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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多希望有一种力量能够赐予我们能力：让我们看待自己就像别人看待我们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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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能在审视情绪时，不把它们看作是很多人类悲剧的源泉。我认为我们不应当把一切归咎于动物，显而易见，是自然选择设计了我们的本能来适应我们的需要。我们也不能怪罪自私的基因。它们赋予了我们自私的动机，但同样也赋予了我们爱的能力和正义感。我们应该感激和畏惧的是情绪自身的精巧设计。它们的许多具体设计都不是为了获得快乐和理解：想想幸福跑步机、女妖之歌、伪装情绪、末日武器、浪漫之善变，还有悲伤的无意义惩戒。但自我欺骗可能是所有情绪中最粗劣的动机，它让我们在做错时感觉自己是对的，在应当投降时却让我们无畏地战斗。特里夫斯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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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两个具有紧密关系的人的一次争论，比如夫妻之间。双方都相信，一方是长期的、动机相对纯粹的，且多是滥用的利他主义者，而另一方的特征则在数百件事例中表现出自私的情形。他们只是对谁是利他、谁是自私的意见不一致。值得注意的是，争论似乎是自然而然爆发的，很少有、甚至没有任何预演，然而随着事态的进展，两幅信息处理的整体画卷似乎又是早已准备与组织好的，只等着气愤的引子将它们展示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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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通片和电影中，坏人都是胡髭卷曲的堕落分子，干坏事得逞时发出刺耳的怪笑。而在现实生活中，坏人则深信自己的诚实正直。许多研究邪恶人物的传记作家在开始写作时都推测，他们的写作对象是毫无理想的机会主义者，却不情愿地发现，这些邪恶人物实际上是理论空想家和道德说教者。如果希特勒是演员的话，那么结论就是，他是一个相信自己就是所演角色的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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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旧要感谢我们心智的复杂性，幸亏如此，我们不必永远被自己的欺骗所愚弄。心智有许多个组成部分，一些部分的设计是为了美德，一些是为了理性，还有一些更聪明的设计是为了胜过那些既无美德也不理性的部分。一个自我可能欺骗另一个自我，但总会有第三个自我看到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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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探奇：人类心智的起源与进化 HOWTHE MIND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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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探奇：人类心智的起源与进化 07 心智能力4：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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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竞争环境下，人们彼此之间发生冲突的动机天然存在。但是，心智有很多组成部分，适应而来的不仅有动机，还有爱、友谊、合作、公正和预测我们行为后果的能力。人们对自己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配偶、朋友和敌人，都有着独特的思想和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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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探奇：人类心智的起源与进化 让我们一起冲着你的兄弟微笑吧！大家聚在一起，努力彼此相亲相爱。这是大同时代的黎明：和谐与理解、志同道合与相互信赖；不再有误解或嘲笑，金色的梦想成为现实，神秘的水晶给予启示，还有心智的真正自由。想象一下，没有私人占有，但我怀疑你能否做到。贪婪和饥饿无处藏身，到处充满人与人之间的兄弟之情。想象一下所有人分享自己的所有。你可能会说，我是一个做梦的痴人，但我不是唯一一个这样的人。我希望有一天，你能加入我们，那时，这个世界将会是大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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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听起来似乎难以置信，但许多人都曾相信过这种甜蜜的憧憬。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个流行观点是，认为人们之间的猜疑、妒忌、竞争、贪婪和操控人的欲望都是社会制度下的产物，而这些制度已经到了亟须变革的时候了。一些人认为它们是不必要的、邪恶的产物，就像奴隶制或否定女性的选举权利一样。其他人则认为它们是被大家忽视的、守旧的、低效的传统，就像那位搞明白了收费桥梁可以对单行车辆征收1美元，而不必对双行车辆征收50美分的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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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观点不只是来自摇滚音乐人，也来自美国最出色的社会批评家。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查尔斯·赖克（Charles Reich）在他1970年出版的一本书名为《绿色美国》（The Greening of America）的书中宣布，由大学生一代领导的一场非暴力革命即将来临。他说，美国的年轻人已经演化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少一些罪恶和焦虑，没有评判、没有竞争、非物质至上、热情、诚实、不被操控、不具侵略性、共有共享、不多关注地位和职业。这种新型意识形态仿佛沿路盛开的花朵，体现在他们的音乐、社群、搭便车旅行、赏月、致意，甚至他们的服饰中。他说：“喇叭裤给踝关节赋予了一种特殊的自由，仿佛是邀请它在大街上翩翩起舞。”这种新型意识形态承诺了“一种新的理性，一个更具人性的社群和一个全新的、自由的个人。它的最终创造将是一种新式的、持久的整体和美——一种人类与自身、与他人、与社会、与自然、与地球的全新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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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美国》一书在几个月内就销售了100多万册。它还在《纽约客》上连载，《纽约时报》围绕该书登载了10多篇讨论文章，当时的一些重要知识分子也发表了大量评论文章。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对该书给予了正面评价（尽管他在文章题目中表达了一种告诫——“谁在负责事务？”）。此书新出了一个25周年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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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克是在耶鲁大学的餐厅里撰写这本书的，内容的基础是他与学生们在那里进行的一些谈话。当然，那些学生是人类历史上最有特权和最幸运的一些个体了。爸爸妈妈为他们支付账单，周围的人都来自上流阶层，常春藤联盟的资历背景将他们直送进20世纪60年代蓬勃发展的经济之中，因而很容易就会以为所有他们所需要的就是爱。毕业典礼后，赖克描写的这一代成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穿古驰、开宝马、拥有联排别墅、崇尚美食，并且正在养育宝宝的都市专业人士阶层。普世和谐观就像喇叭裤一样只是一种短暂的生活方式，这种身份象征使他们区别于狭隘保守的大老粗、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运动迷和那些不谙时尚的预科生。就像20世纪60年代后期摇滚歌手埃尔维斯·科斯特洛（Elvis Costello）提出的一个问题：“想象一下一无所有的那个人是个百万富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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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斯托克的国度不是第一个被粉碎的乌托邦。在19世纪的美国，自由恋爱群体的分崩离析是由于社群内成员产生了性妒忌的情绪，且两性成员对社群领袖喜欢招募年轻情妇的憎恶情绪。在人类学中，一个又一个南洋岛屿天堂最终被发现其既下流又野蛮的本质。玛格丽特·米德说，冷淡的性爱使得萨摩亚人感觉满意，因而消除其犯罪感，而实际上，男孩子之间彼此传授着强奸的技巧。米德称阿拉佩仕人“性格温和”，而实际上他们会割掉对手的头颅作为战利品。她说，德昌布利人的性别角色意识是与我们颠倒的，男人戴卷发并且化妆，而实际上，男人们打他们的妻子，消灭邻里部落，将蓄意杀人视为是年轻男子成长过程中的里程碑，使得他们有资格在脸上涂抹在米德看来非常女人气的油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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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遍的人性》（Human Universals）一书中，人类学家唐纳德·布朗（Donald Brown）将我们截至目前在所有人类文化中发现的特性组合在一起——包括声誉和地位、权力和财富的不均等、财产、遗传、互惠、惩罚、性谦虚、性管制、性嫉妒，男人喜欢年轻的女人做性伴侣，根据性别的劳动分工（包括女人承担更多的孩子抚养责任，男人负责更多的公共政治统治任务），对其他群体的敌意，群体内的冲突，包括暴力、强奸和谋杀。这个清单对于任何熟悉历史、当代事件或文学的人来说，都没有任何奇怪之处。在这个世界上的小说和戏剧中只有少数一些情节例外，学者乔治斯·波尔蒂（Georges Polti）宣称已经将它们全部列出了。在这些所有可能的情节里，有超过80%的内容都可以由敌人这个概念（通常都牵涉谋杀），或是在亲属和爱情上可能会发生的悲剧，又或者以上两种一块儿定义出来的。在现实世界中，我们的生活故事大多充满了冲突：包括父母、兄弟姐妹、孩子、配偶、情人、朋友以及竞争者给予的伤害、罪责和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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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是关于社会关系的心理学。姑且不论大同时代，这里所说的社会关系心理学基本上意味着促使我们彼此间产生冲突的天生动机。既然我们的大脑是由自然选择塑造的，它很难长成其他样子。自然选择是由基因的相互竞争而驱动的，基因为能够表现在下一代上而彼此竞争。繁殖导致后代按几何级数增长，在一个有限的星球上，不是一代中存活的所有有机体都能在之后几代繁衍出后代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有机体的繁殖是以另一些有机体为代价的。如果一个有机体吃了一条鱼，这条鱼就不能再被其他有机体吃掉。如果一个有机体与另一个有机体交配，它就否决了与第三个有机体共担父母职责的机会。每一个在今天还生存的人，在他们前面都存在着数以百万计世代的祖先，而尽管这些祖先当中的每一个人当初都是生存在前面所述的这些限制之下，但他们还是成功地完成了繁衍的目的。这意味着，今天每一个人的存在都要归功于他们作为胜利者的祖先，而今天存在的每一个人，至少在某些情形下，都是为了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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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意味着，人（或是任何其他动物）都有一种侵略性的欲求必须发泄出来，或是有一种无意识的死亡意愿、贪婪的性驱力、占据领地的倾向、嗜血的渴求，或其他常常被误认为等同于达尔文主义的残酷本能。在电影《教父》中，索洛佐对汤姆·哈根说：“我不喜欢暴力，汤姆。我是一个商人。鲜血是一笔昂贵的费用。”即使是在最严酷的竞争中，有智慧的有机体也必须是一个战略家，能够评估他的目标能否通过撤退、和解或彼此共存的方式得到最佳实现。正如我在第5章中所解释的，是基因而不是有机体必须去竞争或者死亡；有时，基因的最佳策略是设计合作的有机体，是的，甚至去冲他们的兄弟微笑以及彼此相亲相爱。自然选择并不禁止合作和慷慨；它只是使得它们成为很难的工程问题，就像立体视觉。构建一个具有立体视觉的有机体的困难，并没有阻止自然选择在人类身上安置立体视觉，但是，如果我们以为它只是随着双眼的转动自然就能做到，而没有去寻找实现这一功能的复杂神经设计的话，那我们将永远无法理解立体视觉。与之类似，构建能够合作和慷慨的有机体的困难，并没有阻止自然选择在人类身上安置合作和慷慨，但如果我们以为它们是随着群居生活而来的，那我们将永远无法理解这些能力。社会性有机体，特别是人类，所搭载的“计算机”应当运行复杂的软件程序，用以评估当前的机会和风险，并相应地进行竞争或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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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物种的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并不一定会导致让记者和社会科学家们所害怕的一项保守党的政治议程。有些人担心，如果我们的动机使我们与他人发生冲突，盘剥和暴力将会在道义上被正名；既然它们如此糟糕，那么冲突最好从我们的本性中去除。这种推理当然是错误的：没人说，本性必须是好的，而且人们想做的也并不必然就是他们应该做的。另一些人担心，如果冲突的动机是不可避免的，试图减少暴力和盘剥的努力将会是徒劳的；我们当前的社会安排应当是我们所能希望的最佳安排。但这其实也不合逻辑。在现代西方社会中，谋杀率（每年每百万人）从20世纪前半叶冰岛的0.5，到目前大多数欧洲国家的10，到加拿大的25，再到美国和巴西的100不等。在我们面临是否能将谋杀率减少至零的学术问题之前，已有足够的实际操作空间来降低谋杀率。此外，有多种方式可以减少冲突，而不是梦想着一个充满无歧视的爱的金色未来。所有社会里的人不仅会实施暴力犯罪，但也会强烈谴责犯罪。所有地方的人都会采取措施减少暴力冲突，比如惩戒条款、赔偿、谴责、调解、流放和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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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这些讨论能冲击到你的固有成见，这样我就可以继续这一章的内容。我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你相信，人们有时候会将他人的利益放在一边的这个事实，而是要试着解释什么时候以及为什么这就是正确的。但有时，必须要明确说出成见。冲突是人类生存状况的必然部分，尽管这有些老生常谈，但仍与一些时髦的观点相抵触。有种表述将社会关系的依附、约束和凝聚性比作胶水。另一种观点则假设是我们不假思索地扮演着社会赋予我们的角色，社会变革是对角色的重新改写。我怀疑，如果你要求一些学术界和社会批评人士表达自己的观点，你会发现他们观点中的乌托邦意味不会比查尔斯·赖克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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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心智是由自然选择设计的计算器官，那么我们的社会性动机则应当是根据我们所参与的竞争手段量体裁衣的策略。人们应当对亲属与非亲属，对父母、子女、兄弟姐妹、情人、伴侣、熟人、朋友、对手、联盟和敌人，都有着明显区别的思想和感情。下面我们来顺次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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