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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基因谱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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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属分类帮助不同文化之间实现组织、解码与沟通。这种分类在动物行为中也存在，所以这种分类是一种预设认知。人类所要做的就是将这些区别转化成语言，这样就可以实现清晰的信息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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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人类是如何将植物与动物进行分类区别的呢？这些数据都基于词汇假说：语言是区别文化最重要的手段。由于认知与分类的复杂程度越来越高，语言称呼也变得越来越复杂，词汇开始服务于解码这些重要的区别。社会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已经揭示出不同文化、不同时间人类对动物与植物的命名模式。区分人类与非人类是早期人类做出的第一个分类——这是有意义的一大进步。通过对上千种不同语言的研究，我们发现一种语言如果仅仅只有两个名词（命名词）描述有生命物体的话，那它一定是用来区别人类与非人类的。随着语言与文化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词汇形成，接下来最重要的区别词便是飞翔、游泳、爬行——几乎就是鸟、鱼、蛇的对应词。大体上，人类会一次性发明2~3个类似的词汇。这样一来，一种语言不太可能只有3个词汇用于描述有生命的概念，如果一种语言有4个词汇用于描述活的概念，那么它们一定是人类与非人类，以及鸟、鱼、蛇中的2个。究竟是这些概念中的哪两个得到发展？正如你所想的那样，这取决于当时人类所处的环境，取决于人类最可能遇到的动物的种类。如果一种语言已经有4个关于动物的名词，那么它将会把剩下的那个给加上。如果一种语言已经有5个关于动物的名词，那么它要么会加上“哺乳动物”，要么会加上关于小型爬行动物的词汇，构成英语中类似于“蠕虫”“臭虫”的分类。由于许多无文字的语言都将蠕虫与臭虫归为单独的一类，人种心理学生物学家为这一类别取名为：wu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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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人类语言词汇体系进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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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语言对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爬行动物都有一个很随意的名字。英语中“虫子”（bug）一词就包含了蚂蚁、甲虫、苍蝇、蜘蛛、蚜虫、毛虫、蝗虫、蜱，以及一系列与生物学和分类学完全不同的生物。事实上，我们现在仍在这样做，仍在用我们的高级科学知识强调功能分类的实用性与天赋性。“虫子”的分类促进了认知经济的发展，对于某些生物，除了将它们从我们的食谱中驱逐、从我们的皮肤上赶走以外，我们不用思考得太多、太仔细，就可以将其直接归为“虫子”一类。并不是因为这些生物的生理特征，而是它们在我们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或者说我们只是为了将它们从我们的身体上赶走，让我们将其归为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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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没有文字的原始部落社会都在分类命名上拥有与现代科学相矛盾的相似性。在许多语言里，“鸟”这个词也包括了蝙蝠；“鱼”可以包括鲸鱼、海豚和龟；“蛇”有时包括蠕虫、蜥蜴和鳗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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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有了这7个最基本的词汇，人类社会就开始以一种不那么系统的方式在他们的语言中加入其他词汇。在这一过程中，一些社会给予某些带有社会、宗教或实际意义的物种一些奇特的称谓。除了鸟类这一统称外，一种语言可能会用一种单独的称谓来称呼老鹰，而不会用这种称谓来称呼其他鸟类。又或者，他们可能会将熊从哺乳动物中区分出来，用一种单独的称谓来称呼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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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词汇出现的一般原则也适用于植物。在那些相对不成熟的语言中，并没有关于植物的词汇。缺少相关词汇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发现这些差异，也不意味着他们不知道菠菜与臭鼬杂草之间的区别。他们只是没有找到一个可以囊括这些植物的词汇。英语语言中也存在这样的现象。例如，英语中缺少代表可食用蘑菇的单独的词汇。需要住3天院时，我们需要通知一大批人，也缺少这样的词汇来代表我们需要通知的所有人。这可能包括你的亲人、朋友、老板、快递员，或者在此期间与你有约的其他人。缺乏这一词汇并不意味着你不了解这一概念。这也许是因为构造这个词汇的需求并不是那么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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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种语言只有一个关于非动物生物的词汇，它并不是英语中包罗万象的“植物”这个词。更确切地说，它是一个描绘高大、木本生物的词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树木”一词。如果这种语言要引进第二个词汇，那它要么是一个包罗草（grass）与草本植物（herb）的词汇，研究者称其为“grerb”；要么是一个指向草或类似草的东西的词汇。如果一种语言已经有了grerb一词，但它现在发展到需要为植物增加第三个词汇，那么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增加的词汇一定是灌木（bush）、青草（grass）、藤本植物（vine）（不一定是这个顺序，顺序取决于他们当时所处的环境）。如果一种语言已经有了草（grass）一词，但它现在发展到需要为植物增加第三个词汇，那么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增加的词汇一定是灌木（bush）、草本植物（herb）、藤本植物（v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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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非动物生物词汇体系进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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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是一种有趣的类别，因为草类中的大多数品种在英语中都没有名字。我们可以叫出几十种蔬菜与树木的名字，大多数人却仅仅用“草”这一个词来涵盖9000多种不同的草类植物。这与昆虫一词的命名方式类似——昆虫类别下的大多数品种在英语中都没有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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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等级是语言中的另一个概念。其中最有名的发现是由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人类学家布伦特·伯林和保罗·凯所发现的用颜色来命名的危险等级。工业革命之前，世界上的大多数语言都只有两个关于颜色的词汇，大致可以分为浅色与深色。我以黑、白两色来区分，但事实上，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语言的使用者就真的只命名了黑与白。相反，这只是意味着他们所看见的颜色一半归属浅色，一半归属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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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趣的是，当一种语言发展到需要为颜色增加第三个术语时，第三个术语通常是红色。许多理论都证实红色之所以重要，原因在于它是血的颜色。当这种语言需要为颜色增加第四个术语时，它要么是黄色，要么是绿色；第五个术语要么是绿色，要么是黄色；第六个术语则为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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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颜色词汇体系进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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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分类并不是只从人类学或文学的角度看有趣，它们对回答认知科学中最基本的问题也至关重要：信息究竟是怎样组织的。这种好奇是我们人类所特有的内在特质，因为知识对我们来说是如此重要。当人类的早期祖先离开树的庇护转而大胆走向热带草原、寻找新的食物来源时，就注定会遭遇更多像老鼠、蛇一样的天敌。那些对获取知识感兴趣的人——大脑喜欢接受新事物的人——将拥有生存的优势，这种对学习的热爱也终将通过自然选择编码进入他们的基因。正如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指出的那样，毫无疑问，没有文字、过着部落群居生活的人们“对一切事物的用途都感到好奇，这并不是出于他们的计划，也不是出于他们的胃……他们没有遵循大脑底部内在结构中的认知激情，而是将所有的植物进行分类。他们不会区分所有蛇，也不会对蝙蝠进行归类……在一个充满针叶树、蛇与食叶蝙蝠的环境中，人类必须对针叶树、蛇与食叶蝙蝠有全面的了解。严格意义上说，人们在这方面所掌握知识的多少将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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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人类学家克劳德·莱维–斯特劳斯却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人的大脑对秩序拥有强烈的认知倾向，所以人类内在拥有对自然世界进行分类的需求。人类进行分类正是出于满足这种需求的需要。这种渴望将混乱变得有秩序的倾向，可以追溯到几百万年前的生物进化。正如我们在引言部分所提到的那样，一些鸟和啮齿目动物会在它们的巢穴周围设置边界。通常，这些边界由石头或叶子堆积而成，这些边界通常都很有秩序；如果这种秩序遭到破坏，它们就会知道有入侵者光顾。我养过好几条狗，它们会周期性地在房子周围转悠，收集它们的玩具，并将这些玩具放进篮子里。人类对秩序的渴望毫无疑问建构在这些古代进化系统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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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认知心理学家埃莉诺·罗施认为，人类分类并不是历史偶然、随意因素的产物，而是分类心理或内在规律的产物。莱维–斯特劳斯、罗施的观点与格尔茨关于认知激情与实践知识的两分观点相矛盾。我认为格尔茨所说的激情只是知识实际意义的一部分——它们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对生物世界知识的了解是具有实践意义的，但人脑的构造决定我们需要并渴望获取这些信息。事实上，我们对植物世界所做的许多分类都是没有必要的，这一事实让命名与分类内在激情的观点彻底瓦解。地球上大约有30000种可食用植物，其中11种约占人类可食用食物的93%：燕麦、玉米、水稻、小麦、土豆、丝兰（也称为木薯）、高粱、小米、豆类、大麦、黑麦。然而，我们的大脑已经进化到当我们需要学习新事物时，大脑会释放多巴胺；当我们将这些新事物进行分类时，大脑又会释放多巴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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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完美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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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天生就喜欢知识，尤其是那些来自感觉器官的知识。我们天生就会将结构加于感观知识之上，用这种方式转变它，从不同角度审视它，尝试让其适应多个神经框架。这就是人类学习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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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天生就会将结构加于世界之上。不同文化群体都会一致地进行某种生物分类（植物与动物），这进一步证明了这种结构的天生性。所有的语言与文化——互不干扰地——想出了相似的命名原则，都对分类拥有强烈的内在倾向。例如，每种语言都对植物与动物名称有着两级分类。在英语中，我们有杉树（统称），也有道格拉斯冷杉（专称）；我们有苹果树，然后有青苹果、金冠、蛇果；我们有鲑鱼，然后有红鲑鱼；我们有啄木鸟，然后有橡树啄木鸟。如果观察周围的世界，我们会发现一类事物下面包含许多事物，它们之间的共同点远远多于差异，但我们仍能识别这些细微的差异。这也适用于人造器物，如椅子和安乐椅，刀和猎刀，鞋子和舞鞋。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几乎每种语言都有一些术语从语言上概括了它的结构，但实际上这些物体并不拥有这些结构。例如，英语中，蠹虫（silverfish）是昆虫，而不是一种鱼；草原犬（prairie dog）是一种啮齿动物，不是狗；毒蕈（toad-stool）既不是一只癞蛤蟆（toad），也不是一只可能坐在凳子（stool）上的癞蛤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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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知识的渴望是我们成功或失败的根源。它可以干扰我们，也可以让我们终生保持对学习与理解的渴望。有些学习可以改善我们的生活，有些却只会干扰我们——小报故事大概就属于后一类（除非你的职业是小报作家）。成功人士都擅长排除干扰信息，对有用的信息进行归类。他们是怎样做到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