消退时进行恢复。更糟的是，每个模糊部分只记录了从一个观察点能看到的表面，而这是被视角所扭曲的。铁轨悖论就是一个简单的展示——大多数人不只在真实生活中看到轨道交汇，而且在心理意象中也看到了交汇。如果要记住一个物体，我们需要把它翻转过来或者绕着它走一圈，这意味着我们对它的记忆是一组从不同视角观看的照片集。整个物体的图像是一个幻灯片展示，或是东拼西凑的大杂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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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艺术中花了那么长的时间才发明出透视画法，每个人都以不同的视角看东西。没有文艺复兴式技艺的绘画看上去是不现实的，但不是因为它们完全缺乏透视角度。即使是克罗马农人的洞穴绘画也有对准确角度的度量。在通常情况下，远处的物体更小，不透明的物体将背景掩盖住，并遮住了背后的物体，而许多倾斜的表面则将透视缩短。问题是，绘画中不同的部分看上去像是从不同的观察点看时显现出的样子，而不是像从达·芬奇之窗后面的固定视觉标线所看到的样子。人类知觉者注定一次只能看一个地方，没有人能够体验到同时从几个观察点看一个景物，所以绘画并不完全符合人所看到的任何东西。当然，想象并不局限于一次一个地方，没有真实视角的绘画或许是对我们心理意象引人回味的再现，这倒有些奇怪。立体画派和超现实主义的画家们是心理学的狂热消费者，他们刻意在一幅绘画中运用多重视角，这或许唤起了厌倦摄影的观看者和幻灭的心智之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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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图像是记忆组织的奴隶。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不可能符合一张大图片或地图。这好比将太多的层级（从高山到跳蚤）塞进一个固定米粒大小的载体里。而我们的视觉记忆也不是一个能够很好填塞照片的鞋盒。因为那样你会无法找到你所需要的东西，除非你逐个检查认出里面究竟是什么。照片和视频档案也具有类似的问题。记忆图像必须贴上标签并在一个命题式超级结构中加以组织，或许有点儿像在超媒体中的那样，在超媒体中图形文件被连接到一个大文本或数据库中的附属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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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思考在由我们用来组织图像的概念性知识所驱动时，往往比由图像本身的内容所驱动更为有力。国际象棋大师们以其对棋盘上棋子的出色记忆而闻名于世，但不是有着图像记忆的人都会成为国际象棋大师。大师们在记忆一盘随意布局的棋子方面并不比初学者更好。他们的记忆是抓住了棋子之间有意义的联系，比如棋子间的进攻和防卫，而不仅仅是棋子在空间上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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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例子来自心理学家雷蒙德·尼克尔森（Raymond Nickerson）和玛丽莲·亚当斯（Marilyn Adams）所做的一次绝妙而低技术含量的实验。他们请人们根据记忆画出一美分的正反两面，这是每个人都看过几千遍的，都应有深刻的记忆。实验结果却发人深省。一美分硬币有8个特征：一面是林肯的头像、“我们信仰上帝”、年份和“自由”，另一面是林肯纪念堂、“美利坚合众国”、“合众为一”和“一分”。只有5%的被试把8个特征全部都画对了。特征被记住的中数是3，而一半特征都被画错了。被胡乱塞进画中的有“一美分”、桂冠、麦束、华盛顿纪念碑，还有坐在椅子上的林肯。当被要求从一个清单中勾划选择一美分的特征时，人们的表现好了一些。但当展示给他们15种可能的一美分绘图时，只有不到一半的人选择出了正确的那个。很显然，视觉记忆不是记住了整个物体的准确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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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确实画出了正确的一美分，再来试试下面这个测试。下面5个陈述中，哪些是正确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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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里比华盛顿特区更靠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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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雅图比蒙特利尔更靠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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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勒冈州的波特兰比多伦多更靠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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