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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真实生活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并不是一场囚徒困境。神秘的囚徒只会置身于他们的困境一次，而现实中的人则要一次又一次地处于合作的困境中，因而人们能够记住他人曾经的背信弃义或是知恩图报，并据此采取相应的行为。他们能够感到同情并表现出善意，感到委屈而寻求报复，觉得感激并投桃报李，或是感觉懊悔而做出调整。回忆一下特里弗斯提出的构成道义感的情绪，它的演化是由于各方不断地重复互动、相互影响，用之后的合作来回报现在的合作，用之后的背叛来惩罚现在的背叛。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和威廉姆·汉密尔顿在一次单循环计算机比赛中证实了这一推测，比赛中的参赛者运用不同的策略相互竞争，重复应对囚徒困境的博弈情境。他们将困境简化到最基本的要点，给予等同于使监狱时间最短的策略奖励分值。一个被称之为“针锋相对”（Tit-for-Tat）的简单策略——起初合作，然后根据你的同伙在前一轮的行为做出相应的行动——击败了其他62种策略。然后他们进行了一次人工生命模拟仿真，将每种策略根据获胜的比例予以“繁殖”，再在这些副本策略之间进行新的单循环竞争。他们将这个过程重复了许多代，发现“针锋相对”策略占据了整个“人口”。当各方不断重复互动，记住彼此的行为，实施以投桃报李或以牙还牙后，合作就演化而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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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在第5章和第6章中看到的，人们很善于发现欺骗者且具备一定的道德情感，从而促使他们惩罚欺骗者并回报合作者。这意味着“针锋相对”策略是人类合作的基础吗？它当然是在我们社会中许多合作的基础。收银机纸带、考勤打卡器、火车票、收据、会计账簿，还有其他不依赖于人们“尊严系统”的交易装备，都是机械化的骗子识别器。欺骗者，比如内盗的员工，有时会被控犯罪，但更多时候他们只是被剥夺将来互惠互利的机会，即被解雇。类似的情况是，欺骗顾客的公司很快就会失去其顾客。不受拘束的求职者、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流动商贩，还有来电称“有投资机会”的陌生人往往都会遭到排斥，因为他们看上去像是在玩一锤子买卖，而不是重复递延的合作游戏，故而不受制于“针锋相对”策略。即使是要好的朋友私下里也都记着最近收到的对方的圣诞礼物和餐会邀请，并计算合适的回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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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计较都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中我们的异化和小资产阶级布尔乔亚价值观吗？许多知识分子都喜欢的一种信念是，在有些文化中，所有人都会自由免费地分享。但在许多原始社会中，人们主要是和他们的亲戚交流互动，所以从生物学的意义上讲，他们是在与延伸的自己分享。许多文化中还有一种理想化的共享，但那没什么实际意义。当然，我会宣称，当你做到与人分享是多么棒时，但问题是，轮到我时，我会与人分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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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切地说，原始人的确会与非亲非故的人分享，但这并非出自不加区别的慷慨大方或是对道德原则的谨遵恪守。来自人类学的数据表明，分享是由成本收益分析和对互惠的仔细心理记录而驱使的。如果不分享就无异于自戕时，人们就会分享。一般来说，如果采集食物的成功变数很大时，各个物种都会愿意分享。比如，这几周我比较幸运，搞到了我吃不完的食物，但后面几周我可能运气不佳，濒临饿死的境地。我怎么能在富裕的几周储存下额外的食物，用来熬过收获不佳的几周呢？冷冻冷藏的方法先不作考虑。我可以现在狼吞虎咽把它转化成肥膘储存，不过那样做收效甚微：我做不到一天吃撑，之后一个月都不饿。但我可以把它储藏在其他人的身体和脑子里，化作记忆的形式，让他们记住我的慷慨大度，并使其感到有义务在时运逆转时做出回报。当前景充满风险时，共担风险是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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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理论已经在非人类的物种中得到了证实，比如吸血蝙蝠。对人类也有两项设计精巧的研究对此加以证实。这些研究通过在一种文化中对比分享形式，从而控制了文化间差异的影响因素。巴拉圭的阿奇人狩猎并采集植物性食物。狩猎很大程度上是凭运气：一名阿奇人猎手平均每天有40%的概率可能空手而归。而采集则在很大程度上靠努力：你工作的时间越长，你带回家的食物就越多，空手回家的采集者很可能是由于懒惰而不是运气不佳。不出意料，阿奇人只在直系家庭中分享植物性食物，但在整个氏族部落分享肉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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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哈里沙漠的布希曼人或许是世界上最接近于原始平均主义的族群了。对他们来说，分享是神圣的；而夸耀和囤积是可耻的。他们在严酷、易遭干旱侵袭的生态系统中狩猎采集，交换食物和水洼的使用权。这群人邻近的一支部落，Gana San人，则种植储水的西瓜、畜养山羊。他们不像布希曼人那样在丰收的日子和收获不佳的日子之间摇摆不定，不同之处还有，他们通过囤积食物发展出了财富和身份地位的不平等。阿奇人和布希曼人都分享变数高的食物，而囤积变数低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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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并没有掏出计算器计算其中的利差。他们在决定分享时心理过程是怎样的呢？考斯迈德斯和托比指出，这种心理并非神奇得难以捉摸；它和我们的公平感和恻隐心相吻合。想一想是什么促使人们或多或少都愿意帮助无家可归的人。那些敦促我们都应当与无家可归者分享的人们是在强调，我们应当从那种随机的、由变数驱动的视角来看待无家可归者。无家可归的人值得被援助，因为他们运气正不佳。他们是某种环境条件的不幸牺牲者，如失业、歧视或者心理疾病。赞成帮助无家可归者的人们敦促我们去思考，“你现在这样不过是因为运气好”。而另一方面，那些反对分享的人们则强调，我们的社会会对任何愿意投入工作的人给予回报。无家可归的人不值得帮助，因为他们有能力工作但却懒得去做，或者选择酗酒或吸毒而自作自受。为无家可归者辩护的人回应说，酗酒本身就是一种疾病，这种疾病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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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在他们最雍容大度的时候，原始人的行为表现的也并不是真正发乎充满仁爱的内心。他们在实施分享的道德规范时，对曾经帮助过的人有着极其详细的记忆，对回报有着明确的期盼，并会传播谣言诋毁那些不协力参与贡献的人。所有这些仍旧不能抹去自私的感受。人类学家迈尔文·康诺尔（Melvin Konner）曾与布希曼人一起生活多年，他充满敬意地记录下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并告诉他的读者们这样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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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私、傲慢、贪财、贪心、暴怒、垂涎，所有这些形式的贪欲，就像简单的贪吃一样，在他们传统的情境中都要予以抑制：换句话说，它们没有发生是因为环境不允许，而不是像有些人假定的那样，因为他们本身或是他们的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更好。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有一次，一个布希曼人——一个家庭的父亲，大约40岁，在社群中很受尊重，从任何方面讲都是一个好人、实在人，他请我帮他保留一只他刚杀死的羚羊的腿。他已经把这只羚羊的大部分都给出去了，因为他不得不这么做。但他看到有个机会可以藏一些，以便日后留给他自己和他的家人，他找到了我。当然，通常情况下，偌大的卡拉哈里沙漠都不会有地方藏：要么因为食腐动物而不安全，要么由于掠夺成性的远亲而藏不住。但外来人的出现提供了一个与另一个世界的接口，他想顺走这块肉，通过这个接口的空子，暂时放进这个唯一可想到的隐藏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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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论及友谊时，互惠利他主义听起来就不像是真的了。被邀用餐的客人掏出钱包，向主人提出要为这顿饭付钱，那一定是为人处世有问题。第二天晚上立刻就回请主人也好不到哪里去。一报还一报无法使友情更牢固，反而会使关系更紧张。对好朋友来说，没什么比在他们之间进行商业交易更让人尴尬了，比如买卖一辆车。对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朋友——配偶来说，情况也一样：对对方为自己所做的事情保持密切关注的夫妻，是最不快乐的两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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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侣之爱，这种在紧密友谊和持久婚姻纽带背后的情感（这种爱既不是罗曼蒂克式的也不是性爱），有着它自己的心理过程和状态。朋友或配偶觉得彼此好像都欠着对方的债，这却是一笔无法衡量的债务，而偿还这笔债务也不会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完成它却又能带给当事人极深的满足感受。人们在帮助朋友或配偶时，会感到一种自发的愉快，而没有期盼回报，或者如果永远也没有回报也不后悔已经施与的恩惠。当然，这种恩惠可能会在内心的某个地方被悄悄记录下来，如果这本账簿变得太不均衡时，人们可能会召回债务，或者取消今后的信用——终止友谊。但这种债务的信用额度很大，而且偿还条款很宽松。所以，伴侣之爱实际上与互惠利他主义理论并不冲突，但它确实体现了一种弹性化的变体。其中，情感的担保——喜欢、同情、感激和信任，都被延伸至了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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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伴侣之爱的事实已经够清楚的了，但它是怎么演化来的呢？托比和考斯迈德斯提醒人们关注交易逻辑的一个方面——他们称之为“银行家悖论”，借此来反向推理友谊的心理过程与状态。许多心力交瘁的借款者都领悟到，银行会借给你钱的数额恰好是你能证明你已有的数额。正如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所表述的：“银行是这样一个地方，它们在天气不错时借给你雨伞，然后在开始下雨时要求归还。”银行会说，它们只有那么多用来投资的钱，每笔贷款都是一次赌博。它们的资产组合必须带来利润回报，否则它们就会倒闭，因此它们会对信用风险进行衡量，淘汰掉最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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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残酷的逻辑也适用于我们祖先之间的利他行为。一个为是否施与一次大恩惠而苦苦思索的人就像一家银行。他不仅要担心骗子（受益人愿意偿还吗），还要担心不良信用风险（受益人有能力偿还吗）。如果接受恩惠者死了，致残了，身无分文了，或是离开所在的群体了，那这次恩惠就作废了。不幸的是，正是那些具有不良信用风险的——患病的、濒临饿死的、受伤的和被排斥的人最需要帮助。任何人都有可能走背运，特别是过着严酷生活的原始人。一旦被抛弃，受到打击的原始人就会不久于世。那么，由此可能会演化出怎样的思想和感情，可以作为一种保险，即使坏运气可能使你面临风险时，仍然确保他人会给你延展“信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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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策略是使你自己变得不可替代。通过培养发展所在群体中无人能复制的专业技能，如工具制造、寻路或冲突调解，使自己被需要，如果被所在群体抛弃，他们会付出高昂成本：因为每个人都依赖于你，所以，任由你去死的风险太大。今天的人们也在花费大量的社会生活来广而告之他们独特、有价值的才能，或是寻找一个派系团伙使自己的才能在其中展示出独特的价值。这种对身份地位的追求，也是为使自己变得不可替代的一种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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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策略是与一种人建立关联，这种人从中获益的东西也能令你得益。过你的生活，追逐你自己的利益，单凭这样，作为副效应你就能提高其他一些人的利益。婚姻就是最明显的例子：丈夫和妻子在他们的孩子的幸福上有着共同的利益。第三种策略是拥有令他人受益的同时也使自己受益的技能，比如善于找到回家的路。其他的例子还有，和喜欢同样室温的人或是喜欢同样音乐的人住在一起。所有这些例子都是一个人的行为使一些人受益，而其行为表现无须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利他；由于这种行为并不需要他付出额外的代价，因此他就不会期待对方在将来会有所回报。利他主义的挑战吸引了众多关注，以至于自然界中一种更为直接的帮助形式往往遭到低估：共生现象。即两种生物体，如组成青苔的藻类和真菌相互关联，因为彼此生活方式的副效应恰好使另一方受益。共生生物既施惠也受益，但任何一方都没有付出成本。对音乐有着同样口味的室友就是共生的一对，每个人都看重对方，且无须交换施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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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你对于他人有价值，这个人对你也就变得有价值了。你看重他，因为如果你碰到麻烦，为你解困与他们也有利害关系——尽管是自私的利害关系。但既然你看重这个人，他们也应当更加看重你。你的价值不仅体现在你的才能或习惯上，还因为在困难时刻挽救他与你也利害相关。你越看重这个人，这个人就越看重你，如此往复。这个你追我赶的过程就是我们所称的友谊。如果你问两个人他们为什么是朋友，他们很可能说：“我们喜欢同样的东西，而且我们知道我们总是会在对方需要时立刻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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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像其他的利他行为一样，容易受到欺骗者的破坏，对这些骗子有个特殊的称呼：酒肉朋友。酒肉朋友会与一个有价值的人建立关系并从中受益，并努力模仿出友好的样子，以使自己也变得有价值。但稍微有些风吹草动，他们就不见了踪影。人类天生有一种情感反应，似乎就是设计来驱逐酒肉朋友的。在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一只援助之手会令人没齿难忘。我们会心怀感动，永不忘记这种慷慨大度，并感到有义务告诉这个朋友自己对此永远不会忘怀。唯有艰难时刻才会让你知道谁才是真正的朋友。那是因为朋友的意义，用演化的术语来讲就是在艰难的时刻帮助了你，而其他人则不愿为此劳力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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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比和考斯迈德斯继续推测，人类友情的设计或许解释了为什么现代社会中会有如此多的人感受到异化和孤独。明确的交易和依序互惠是当友谊缺乏、信任度降低时，我们退却而依赖的一种利他行为。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我们以前所未有的频率与陌生人交换帮助和恩惠。这或许造成了一种知觉，即以为我们没有与同伴真正融洽相处，且在困难时刻容易被他人抛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舒适的环境使我们在身体上更加安全，但同样也可能会使我们在情绪上感觉更加不安全，因为身体安全尽可能地减少了危机，而危机才会告诉我们谁才是真正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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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友与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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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对于人类关系的描述如果缺乏对战争的讨论都算不上完整。战争不是普遍的，但所有文化中的人都会觉得他们才是一个群体中的成员（群落、部落、氏族或者国家），并怀有对其他群体的敌意。而战争本身就是远古部落生活中的一项主要事务。许多知识分子认为，在远古社会中，战争很少见、而且这些战争都具有形式温和又具有高度仪式化的特性，或至少在高尚的野蛮人与西方人的接触且被污染前是这样的。但这是罗曼蒂克式的胡说八道，因为战争从来都是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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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诺马马人的村落相互间会永无休止地彼此侵袭。所有40岁以上的成年人有70%都曾因暴力而失去一位家庭成员，30%的男人被其他男人杀死，40%的男人杀过人。雅诺马马人把自己称作凶猛的人，但其他原始部落也给出了相似的数字。考古学家劳伦斯·基利（Lawxence Keeley）记录了新几内亚人、澳大利亚原住民、太平洋岛屿的居民以及印第安人都曾被战争所蹂躏，特别是在不列颠统治下世界上的许多地方结束这种滋扰，而代之以殖民管理前的几个世纪中尤其如此。在原始战争中，调动更加完备，战斗更加频繁，伤亡率更高，俘虏更少，武器也更具破坏力。说得客气一点，战争，是一种主要的自然选择压力，既然它在我们的演化史中似乎是一种经常性事件，它一定对我们的一部分心理进行了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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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人们会如此愚蠢地发动战争呢？部落人可以因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而战斗，部落间战争的根源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源一样难于解开。但有一个令西方人惊讶不已的动机一遍又一遍地出现。在原始社会中，男人进行战争是为了得到或保留女人——并不一定是武士们的明确目标（尽管往往的确如此），但是使战斗的意愿得以发展的最终报偿。获得女人是男性繁殖成功的限制性因素。有两个妻子可以使一个男人的孩子翻两倍，有三个妻子可以翻三倍，以此类推。对一个没有濒临死亡的男人来说，再没有其他任何资源能对演化适应产生同样大的影响了。部落战争最常见的赃物就是女人。侵略者杀死男人，绑架适龄女人，轮奸她们，并把她们分配做妻子。查冈发现，杀死过一个敌人的雅诺马马男人的妻子和孩子的数量是没有杀过人的男人的妻子和孩子数量的3倍。大多数杀过人的年轻男人都结婚了，大多数从没杀过人的年轻男人都没结婚。这种差异不是因杀人者和未杀人者之间的其他差异而带来的巧合，比如体格、力量或者亲戚的数目。杀人者在雅诺马马村落受人尊重，他们会吸引更多的妻子，也被分给更多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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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雅诺马马人谋划侵犯仅仅是为了绑架女人。更经常的是，他们谋划侵犯是为了报复曾经遭受的杀戮或者绑架，但他们也总会试图绑架女人。为报血海深仇，亲戚们要拿命偿命——杀人者的命或者是他的亲戚的命；这是任何地方暴力泛滥的主要原动力，这种驱使他们的动机有着明显的威慑作用，如我们在第6章中所看到的那样。血海深仇可以持续几十年或更长，因为每一方所记录的数字都不同，所以任何时候双方都会记着那些必须血洗的不公。设想一个邻居杀害了你丈夫、你兄弟，还有你儿子，或者强奸并绑架了你妻子、你女儿，还有你姐妹，你对他会有什么感受。但报世仇者绝不只限于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如果他们看到有机会可以屠杀对手，从而一劳永逸地除掉眼中钉，他们一定会这样做，还会加上女人作为额外的激励。对女人的欲望不仅让世仇之火烧得更旺，而且还有助于点燃这把火。通常第一次杀戮就是为了一个女人：一个男人诱惑或绑架了某人的妻子，或食言反悔一项出卖女儿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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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难以相信原始部落会为了女人而发动战争。一位人类学家给查冈去信写道：“女人？为了女人而战斗？黄金和钻石我可以理解，但是为了女人？绝不会。”这种反应从生物学上讲当然是颠倒黑白的。其他人类学家则辩称，雅诺马马人身体里缺乏蛋白质，因此为猎物而战斗。但当测量他们的蛋白质摄入量时，结果发现比正常的还要多。全世界吃得最好的原始人是最喜欢打仗的。当查冈对他的雅诺马马人访问对象提到这个肉类缺乏假设时，他们不相信地笑了。他们说：“尽管我们喜欢肉，但我们对女人的喜欢要多得多。”查冈指出，他们跟我们没多大差异。“星期六的晚上去常有打架的建筑工人酒吧看看，这些打架常为了什么？难道这些起冲突的人是因为对方的汉堡包里放了比较多的肉吗？或者研究一下西部乡村歌曲的歌词，有哪句歌词写着‘别把你的奶牛带到城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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