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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许多心理学专业的本科生一样,我学习自闭症始于精神分析学家布鲁诺·贝特尔海姆(Bruno Bettelheim)在《科学美国人》中发表一篇著名的文章《机械男孩乔伊德》。贝特尔海姆解释说,乔伊德自闭症是由于感情上疏远的父母(“冰箱母亲”成了很受青睐的术语)和早年过于严苛的大小便训练造成的。他写道:“乔伊德不幸不大可能降临在除我们自己之外的任何时间和文化中。”据贝特尔海姆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父母过于轻易就可以给孩子们提供物质享受,以至于孩子们从中得不到什么乐趣,而孩子们对于自己基本需求的满足也没有发展出一种价值感受。贝特尔海姆宣称已经治愈了乔伊德,起初是通过让他使用废纸篓而不是马桶。他承认,这种治疗“给他的治疗师们带来了一些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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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知道,自闭症在任何国家和社会阶层都有可能出现,它会持续一生(尽管有时状况会有些改善),我们也不能为此而责怪母亲。自闭症几乎一定是由于神经病理和遗传方面的原因,尽管具体原因还没有被确定。巴伦-科恩、福里斯和莱斯利表示,自闭症孩子是不理解心智的:他们将心智归于他人的模块损坏了。自闭症孩子几乎从不假装,不能解释苹果和对苹果的记忆的差异,不能区分有人向盒子里看和有人触摸盒子的差异,他们知道一张卡通脸在向哪儿看,却猜不出它想要看的东西,他们也通不过聪明豆(错误信念)测试。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通过了一项测试,这是一项逻辑上与错误信念任务相同却不是关于心智的。实验者将橡皮鸭子从浴缸出取出来,把它放到床上,照一张快照,再把它放回浴缸。正常的3岁大的孩子会莫名其妙地认为照片上会显示鸭子在浴缸中。自闭症儿童则知道它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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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盲不是由真正的眼盲造成的,也不是由像唐氏综合征这样的智障造成的。这是一个生动的提醒,说明世界的内容不只是在那儿供了解的,而是需要用合适的心智设备来掌握的。在某种意义上,自闭的孩子是正确的:宇宙就是运动的物质,而不是其他。一个卵子和一股精液可以产生一个思考和感觉的场所,而一个血块或一枚金属弹头则可以终结它,我的“正常”心智设备令我长期以来对此目瞪口呆。它给了我幻想,让我以为伦敦、椅子和蔬菜都属于世界物体的存货清单,甚至物体自身也是一种幻想。巴克敏斯特·福勒(Buckminster Fuller)曾写道:“你所学过的每一件事……随着你开始研究宇宙,‘显然’越来越不显然。例如,宇宙中没有固体,甚至没有一个物体的暗示。宇宙中没有绝对的连续体,没有表面,也没有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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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另一种意义上,世界确实有表面,有椅子,有兔子,也有心智。它们是物质和能量的节点、模式和蜗旋,遵循着它们自己的规律,像涟漪一样传过我们芸芸众生身处其中的空间与时间。它们不是社会建构,但对于一个未装备的心智,它们也可能根本就不存在。正如心理学家乔治·米勒(George Miller)所言,“大脑登峰造极的智力成就是现实世界……我们体验的现实世界的所有基础方面就是对真正物理世界的适应性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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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好工具:逻辑、算术和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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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课程设置包含有7项人文学科,分作低阶的三艺(语法、逻辑和修辞)和高阶的四艺(几何、天文、算术和音乐)。三艺最初是指三条路,后来意为交叉道路,再后来意为寻常事物(因为普通人都在交叉路口闲逛),最后是不足道的或琐碎的事物。在某种意义上,这个词源是恰当的:除了天文,没有人文学科是关于任何事情的。它们不解释植物、动物、岩石或人;相反,它们是可以应用于任何领域的智力工具。就像学生抱怨代数从来不会在现实世界中有所帮助一样,人们也可能会有疑问,自然选择把这些抽象工具灌输到我们脑中是否有用。我们来看看修改后的三艺:逻辑、算术和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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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术上说,逻辑指的不是一般范畴上的理性,而是从一些陈述的事实推出另一个陈述的事实,基于的仅仅是它们的形式,而不是它们的内容。当我做如下推理时,我在运用逻辑。P是真的,P包含Q,所以Q是真的。P和Q是真的,所以P是真的。P或Q是真的,P是假的,所以Q是真的。P包含Q, Q是假的,所以P是假的。我可以推导出所有这些事实,而无须知道P是否意为“花园里有一只独角兽”“马里兰州生长大豆”或者“我的汽车被老鼠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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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做这种逻辑推理吗?大学生在逻辑问题上的表现不容乐观。例如,房间里有一些考古学家、生物学家和国际象棋棋手。没有考古学家是生物学家。所有的生物学家都是国际象棋棋手。根据这三点,你能得出什么结论?一大部分学生得出结论,没有考古学家是国际象棋棋手,而这是个无效的结论。没有一个人得出“一些国际象棋棋手不是考古学家”这个有效结论。事实上,有15%的学生称这些前提条件得不出有效的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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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波克总是说,人类是没有逻辑的。但正如心理学家约翰·迈克纳马拉(John Macnamara)所争辩的,这个观点本身就不合乎逻辑。逻辑规则最初被视为是思想规律的形式化。这有些过誉,逻辑事实是真实的,无论人们怎么想。但如果一个物种的大脑在找到逻辑事实时没有给它一种确定的感觉,我们很难想象它会发现逻辑。对于“P、P包含Q、所以Q”,有一些特别引人注目、甚至是不可抗拒的东西。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我们就会发现为什么我们自己的逻辑错误是不正确的。我们对于“哪些事实是必要的”彼此达成一致。我们教授他人不是通过权威的强迫,而是苏格拉底式的,让学生们用自己的标准来识别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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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当然确实用一些逻辑进行思考。所有的语言都有逻辑术语,比如“不、和、相同、等同和相反”。孩子们在不到3岁的时候就已经恰当地使用“和、不、或者和如果”了,不仅在英语中如此,在6种所研究的其他语言中也是如此。逻辑推断在人类思维中无处不在,特别是当我们理解语言时。这儿有一个心理学家马丁·布雷恩(Martin Braine)列举的简单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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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去吃午饭。菜单上标明有一个特价汤和沙拉,还送免费啤酒或咖啡。另外,如果你点牛排会附送一杯红酒。约翰选了特价汤、沙拉和咖啡,还有另外一些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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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约翰得到免费啤酒了吗?(是的,没有,说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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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约翰得到免费红酒了吗?(是的,没有,说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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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所有人都推出(a)的回答是“没有”。我们对于餐馆菜单的知识告诉我们,“免费啤酒或咖啡”中的“或”的意思是“不是两者都”——你只能免费得到其中之一;如果你想要另一个,你得花钱买。进一步推导,我们知道约翰选了咖啡。从前提“不是啤酒和咖啡两者都免费”和“免费咖啡”,根据逻辑我们推断出“不是免费啤酒”。(b)的回答也是“没有”。我们对餐馆的知识提醒我们,食物和饮料不是免费的,除非菜单上明确那么讲。所以我们增加了“如果不是牛排,就没有免费红酒”这个条件。约翰选择了汤和沙拉,这表示他没选牛排;所以我们用逻辑得出结论,他没有得到一杯免费红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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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根据通过语言从他人那里获知的零碎事实和某人自己的综合归纳,从而推导出关于世界的真实事件中,逻辑是不可或缺的。那么为什么在考古学家、生物学家和国际象棋棋手的问题中,人们似乎无视逻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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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原因是,在英语这样的日常语言中,逻辑词汇是含糊的,却往往表示一些正式的逻辑概念。英语单词“或”有时可以表示逻辑连接词“或”(A或B或两者都),有时可以表示逻辑连接词“排他的或”(A或B但不是两者都)。语境往往会表示清楚讲话者想用的是哪个,但若是以意想不到的形式出难题,读者可能会猜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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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原因是,逻辑推断不可能是随意推出的。任何真实的陈述都能衍生出无数个真实却没用的新陈述。从“马里兰州生长大豆”中,我们可以推导出“马里兰州生长大豆,或者奶牛跳到了月亮上”,“马里兰州生长大豆和要么奶牛跳到了月亮上要么没有”,如此类推,以至无穷(这是第1章中介绍的“框架问题”的例子)。除非有完全足够多的时间,否则即使是最好的逻辑推断者也只能猜测应该探索哪个含义,以及哪些含义可能是死胡同。有一些规则必须被抑制,因此,有效的推断将无可避免地会缺失。猜测本身不可能源于逻辑;一般来说,它来自假设讲话者是一位传递相关信息的合作性谈话伙伴,而不是一位恶意的律师或是一位判分严格、试图给人挑错的逻辑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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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最重要的阻碍是,心智逻辑不是一个掌上计算器,乐于接受任何A、B和C这样的输入。心智与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系统是交织在一起的。心智逻辑的特定步骤一旦启动,就不依赖于世界知识,但它的输入和输出直接传递着知识。例如,在餐馆的故事中,推断的联系在关于菜单的知识和逻辑应用之间交替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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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区域的知识有它们自己的推断规则,可以强化逻辑规则,或者与逻辑规则跨用途应用。一个著名的例子来自心理学家彼得·沃森(Peter Wason)。沃森受到哲学家卡尔·波普(Karl Popper)的科学推理理想的启发。即如果对一个假说的证伪都失败了,那么这个假说就是可接受的。沃森想看看普通人是如何来证伪的。他告诉被试一套卡片的一面有字母,另一面有数字,然后请他们检验“如果一张卡片在一面有一个D,它在另一面就有个3”这个法则,这是一个简单的P包含Q的陈述。实验者给被试们看4张卡片,然后问他们,如果法则成立,那么他们应当翻开哪张卡片。试试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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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要么选择D卡片,要么选择D卡片和3卡片。正确答案是D和7。只有“当P是正确的和Q是错误的”时,“P包含Q”才是错误的。3卡片是无关的;法则说D卡片有3,而不是3卡片有D。7卡片很关键;如果它的另一面有D,法则就错了。只有5%~10%接受测试的人选中了正确的卡片。甚至上过逻辑课的人也选错了。顺便说一句,不是人们把“如果D那么3”解释为“如果D那么3,反之亦然”。如果他们确实那样解释,但在其他方面却表现得像个逻辑学家的话,他们会翻看所有4张卡片。从这个实验中,可以看出有非常可怕的延伸含义。民众们没有理性、不讲科学、总是去证实他们的偏见,而不是寻求证据来证伪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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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这些枯燥的数字和字母现实世界的事件所取代时,有时——尽管只是有时——人们变成了逻辑学家。你是酒吧的一名保镖,在执行“如果一个人在喝啤酒,他必须是18岁以上”这条规则。你可以检查人们喝什么或者他们多大岁数。下面什么是你必须检查的:一名喝啤酒者、一名喝可乐者、一名25岁的人和一个16岁的人。大多数人正确选择了喝啤酒者和16岁的人。但仅有具体性是不够的。规则“如果一个人吃红辣椒,那么他喝冷啤酒”并不比D和3更容易被证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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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斯迈德斯发现,当规则是一项契约、一种利益交换时,人们会得出正确答案。在那些情况下,展示规则是错误的等同于纠出欺骗者。契约的含义是指“如果你从中获益,你必须符合一定的要求”;欺骗者没有符合要求而从中获益。酒吧的啤酒就是人们通过证明自己已经成年而获得的收益,而欺骗者则是不到年龄的饮用者。吃了红辣椒再喝啤酒只是因与果,所以饮用可乐(在逻辑上必须确认)似乎并不相关。考斯迈德斯表明,当人们把P与Q解释为收益和成本时,人们就是在做合乎逻辑的事情,即使这些事件很奇特,像吃小羚羊肉或发现鸵鸟蛋壳一样。不是一个逻辑模块被开启了,而是人们在使用不同分组的规则。这些规则适用于检测欺骗者,有时与逻辑规则相吻合,有时不吻合。当翻到成本和收益术语时,就像在“如果一个人付20美元,他就收到一块表”中,人们仍旧选择欺骗者卡片(他收到那块表,他没有付20美元)——在逻辑上既不正确,也不是毫无意义的卡片造成的典型错误的选择。事实上,同样的故事可以引出合乎逻辑或者不合逻辑的选择,这取决于读者对于谁是欺骗者的解释(如果有欺骗者的话)。“如果员工得到养老金,他已经工作了10年。谁违背了规则?”如果人们站在员工的角度,他们寻找工作了12年而没有养老金的工人;如果他们站在雇主的角度,他们寻找工作了8年就持有养老金的工人。这一基本研究发现已经在施威阿尔人(厄瓜多尔的原始部落)中得到了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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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似乎有一个具有自己逻辑的欺骗者监测器。当标准逻辑和欺骗者监测器逻辑相符时,人们的行为像逻辑学家一样;当它们有分歧时,人们在寻找欺骗者。是什么给了考斯迈德斯寻找这个心理机制的想法?是对利他主义的进化分析(见第6章和第7章)。自然选择没有选择公德心;自私的突变很快会繁殖,超过它的利他竞争对手们。自然界中任何无私的行为都需要一个特殊的解释。一个解释是交换报答:一个生物可以给予帮助以期换取未来的帮助。但恩惠交易对欺骗者来说总是脆弱的。为了进化成这样,它必须辅之以一个认知装置,用来记住谁已经接受帮助并确保他们给予回报。进化生物学家罗伯特·特利弗斯(Robert Trivers)预测人类——动物王国中最著名的利他主义者,应当已经进化出一个复杂的欺骗者监测器算法。考斯迈德斯似乎已经找到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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