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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比大猩猩的脑大一半的脑会完全满足野蛮人有限心理发展的需要；因此我们必须承认，他们实际拥有的硕大脑子绝不会由任何进化法则而得来，因为进化法则的核心是，它们形成的组织程度与每个物种的需要是恰恰相称的，而不会超过其需要。自然选择只能给野蛮人赋予一个比猿脑高级一些的脑，而实际上这个脑却与哲学家的脑无甚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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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华莱士悖论：人类智能证明了进化的无用性。这是心理学、生物学和科学世界观的一个核心问题。即使今天，像天文学家保罗·戴维斯（Paul Davies）这样的科学家仍旧认为，“金弹子打鸟式”的人类智能驳斥了达尔文主义，而呼唤其他一些具有“渐进进化趋势”的作用者，它或许是一种某一天将被复杂理论所解释的自组织过程。不幸的是，这并不比华莱士的“超级智能引导人类向确定方向发展”的观点更加令人满意。本书的许多内容，特别是这一章，旨在将华莱士悖论从一个基础动摇的神秘理论降格为具有挑战性却是人类科学中普通的一个研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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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杰·古尔德在一篇关于达尔文和华莱士的颇具启发的文章中，将华莱士看作是一个忽略了全适应可能性的极端适应论者。全适应的意思是，“合成后意外适合于其他功能”的适应结构（如颌骨变成了中耳骨），以及“形成时没有功能，但仍为之后的协同选择而保留的特征”（如熊猫的手指，其实是一个备用的腕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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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明确的目的而设计的物体可能是其结构复杂性结果，也可以履行许多其他职能。工厂安装计算机可能只是为了印制工资支票，但这样的机器也能够分析选举结果，或者用井字游戏来折磨某人（或至少永远将他们束缚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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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意古尔德的说法，大脑已经全适应于像微积分或国际象棋这样的奇妙的东西，但这只是像我们这样相信自然选择的人的信仰宣言：它几乎永远是正确的。这种说法提出了一个问题：究竟是谁或什么东西让全适应的结构开始进一步发展，或是让物种将它纳入使用？上面那个工厂的比喻并不妥当。除非有人重新设置程序，否则印制工资支票的计算机不可能会分析选举结果或玩井字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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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莱士的离经叛道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极端适应论者，而是因为他是一个糟糕的语言学家、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如果用现代的标准来评判他的话，的确如此，虽然有些不公平）。他看到了觅食者简单、具体、即时的思维与对像科学、数学和国际象棋这样现代追求中实践的抽象理性之间的缝隙。但是，没有这样的缝隙。公平地讲，华莱士超越了他所在的时代，他认识到觅食者并不是处于某个生物阶梯的较低几级。但华莱士对他们的语言、思维和生活方式的看法是错误的。觅食者的繁荣是比做微积分或下国际象棋更难的问题。正如我们在第3章中所看到的，所有社会中的人们都有表示抽象概念的词汇，有超越简单必需品的前瞻性，以及能够组合、比较和推导不能即刻作用于感觉的一般性事物。而且所有地方的人们都很好地应用了这些能力，从而战胜了所处环境中植物群和动物群。我们很快将会看到，所有的人从摇篮伊始，就进行着一种科学思考。我们都是直觉上的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工程师、心理学家和数学家。凭借这些与生俱来的秉赋，我们超过了机器人，在这个星球上肆意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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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我们的直觉科学又不同于穿白大褂的人所做的事情。尽管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不会同意《花生漫画》（Peanuts）中露西的看法，认为枞木（fir trees）给了我们毛皮（fur），麻雀会长成我们在感恩节吃的老鹰，还有你可以通过数树叶就得出树的年龄，但是我们的信念有时很疯狂。孩子们坚持认为，一片泡沫塑料没有重量，人们也认为他们知道他们没有亲眼所见或听说过的事件的结果。长大成人后，我们会认为从螺旋形管子飞出的球会继续沿着螺旋轨迹运行，而掷了一连串的硬币正面之后，更可能会出现硬币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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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是研究人类推理的——人们如何理解和阐释他们的世界。要反向推理我们的推理能力，我们必须以华莱士悖论为开端。要分解它，我们需要将直觉科学和数学这种人类与生俱来的一部分权利，与大多数人觉得很困难的现代和制度化的科学与数学区分开来。然后我们就能探讨我们的直觉是如何工作的了，它们来自哪里，以及它们是如何得到精心设计和雕琢，进而给出现代文明的大师级表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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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智能，合乎情理的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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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将孩子比作小科学家，心理学家们就不断拿普通人（无论老幼）与泡在实验室中的人进行比较。这个类比至少在一点上是合理的：科学家和孩子们都需要理解世界，而且孩子们是好奇的侦察员，努力想将他们的观察转化成有效的一般性归纳。曾经有一次，我的家人和朋友们一起过夜，当我妹妹在给我小外甥女洗澡时，有个3岁大的小男孩待在边上。在安静地注视了几分钟后，他说道：“婴儿没有小鸡鸡。”这个男孩值得我们钦佩，钦佩的原因不是他结论的准确性，而是他充满科学精神的敏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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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自然选择并没有将我们塑造为能在科学课上拿高分或能在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的人，而是将我们塑造为能够掌控所处环境的人。这就形成了问题：我们该如何区分自然的思考与学术界所需要的思考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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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迈克尔·科尔（Michael Cole）和他的同事们对一群被称为格贝列人（Kpelle）的利比里亚人群进行了多年研究。格贝列人是一群口齿伶俐的人，很喜欢探讨和辩论。但是他们绝大多数人不识字也没上过学，他们会在一些我们觉得似乎很简单的测试中表现不佳。请看下面这个对话，它展示了问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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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者：Flumo和Yakpalo总是一起喝甘蔗汁。Flumo在喝甘蔗汁。Yakpalo在喝甘蔗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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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试：Flumo和Yakpalo一起喝甘蔗汁，但Flumo在喝第一杯的时候，Yakpalo那天不在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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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者：但我告诉你Flumo和Yakpalo总是一起喝甘蔗汁。一天，Flumo在喝甘蔗汁，Yakpalo在喝甘蔗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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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试：Flumo在喝甘蔗汁的那天，Yakpalo不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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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者：理由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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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试：理由是Yakpalo那天去了他的农场，而Flumo那天还待在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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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例子是非常典型的；科尔的被试常说这样的话：“Yakpalo现在不在这儿；这件事你为什么不去问他？”选录这段对话的心理学家乌尔里克·耐希尔（Ulric Neisser）认为，这些回答一点儿都不愚蠢，它们只是没有回答实验者的问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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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学校时解决问题的一个基本规则是，你将推理建立在问题所提及的前提之上，同时忽略你所知道的其他任何事情。这个态度在现代学校学习中是很重要的。自文明出现的几千年来，劳动分工使得一批知识分子发展出可广泛应用的演绎方法，这些方法绝不是空洞无物的，而是可以通过书写和正规教育来传播。除法竖式可以计算每加仑汽油可行驶的公里数，它也能计算人均收入。逻辑可以告诉你，苏格拉底不会长生不死，或者如路易斯·卡洛尔的逻辑教科书中的例子，没有任何羊羔会习惯抽雪茄，所有面色苍白的人都是黏液质的，以及如果你要把一根跳绳借给一只跛脚的小狗，它不会说“谢谢你”。实验心理学的统计工具是从农学中借用的，这些工具是被发明用来测量不同的化肥对庄稼地的效果的。它们在心理学中同样有效。这些工具的效力在于它们可以被应用于任何问题——色彩视觉如何工作，怎样把人类送上月球，线粒体夏娃是不是非洲人——无论这个问题最初如何愚昧。为了掌握这种技术，学生必须佯装无知，并背负着这种无知在日后职业生涯中解决问题。一个做欧氏几何数学题的高中生拿出尺子来测量三角形，尽管这样肯定会得到正确答案，但他这样做拿不到学分。这门课的目的是为了灌输一种方法，使其日后可以应用于计算不能用尺子测量的东西，比如地球到月球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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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学校之外，忽略你所知道的东西毫无意义。格贝列人如果问：“嘿，你是不是想知道Yakpalo是否也在喝咖啡呀？”这样就合乎情理了。这对个人所获得的知识还是种群获得的知识均是如此。没有任何生物体需要应用到没有任何内容的算法，无论这种算法有多么深奥。我们的祖先在几十万年或几百万年前遇到某些问题——识别物体、制造工具、学习当地语言、寻找配偶、预测动物活动、寻找方向；但绝不会碰到另一些问题——把一个人送到月球上，培育更好的玉米，证明费马定理。解决一种熟悉问题的知识往往与解决任何其他问题没有关系。亮度的倾斜效果对于计算形状来说很有用，但对评估未来配偶的忠诚度而言却没用。说谎的语音语调对忠诚度评估有帮助，但无益于形状判断。自然选择不关心博雅教育的理想，也不会因为建立了狭隘的推理模块而有所愧疚。托比和考斯迈德斯将我们这个物种的这种特定主体智能称为“生态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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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有进化成真正的科学家的第二个原因是知识的成本。科学研究是昂贵的活动，这指的不仅仅是超导超级对撞机，而且还包括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归纳法中分析因果问题的基本方法。最近，我对自己以前烘烤的面包不太满意，因为它太干也太蓬松了。所以我增加了水、减少了酵母并降低了温度。迄今为止，我仍不知道这些措施中哪一个起了作用。我脑中的科学家知道，合适的程序已在一个析因设计中尝试了所有8种逻辑组合：更多的水、相同的酵母、相同的温度；更多的水、更多的酵母、相同的温度；更多的水、相同的酵母、更低的温度；等等。但这个实验会花8天的时间（如果我想每个因子测两个增量将花27天，如果想测3个增量就会花64天），而且还需要一个笔记本和计算器。我想要的是好吃的面包，而不是对人类知识总量有所贡献，所以我一次性尝试多个因素的组合就足够了。在一个有着书写系统和制度化科学的大型社会中，花在进行大量试验上的成本，将能够从由此发现的定理对人类社人带来的好处中回收。这就是为什么纳税人会愿意资助科学研究的原因。但对于个人或小群体而言，好科学的收益抵不上它所带来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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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是普通的科学家的第三个原因是，我们大脑的塑造是为了适应，而非为了真理。有时真理是适应性的，但有时不是。利益冲突是人类生存环境中固有的（见第6章和第7章），我们更倾向于让自己认为的真理盛行，而不是让真理本身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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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所有的社会中，专门技能都是分配不均的。我们理解世界的心理装置，甚至理解简单词汇含义的心理装置，都是被设计用来在一个社会中运转的。在这个社会中，我们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咨询专家。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rnam）承认，像绝大多数人一样，他对榆树和榉树的差异一无所知。但这两个单词对他或对我们来说都不是同义的；我们都知道它们指的是不同种类的树，如果我们需要知道具体信息的话，有专家会告诉我们哪个是哪个。专家是无价之宝，往往会赢得尊重和财富。然而我们对专家们的信赖却会让他们陷于受诱惑纠缠的处境。专家可以向我们展示一个充满奇迹的世界——神秘力量、愤怒的神、神奇药剂——这对于凡人来说高深莫测，但通过专业的服务就可以有所触及。部落巫师们就是欺诈的行家，他们将自己大量的实用知识与舞台魔术、药物诱发的催眠和其他一些廉价的把戏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像奥兹国的巫师一样，他们要求助神灵以便留下祈求他们的人，而这与对真理无私的探索是相冲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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