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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我今晚要为考试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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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者A并没有使用会话含义——这里可以被视为字面意思，属于直接请求，因为话语中有了标记语“一块儿”。说话者B的回答显然是间接的。这里传达的不仅是字面信息（我今晚要为考试做准备），还有隐含信息（因此我今晚不能去看电影）。大多数人认为B采用了一种更温和的方式来解决潜在的冲突，防止了正面冲突。相反，如果B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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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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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者A就会感觉被拒绝了，没有任何借口和解释。很显然，我们对拒绝的恐惧是很强烈的：事实上，社交拒绝会激活大脑中跟物理疼痛一样的区域，令人惊奇的是——泰诺可以减少人们的社交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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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者B给出了理由，以一种合作的方式表达了意见，她表达了她真的很想去，只是没办法去。这就跟复印排队人群中插队的人一样，给一个没有意义的借口永远好过不给借口。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会话含义都是相等的。相反，如果B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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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我今晚得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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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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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我正在玩一个单人纸牌游戏，我必须玩完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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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说话者B会希望A能够理解这些都是拒绝，尽管她没有给出任何好的借口——这就像是在脸上扇了“会话性”的一巴掌，尽管还延续了这个隐含游戏。与B1相比，B2与B3采用了一种较为温和的拒绝方式，因为它不涉及直白的、彻底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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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进一步分析了间接言语行为，囊括了那些无法被解读，但如果够幸运，意图却百分之百明确的言语。他希望我们这样考虑。假设你是一位“二战”时穿着便服的美国士兵，被意大利人逮捕了。现在，为了让他们放过你，你想出了一个计划说服他们，让他们相信你是德国军官。你可以用意大利语对他们说“我是一位德国军官”，但他们可能不会相信你。进一步假设，你没有在第一时间说足够多的意大利语。在这种情况下，你最好这样说，“我是一位德国军官。放了我，快点。”假设你的德语水平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你只会一句德语，还是高中时期你从一首德国诗歌上学到的：“你知道那片开满柠檬花的土地吗”（Kennst du das Land,wo die Zitronen blühen?）如果抓住你的人不会说德语，你的这句话就能达到证明你是德国人的效果。也就是说，你的言语行为的字面意思不重要，只要它的会话含义能够表达就行。意大利人会将他所听到的视为德语，你会希望他们会推断你的确是德国人，因此，应当被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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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沟通的信息可以通过社会契约更新。你可能会听你的朋友伯特说厄尼这样或那样，但伯特增加了新的信息，我们现在知道厄尼是个骗子，不值得信任。当某个被社会赋予决定权与判定权的权威小组判定冥王星不再是一颗行星时，我们便会相信冥王星不再是一颗行星。通过社会契约，某些话语能够改变世界状态。一旦医生宣布你的死亡，你的法律状态就会立刻被更改，不管你是否真的已经死亡，你的生活都将被彻底改变。一旦法官宣判你无罪或有罪，对你未来的人生而言，真相就跟判决的效力一样，已经变得不重要。能够改变我们世界状态的言语的数量不多，但它们都是很强大的。我们赋予这些法律或准法律机构权力，以方便我们了解自己的社交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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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正式的法律宣言，格赖斯和塞尔提出了一个前提：所有对话都是合作行为，它们需要字面意思与隐含意思的共同参与。格赖斯将普通的合作性会话的各种原则进行了整合分类，希望借此找到间接言语行为工作的机制。格赖斯将合作原则具体化为4个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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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量的准则：所说的话应包含当前交谈目的所需要的信息；所说的话不应包含多于需要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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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质的准则：不要说自知是虚假的话；不要说缺乏足够证据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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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方式准则：清楚明白地表达出要说的话（不使用听话者无法理解的词汇）；避免晦涩；简练（避免使用不必要的长篇大论），有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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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联准则：所说的话与话题要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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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3个违反第一条“量的准则”的例子，在这3个例子中，第二个说话者的言语没有能够提供足够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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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你今天下午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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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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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你今天过得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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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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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你今天在学校学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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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什么也没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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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我们不知道格赖斯四准则，我们也会本能地识别出这些都是非合作性回答。每个例子中的第一个说话者都表达了他想了解更多的细节，但第二个说话者决定退出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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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举一个例子，假设卡普兰教授正在为某申请研究生的学生写介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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