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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生都在试着记住别人，在无数小纸条上记录别人的电话与地址，现在你可以通过搜索他们的名字进行查询，看看他们在干什么，或者让他们知道你在干什么。这一点也不麻烦。记住，之前生活在小群体中时，我们一生所认识的人就是那些从小就认识的人。但现代社会却不是这样。我们有很大的变动性：我们会上大学或工作；当组建新的家庭时，我们会离开之前的家庭。我们的大脑带着一种遗留的原始渴望，渴望知道生命里的人会在哪儿结束关系，会在哪儿重新联系上，这样就可以获得一种解脱感。社交网站让我们不用花太多时间就能实现这一目标。另外，正如许多人所看到的那样，出于某种原因，我们会跟某些人失去联系。这是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我们不会与那些不喜欢的人，以及那些随着时间流逝与自己相关度降低的人保持联系。现在，他们可以找到我们，他们也会希望找到我们。但是对数以百万的人而言，利大于弊。我们可以得到新的消息，就像街头公告员或发廊八卦带来的消息一样，这些消息持续进入我们的平板电脑与手机。我们可以定制这些消息，联系那些想联系的事情，以及我们最在乎的人，这是我们的社交自动收报机。它并不是人与人之间联系的代替，而是一种补充，一种与那些遥远且繁忙的人保持联系的简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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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当中也许存在着某种幻觉。社交网络供应商提供了宽度，但没有提供深度。我们渴望的是面对面的接触，虽然网络沟通可能剥夺了部分我们在这方面的渴望。最后，网络沟通成为一种补充，而不是面对面沟通的一种替代。电子沟通的代价也许是进一步限制了我们与他人沟通的生物能力。另一种被替换的跷跷板就是我们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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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成为社会一员这一最基本的渴望外，大多数人还有更多的需求——有可以一块儿做事的朋友，有可以一块儿度过休闲、工作时间的朋友，有了解我们会遇到的困难并提供帮助的朋友，有可以给我们提供实际帮助、赞扬、鼓励、自信、忠诚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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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陪伴，夫妻之间还需要一种亲密感，这种亲密感让另一半可以分享我们的个人习惯与想法——快乐、痛苦，以及害怕受伤的感觉。亲密感也包括形成某种默契——笑话中隐含的意义，只有你的另一半才懂得的一瞥——类似于某种心灵感应。亲密感让我们自由选择愿意保持亲密关系的人群（不需要展现虚假的自己），也让别人拥有这样做的权利。亲密感让我们可以自由谈论那些对我们很重要的事情，对情感问题采取很鲜明的立场，而不需要担心会被嘲笑或拒绝。所有这些都是一种典型的西方看法——其他文化也许会认为亲密感并不是必需的，甚至不会这样定义亲密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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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和女人对亲密感也有着不同的看法，这一点也不奇怪：女性比男性更注重承诺与沟通的连续性，男性比女性更看重性亲密与身体亲密。当然，亲密感、爱、热情并不总是会同时出现——它们属于完全不同的维度。我们希望友情与亲密感包含着互相信任，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正如我们的近亲黑猩猩那样，当涉及自身利益时，我们会天生本能地撒谎（这是无数沮丧与痛心的根源，更不用说是情景喜剧的情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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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们的祖先相比，现代亲密感更多样、更多元、更复杂。纵观历史与不同的文化，人类很少像现在这样重视亲密感。几千年来——人类历史最初的99%——除了生育与生存，我们几乎什么也没干。婚姻与配偶键（生物学家们使用的词汇）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繁殖，形成社会联盟。历史上的许多婚姻都是为了在邻近部落之间建立某种联系，以防止因为资源有限引起的紧张和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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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的许多人对伴侣的要求越来越高，这是亲密定义的改变所导致的。我们希望他们给予我们情感支持、陪伴我们、与我们亲热、提供经济上的支持。很多时候我们希望他们随时会具备各种功能——护士、咨询师、秘书、会计、父母、保护者、指南针、啦啦队长、按摩师。我们希望他们能够保持魅力，维持他们的性吸引力，希望他们能够与自己的性胃口和喜好协调一致。我们希望伴侣帮助自己充分挖掘生活的潜力。我们的伴侣也正这样做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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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所以会这样要求伴侣，原因在于我们有与至少一个人保持深层联系的生物需要。一旦这种需要缺失，它就会成为头等大事；一旦获得了这种令人满意的亲密关系，我们就可以得到精神与身体的双重收获。处于这种关系的人拥有更健康的体魄，能够快速从疾病中恢复，也能够更长寿。事实上，令人满意的亲密关系是衡量我们幸福指数与情绪健康指数最强有力的指标之一。那么究竟应该怎样才能获得这种关系，又怎样维持这种关系呢？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在于我们的人格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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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人与人之间有上千种不同，但与人保持良好关系最重要的人格品质是“乐群”。在科学文献中，乐群的基本特征是合作、友好、体贴、乐于助人——这种特质在人的一生中都比较稳定，并且在童年早期已经开始显现。乐群的人都能够控制不良情绪，如愤怒和沮丧。这种控制发生在额叶区，支配冲动控制，并帮助我们调节负面情绪。这个区域也控制着我们的执行注意模式。当额叶区受到伤害——例如损伤、中风、阿尔茨海默症或肿瘤——人类往往会最先丧失乐群这种特质，与此同时，冲动控制和情绪稳定也会受到损伤。这方面的情绪调节部分是可以通过学习获得的——获得冲动控制与愤怒管理正强化的儿童长大后通常会变成乐群的人。正如你想象的那样，一个乐群的人在维持良好社会关系中会占据巨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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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期的行为都具有不可预知性，受人际关系的影响很大，很多时候，我们的反应都受到朋友的引导。真正成熟的标志是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能够自己得出结论。事实证明，在青春期有一个好朋友，是成为一个自律的成人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些更容易被人欺负和被边缘化的人，带着这种经历生活很容易成为孤僻的人。尽管乐群对我们后期生活帮助很大，但拥有一个乐群的朋友也能够防止很多社会问题的产生，即使我们自己并不是乐群的人。拥有一个乐群的朋友会让男女孩都受益匪浅，但女孩将受益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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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诸多特质中，亲密关系，包括婚姻，受一种行为经济学家称为强分类组合的特质影响。举例来说，婚姻组合会倾向于相似的年纪、教育背景和吸引力。我们是怎样在茫茫人海中找到彼此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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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人或“婚姻中介”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圣经》记载了2000多年前的商业化媒人，以及18世纪第一个类似于现代报纸的公开发行物，上面登载着人们（主要是男性）寻找配偶的个人广告。历史上，当人们与潜在伴侣分开时——例如，美国西进运动的早期定居者，内战士兵——都会刊登广告寻找伴侣，或者回应潜在伴侣登出的广告，他们会在报纸上写上关于自己的各种品质。随着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在线约会被引入，以替代交友广告，并且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替代媒人。网站还会使用科学的算法用以增加配对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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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2014年，约会的最大变化在于美国有1/3的人开始网恋，10年前，这个比例还很小。这些约会中有一半是从约会网站开始的，剩下的通过社交媒体、聊天室、即时信息以及其他类似的媒体。1995年，还很少有婚姻是从网上开始的，当时的报纸会将这种行为称为某种古怪前卫甚至畸形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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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行为改变并不是源于互联网或是约会观念的改变，而是由于互联网用户数量的改变。网上交友曾经被视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个人广告怪异世界的一种可怕延伸——绝望的人、没有约会对象的人的最后挣扎。随着网上交流新一代的出现，网上交流变得为世人所知，变得受人尊敬，变得成为一种传统，这种蔑视才最终得以消除。此外，传真机和电子邮件这些系统，只能当大量的人使用时才可能正常运转。这一切开始于1999年到2000年间。到2014年，网上约会开始20年后，年轻的用户更容易接纳这种方式，因为在他们还是小孩时，就是互联网的活跃用户了，他们使用互联网接受教育、购物、娱乐、游戏、社交、找工作、看新闻和八卦，看视频，听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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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之前所说的那样，互联网已经让我们中的一部分人更社会化，帮我们创建并维持了大量人际关系。但对另一部分人而言，尤其是那些过度使用互联网、性格内向的人，互联网已经让他们变得与社会接触更少、更孤僻、更容易抑郁。研究显示，大学生的同情指数正在急剧下降。大学生显然更容易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更容易试着理解别人的感受。这一切并不是由于他们读的文学小说的数量少了，而是他们更多的时候是在独处，但自己还幻想着已经融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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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交友与传统交友有四大差别——渠道、沟通、配对、非同步。与互联网产生之前的时代相比，我们现在能够接触到更多的潜在伴侣。我们以前接触的人局限于认识的人——同事、教友、同学、邻居。现在，许多交友网站拥有上百万用户，我们所能接触到的人的数量急剧增长。实际上，使用互联网的大约20亿人口都可能潜在地联系在一起。当然，访问上百万份资料并不等于我们可以网上或面对面约会；互联网只是让我们知道了还有哪些人可以选择，尽管你可能对那些可以选择的人并不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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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交友的沟通工具让我们了解了某个人、了解了很多实际情况，让我们在面对面交流之前可以交换很多信息，还能够避免交流不顺畅产生的尴尬。数学算法配对可以让我们选择潜在的伴侣，淘汰掉那些我们看不顺眼或者不感兴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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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同步让双方都可以在给予反应之前单独思考，可以表现最好的自己，而不会出现面对面沟通时的压力与焦虑。你是否有过这种经历：几个小时之后你发现自己还有话没说，但网上交友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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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现代互联网交友的四大特征并不总是那么让人满意。首先，资料中吸引人的地方并不总是与面对面交流中吸引人的地方一致。正如美国西北大学的心理学家伊莱·弗林科尔指出的那样，这种流线型的访问数以千计的潜在伴侣“会产生基于评价的思维模式，导致网上交友者主观分析潜在伴侣，甚至可能会破坏他们投入其中一段约会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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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与信息过载还可能会导致人们做出懒惰的、不明智的决定。我们从行为经济学家那里得知——涉及汽车、家电、房屋，甚至潜在伴侣的决定——当顾客评价一大堆选择时，他们通常无法同时对2~3个以上的备选项保持兴趣。这与大脑的存储限制有关，这一点我们已经在第2章探讨过，这也与注意力网络限制有关。当我们考虑约会对象时，大脑会在中央执行网络中（记住所有这些小细节）与神游模式中（我们开始想象与约会对象在一起时的情形）来回徘徊：我们的生活会是怎么样的？躺在我的臂弯时，他们会是什么感觉？他们能跟我的朋友相处愉快吗？我们孩子的鼻子会长得像他（她）吗？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中央执行网络与神游模式之间的快速转换会消耗掉神经资源，让我们无法做出决定。当认知资源有限时，我们很难将注意力集中在相关信息上，也很难过滤掉无关信息。也许，网上交友是一种偏离轨道的社会组织方式，不但没让决策变得更简单，反而变得更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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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守承诺、一夫一妻的关系，无论是在线上还是线下都需要忠诚，需要“放弃禁果”。这是每位交友者的职责。然而，随着网上交友的出现，虚拟世界比现实世界拥有成千上万次机会，诱惑常常会战胜人类的意志。一些人（通常是男人），还没来得及放下约会对象的资料，就与其他人开始了一段感情。这样的故事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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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3的人选择与网络认识的人结婚，关于网络的研究也逐渐形成。研究显示，我们都很怀疑：网上交友者会有所隐瞒；81%的人会对他们的身高、体重、年龄造假。男性通常会对身高造假，女性通常会对体重造假，而他们都会对年龄造假。一项调查显示，交友者会将年龄少报10岁，体重少报35磅（1磅等于0.4536千克），身高多报2英寸。这些在真人约会时很容易被发现，这让虚报变得更加奇怪。显然，在网络世界中，相较于年龄、身高、体重，政治倾向更敏感，更不容易被发现。网络交友者更愿意承认自己胖，而不愿意承认他们是共和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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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例子中，说谎者实际上很清楚自己在说谎。他们说谎的动机是什么？由于网络交友者有大量的选择，交友者的个人资料源自真实与呈现自己最好的一面之间的紧张状态。这些资料通常会描述交友者过去的状态（例如，有工作）或理想状态（例如，瘦10磅，年轻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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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社交世界是否会变得扭曲呢？目前的网络交友世界显示，未来至少会呈现以下趋势：截至目前，网上交友促成的婚姻离婚率要比传统夫妻低22%。这听起来可能让人印象深刻，但实际效果却很小：网上交友让结婚率从7.7%下降到6%。如果所有夫妻都是通过线上认识而非线下的话，110对夫妻中只有一对夫妻可以避免离婚。此外，通过网络认识的夫妻的受教育程度更高，更容易找到工作。受教育程度与职业都可能预示着婚姻的长短。所以，我们观察到的事实也许并不是由于互联网本身，而是互联网交友者与传统夫妻相比，整体拥有更高的受教育程度与更好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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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你所预见的那样，通过邮件认识的夫妻会比通过社交网络和现实世界认识的夫妻年龄更大（年轻人现在已经不怎么使用邮件了）。美国国防部高级探究计划局、维基百科和Kickstarter之类的利用众包的网上交友网站也已经随之出现。ChainDate、ReportYourEx、Lulu之类的软件已经开始对约会对象运用类似Zagat一样的点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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