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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拿婚姻市场与租赁市场做了比较。房东希望租房给最好的租户，但最终确定的只是他们所能找到的最好的租户；租房者想要最好的公寓，但最终确定的只是自己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公寓。双方在公寓上都做了投资（房东可能刷了租户最喜欢的颜色的漆；租户可能布置了永久的装饰），所以如果任何一方突然终止合约的话，对方都会受损。如果租户可以离开去一个更好的公寓，房东就得承担公寓空租和寻找新租户的成本，并会收取更高的租金来涵盖这一风险，并且不愿刷漆。如果房东能够赶走现有的租户而把房子租给一个更好的房客，原租户就得再找一个新家，那么他就会只愿支付较低的租金，而且不愿意费事保持公寓整洁无损，尤其是当他不得不承担可能被赶走的风险的话。如果最好的租户租到了最好的公寓，这种担心倒无须考虑，任何一方都不愿意终止合约。但既然双方都做了妥协，他们通过签订租约来保护自己，使对方违约的成本高昂。鉴于同意限制自己收回所租房屋的自由，房东可以收取较高的租金。鉴于同意限制自己离开的自由，租户可以要求较低的租金。缺少选择对双方的利益都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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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法的作用就有些像租约，但我们的祖先需要在有这种法律之前就找到某种方式使自己忠于婚姻。你怎么能确定未来的伴侣不会做出理性的选择而转身离去呢——比方说当一位完美无缺的人刚刚做了你家的新邻居。一种答案是，不要接受一位最初喜欢你是因为某些理性原因的伴侣，而是要找一位伴侣，其承诺和你在一起就是因为你就是你。用什么承诺？用情绪承诺。一种这个人无法决定具有的情绪，因而也不能决定不具有。一种不是由你的客观的作为伴侣的价值所引发的情绪，因而也不会由于某人具有更高的作为伴侣的价值而疏远你。一种确定不是伪装的情绪，因为它有生理上的成本，如心跳过速、夜不能寐和茶饭不思。一种像浪漫之爱一样的情绪。“对爱敏感的人没有能力爱。”道格拉斯·叶慈（Douglas Yates）写道。即使是被最完美的求婚者追求，人们也不允许自己坠入爱河，这往往使月老、求婚者甚至他们自己感到疑惑不解。相反，匆匆一瞥、一个笑容、一个举止，就能偷走一个人的芳心。还记得第2章中，双胞胎中的其中一人的配偶对双胞胎的另一人并没有产生吸引；我们是与这个人坠入爱河，而不是与这个人的特质。积极的一面是，当丘比特罢工时，热恋着的人在对象眼中会愈发值得信赖。不停地念叨着你爱的这个人的长相、赚钱能力和智商符合你的最低标准，这十有八九会毁掉浪漫的爱情，尽管这些声明在统计意义上是正确的。俘获一个人内心的方法是宣称相反的内容——你恋爱了因为你情难自已。且不论蒂帕·戈尔的父母音乐资源中心，满脸不屑、身着刺青、将吉他摔碎的摇滚歌星一般不会歌唱毒品、性或撒旦。他歌唱爱。他追求女人是通过唤起别人注意他欲望的非理性、不可控性以及生理上的成本。我是如此想你，想得几近疯狂、茶饭不思、夜不能寐，我的心脏跳动得如一面大低音鼓，你是我的唯一，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如此爱你，你让我疯狂，我不能停止爱你，没有人能够像你这样令我神魂颠倒，我喜欢你的款款信步，我喜欢你的嫣嫣笑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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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人们可以料想女人不会被这些甜言蜜语的声明弄得神魂颠倒（或者男人也不会被来自女人的这种宣言所俘获）。它们开启了求爱过程中对另一要素的一盏警示灯——聪明购物。格劳乔·马克思（Groucho Marx）说过，他将不属于任何会把他列作成员的俱乐部。通常人们并不想要那些想他们想得太迫切出现的求爱者，因为这说明这位求爱者太绝望以至不顾一切（所以他们应该等待更好人选的出现），还因为这说明这位求爱者的热忱太容易被启动了（因而也容易被其他人所启动）。求爱过程的冲突——昭示你的渴望的同时表现出难以得到，源自浪漫之爱的两部分：为配偶市场的候选人确定最低标准，并由着性子将身体和心灵付诸其中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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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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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活动往往感觉像一个内在议会。思想和感觉激烈地争夺着控制权，仿佛双方都是充满谋略的代理人，目标是接管你整个人。我们的心智代理人相互之间也采用似是而非的战术策略吗——自缚双手、末日武器、与第三方不可违背的契约？这个类比不太完美，因为自然选择设计的是人参与竞争，而不是让器官，包括心智代理人去参与竞争；整个人的利益才是至关重要的。但一个人可能会有多个目标，比如食物、性、安全，而这需要在心智代理人之间根据不同的优先顺序和各自的专长进行劳动分工。代理人受到一种联盟关系的制约，使整个人在一生的时间内长期受益，但从短期而言，代理人可能以欺诈的策略相互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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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控制是心智各部分之间确定无疑的策略争斗。谢林观察到，人们用来自我控制的策略和人们用来控制他人的策略是可以互换的。你怎样防止你的孩子在睡梦中抓挠他的荨麻疹？给他戴上手套。你怎样防止自己在睡梦中抓挠你的荨麻疹？给自己戴上手套。如果奥德修斯没有塞住他同船伙伴的耳朵的话，他们自己也会塞上的。那个想要苗条身体的自我在能够控制的恰当时刻扔掉了巧克力蛋糕，从而胜过了那个想要甜食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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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也会对自己使用似是而非的策略。取得控制权的代理人曾一度做出让整个身体放弃选择自由的主动且不可撤回的牺牲，从而在长期得以随心所欲。这就是关于自私的基因和末日武器令人沮丧的讨论中的亮点。社会生活并不总是等同于全球核战争，因为我们具有未来远见的那部分自我在控制身体时，能够为其他时刻的身体考虑主动牺牲选择的自由。我们签署合同、提交法律裁定，将我们的声誉与对朋友和伴侣的公开忠诚宣言相联系。这些不是为了击退其他人的策略，而是为了击退我们自己那部分黑暗自我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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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的头脑中的争斗还有一个推测。没有人知道悲伤是为了什么，如果他有目的的话。很显然，失去爱人让人悲伤，但为什么会令人如此悲痛欲绝？为什么这种令人脆弱的痛苦使人不吃、不睡、免疫力降低，甚至无法继续生活？简·古多尔（Jane Goodall）描述了一个年幼的黑猩猩弗林特在深爱它的母亲死后变得情绪低落，最后自己也死了，仿佛是死于心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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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悲伤是一种为重新评估而强制实行的中间插曲。生活永远不会相同，所以人们必须花时间来计划如何应对这个被颠覆的世界。或许悲伤给了人们思考的时间，去思考他们的一次过失可能会带来死亡，所以他们应当如何在今后更加小心应对。这种说法或许有正确的地方。亲人的亡故使人们认识到，每当他们发现要修改一个既定的习惯，比如多摆放一副餐具或是购买两个人的日常食物时，他们都会再次感到锥心的痛苦。责备自己是一种常见的症状，然而悲伤的痛楚使得从长计议更为困难，而不是更容易。而且，悲伤作为一项有用的策略太过极端且持续时间也太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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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写道：“要让放任的心智学会逐渐对自然的东西感到奇怪，这样它才会去询问‘为什么’人类的本能行为会如此这般。”尽管这对科学家来说非常在理，但“为什么我们会悲伤”这个问题从常理来看却颇为古怪。如果你对某人的死不感到悲伤，你怎么可能在他活着的时候爱他的呢？这在逻辑上是可能的，但在心理上似乎是不可能的；悲伤是爱的另一面。答案可能是：或许悲伤是一种内在的末日武器，一旦关闭便无意义，而只有在作为一种威慑力时才有用。哪些父母没有曾因想到失去孩子的恐惧而夜不能寐？或是一想到孩子故去或丢失的可怕情形，自己就担心得要命？这些想法都是有力的提醒，让我们保护和珍视所爱的人，纵然还有许多其他的需求需要人们去花时间和思考。像所有的威慑力一样，悲伤只有在确定和可怕的情况下才会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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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真话的撒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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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作家杰尔姆·K.杰尔姆（Jerome K.Jerome）曾说过：“讲真话总是最好的策略，当然，除非你是一个极其出色的撒谎者。”要成为一个出色的撒谎者很难，即使是出于你自己的意愿，且谎言只有你才能验证。意愿来自情绪，情绪则根据演化体现在脸部和身体上。除非你精通斯坦尼拉夫斯基的方法，否则你很难伪装情绪；事实上，很可能正是因为情绪难以伪装，所以才能演化而来。更糟糕的是，撒谎是很有压力的，而焦虑也有它自己的蛛丝马迹。它们是测谎仪的理论依据，人们也演化成了谎言检测者。于是就有了这个恼人的事实：一些论断能在逻辑上推导出另一些。既然你所说的总有一部分是真实的，你就总是处于暴露自己谎言的危险之中。正如印第绪谚语所说的，撒谎者一定有很好的记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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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夫斯将他的情绪理论推演出了逻辑性的结论，他指出，在满是活人谎言监测器的世界中，最佳策略就是自己相信自己的谎言。如果连你都不认为它们是你的意图的话，你不可能泄露你的隐藏意图。根据其自我欺骗理论，有意识的心智有时对自己隐瞒事实比对别人隐瞒得更好。但真相依旧是有用的，所以它应当在心里的某个地方做个记录，与同别人相互作用的那部分隔离开来。这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和本我的防御机制理论（如压抑、映射、否认和理性化）有明显的相似，尽管两种解释完全不同。乔治·奥威尔（Gecoge Orwell）在《1984》中这样说：“统治的秘密是将对自己绝无过失的信念和从过去错误中学习的能力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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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科学家迈克尔·加扎尼加[18]（Michael Gazzaniga）证实了大脑欣欣然地编织着对其动机的错误解释。裂脑患者的大脑半球被手术切断连接，以治疗癫痫。语言回路在左脑，而左半边视野被记录在割裂的右脑，所以裂脑人能够讲话的那部分意识不到他的左半边世界。然而患者的右脑仍然是活跃的，能够执行左边视野中呈现的简单命令，如“行走”或“笑”。当患者（事实上是患者的左脑）被问及他为什么走出来时（我们知道这是对呈现到右脑指令的回应），他会有创意地回答：“去拿杯可乐。”当被问及他为什么笑时，他说：“你们这些人每个月都来测试我。这种谋生方式真不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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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虚构正将我们一览无余地呈现出来，这并非巧合。社会心理学中差不多有几百个实验都证实了这一点。滑稽演员加里森·凯勒（Garrison Keillor）这样描述杜撰的沃伯根湖社区：“那里的女人都很强壮，男人都很英俊，所有孩子的素质都在平均水平之上。”确实，大多数人都宣称，他们在任何你提到的正面特质方面都超过平均水平，无论是领导能力、精明程度、运动技能、管理能力，甚至驾驶水平。他们通过寻找那些特质中可能确实表现不错的某个方面来使自夸显得合理。开车慢的人说他们在安全性方面超过平均水平，开车快的人说他们在反应能力方面超过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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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一般地说，我们会在自己如何仁慈和高效方面欺骗自己，这种结合被社会心理学家称为“益效”。当被试在进行由实验人员暗地操纵的游戏时，他们将自己的成功归因于自己的技能，将失败归咎于运气不佳。当他们在一个假装的实验中被骗而以为自己在向另一个被试实施电击时，他们会贬损受害者，并暗示受害者理应得到惩罚。所有人都听说过“减少认知失调”，意为人们会发明一个新想法来缓解内心中的某种冲突。例如，如果一个人已同意向其他人推荐某项任务可以得到微薄的报偿，他会回忆他很享受一项令人乏味的任务（如果这人被诱使去推荐这项任务以换取不菲的报酬，他则准确地回忆出了这项任务很乏味）。正如最初由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所发现的，认知失调是一种无法解决的感受，它源于人们自身信念的不一致。但这是不对的：“任务很乏味”的提法与“我受到压力而撒谎说这项任务很有意思”的提法之间是没有冲突的。另一位社会心理学家艾略特·阿伦森（Eliot Aronson）将其明确地表示了出来：人们篡改自己的信念只是为了减少与“我是好人，也能够自我控制”的论断的冲突。当你能够找到一些鲜明的证据，证明你并不是和你想让别人感受到的那般仁慈而有效力的时候，认知失调这种感受就会被激发出来。随之而来的那种想要降低失调状况的渴望，就是一种迫使你去重新找到一种自圆其说的故事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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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我们对自我欺骗也会感到模糊。什么时候一种负面的评论会让我们如芒在背，有切肤之痛，撞击着我们的神经？当我们的一部分知道那是事实的时候。如果我们的每个部分都知道它是真的，这个评论就不会让我们难受了，它就是陈年旧闻了。如果没有一个部分认为它是真的，这个评论就滚到一边去了，我们会因为这是错的而不加理会。特里夫斯对一种大多数人都很熟悉（至少我很熟悉）的经历进行了重新审视。他的一篇文章遭到了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的批评，这在当时令他觉得充满恶意且被冒犯了，满篇都是讽刺和诽谤。几年后当他重读了那篇文章，他却惊奇地发现那篇批评文章的用词柔和了些，质疑也比较合理了，态度并没有他记忆中的那样偏颇。其他许多人也有这样的发现，它们几乎就是“智慧”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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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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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一个动词的意思是“错误的相信”，它将没有任何显著的第一人称、现在陈述语气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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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吐温（Mark Tw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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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方式可以检查一个人是否诚实：直接问他。如果他说是，你就知道他不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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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索瓦·拉·罗什福科尔德（Francois La Rochefouca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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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敌人看待我们的观点比我们本身看待自己的观点更接近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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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伯恩斯（Robert Bu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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