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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会根据某种特点（前两列）来评价他们的朋友，但是在评价自己时又会选择“视情况而定”（即第三列）。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根据定义，我们只看见了他们的公共行为。对于自己的行为，我们能够看见自己的公共行为以及私人行为、私人情感、私人想法。对我们而言，自己的生活似乎充满了更多各种各样的想法与行为，因为我们自己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行为，但却只看到了别人最凸显的一面。哈佛大学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特称此为“隐形”的问题，别人的内心想法是我们看不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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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1章中，我们将认知错觉与视觉错觉进行了对比。它们是进入心灵和大脑内部运作的窗口，并透露给我们一些支持认知和感知的子结构。与视觉错觉一样，认知错觉是自动的——也就是说，即使我们知道它们的存在，也很难或不可能关闭产生它们的心理机制。认知错觉导致我们错误地观察现实世界，做出错误的医疗决定，错误地解读别人的行为，尤其是那些构成我们社交世界的人的行为。对他人动机的错误解读会让我们产生误会、怀疑、人际冲突，最糟糕的情况可能还会引发战争。幸运的是，通过训练，许多认知错觉都可以被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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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学最公认的结论是关于我们如何解读他人行为的，这涉及上面我们所谈到的例子。人们对他人行为的解读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倾向性和情境性。倾向论认为所有人都有一定的特质（性格），这些特质在我们一生中或多或少是稳定的。正如你刚才所看到的，我们会倾向于用某种特质来描述所熟悉的人：他们是外向的或内向的、愉快或不愉快的、活跃的或木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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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情境论认为瞬间情形造就我们的反应，并可以覆盖任何先天的倾向。这两种对立的解读方法被定义为“人与情境”。倾向论解释说，“我天生就这样”；情境论（引用喜剧演员弗利普·威尔逊的话）认为，“魔鬼让我这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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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著名的研究中，普林斯顿大学神学院的学生被要求进入一间办公室，表达他们对“宗教教育与职业”的看法。当他们填写完一系列的调查问卷后，试验者解释说，问卷往往过于简单，所以在研究的最后一部分，学生根据一小段文字将被记录一段3~5分钟的谈话。学生们被要求从以下两个故事中选取一个阅读：一段文字是探索现今“侍奉”是否适用于专业神职人员；另一段文字是《新约》上关于好心的撒玛利亚人的寓言故事（撒玛利亚人停下来帮助一个受伤的人，在那之前已经有一个牧师和一个利未人从他身旁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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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在社会心理学试验中，事情往往不是看起来那样——试验者会竭尽全力隐藏他们真正的意图，以减少被测试者根据试验调整行为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试验者会告诉被测试者，他们所在的空间很狭小，因此他们在办公楼的隔壁安装了设备以记录谈话（这是骗局的一部分）。然后试验者给被测试者一幅地图，向他们展示如何到达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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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者告诉其中的13位测试者，由于隔壁办公室的助理希望他们能提前几分钟到达，所以希望他们能够快一点，然后对另外13位测试者说：“他们还有几分钟才能准备好，但是你们也得去那儿。”这构成了一个情境因素——一些测试者很着急，但另一些并不着急。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乐于助人，这是一种我们认为在人的一生中比较稳定的内在品质。但是，这些测试者属于一个特殊的群体——神学院学生——他们无疑比一般人更乐于帮助他人，因为他们正在努力成为神职人员，成为帮助他人的专业人士。我们假设，乐于助人和同情的特质在这个特殊的群体中已经被最小化，而且，任何剩余的个体差异都会被均匀地分布在整个研究的两个条件中，因为试验者给学生们的条件都是随机分配的。试验的设计巧妙地降低了气质因素对情境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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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林斯顿大学校园两个建筑物之间，试验者已经安排了一位助手——研究助理员——他瘫坐在门口，看起来似乎需要医疗救助。每当有学生从旁边经过时，这位助理就会咳嗽并呻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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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相信一个人的品质是其行为最好的指标，那么你会认为所有或大多数神学院的学生都会停下来帮助这位受伤的“病人”。此外，在此基础上，试验人员还增加了试验测试，测试中的一半人刚刚才读了好心的撒玛利亚人帮助他人的故事，这个故事跟测试情境是如此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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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的试验结果是什么？那些行动匆忙的学生倾向于继续前进，忽视受伤的人，他们并没有选择帮助他。这些人数是那些时间充裕却没有实施帮助的人数的6倍。学生们所拥有的时间是一个情境因素，可以预测他们的行为，而所读的故事对他们并没有太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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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对这一结果感到吃惊。许多人的预测都是错误的，当人们解读他人的行为时，大多数人都高估了品质的影响，而低估了情境的力量。这种认知错觉的力量是强大的，它有一个名字：基本归因错误。基本归因错误还存在一个基础错误：我们都忽视了在某些限制人们行为的特殊情况下，人们被迫做出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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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李·罗斯教授和他的同事们做了一个更聪明的演示，他们在斯坦福大学上演了一场模拟游戏节目。罗斯从他的课堂中选择了一些学生进行问答游戏，他随机分配其中一半的人为提问者，另一半为参赛者。提问者需要提出一些困难但又并非无法回答的知识问题——他们可以借鉴自己感兴趣的或擅长的，例如电影、书籍、体育、音乐、文学作品、他们的课程，或是他们所阅读的新闻。罗斯提醒他们，他们都拥有一些班上其他人所不知道的知识。比如，如果他们收集硬币，那么合理的问题可能是，美国从哪一年开始用钢代替铜铸造硬币。又或许他们正在选修英语系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课程，那么一个合理的问题是《一个人的房间》是在哪一年出版的，一个不合理的问题会是“我的二年级的老师叫什么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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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提问者站在教室的前面，开始向参赛者提问，其他同学则观看比赛。正如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危险边缘》游戏一样，他们会挖掘一般知识、琐事，以及各种趣闻！比如，他们会问“W.H.奥登的名字首字母代表什么”，“斯里兰卡政府目前是什么格局”，“世界上最长的冰川在哪儿”，“谁是第一个打破一英里4分钟纪录的赛跑选手”，“哪支队伍赢得了1969年世界职业棒球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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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者并没有很好地给出答案。但这里的关键点是对提问者与参赛者的操纵，因为发问者与提问者是随机分配的。比赛结束后，罗斯要求班上的观察员回答下面的问题：“从1分到10分，你们认为提问者与普通斯坦福大学学生相比谁更聪明？”“你们认为参赛者与普通斯坦福大学学生相比谁更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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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人类天生都关注个体差异。在进化过程中，这种关注一直很好地为人类服务着，因为我们会决定与谁交配、与谁一起打猎、与谁结成同盟。某些特质，如有教养的、深情的、情绪稳定的、可靠的、值得信赖的、聪明的，都是重要的指标。如果我们坐在李·罗斯的斯坦福大学的课堂上，观察这个模拟游戏节目，绝大多数人的印象可能会是对提问者渊博的知识感到惊异——他们怎么会知道这么多？他们怎么会懂这么多不同的知识？不仅参赛者不知道问题的答案，大多数观察者也不知道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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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试验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它的目的是要赋予提问者相较于参赛者或观察员一个自我展示优势的机会。当罗斯统计这些数据时，他发现班上的观察者认为提问者比普通斯坦福的学生更聪明；认为参赛者的智商低于平均水平。观察者将自己所观察到的提问者的表现转化成他们稳定的性格表现。他们的错误在于——认知幻觉——他们没有意识到提问者的角色实际上保证了他们会显示出很有知识。同样，参赛者所扮演的角色实际上也决定了他们看起来似乎一无无知。提问者的角色赋予了他们巨大优势，让他们有机会为自己服务，创造展示自己的机会。任何心智正常的人都不会问一个自己都不知道答案的问题。由于提问者被鼓励问一些困难和模糊的问题，所以参赛者几乎不太可能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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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者不仅操纵了游戏参与人员的大脑反应——事实上，他们还操纵了我们所有人的心理反应。我们屈服于基本归因错误的认知错觉规律。知道它的存在就可以帮助我们克服它。假设你走在办公室的大厅，遇见了新同事凯文。你向他打招呼，他没有回应。你可以将他的行为归因为稳定的人格特质，并断定他很害羞或者很粗鲁。你也可以将他的行为归因为情境因素，也许他陷入了沉思，或者他开会迟到了，又或者是他在生你的气。科学不会告诉我们凯文很少对情境因素做出反应，只是观察者倾向于低估情境因素。丹尼尔·吉尔伯特已经证明，这个基本归因错误是由信息超载导致的。也就是说，人们的认知负荷越多，就越有可能对他人的行为做出错误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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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将斯坦福实验的结果从所处环境进行考量的方式是：参与者受比赛结果过度影响，做出了一个结果偏见推论。比如如果你听说乔莉通过了一门很难的大学课程，而马丁娜却没能通过，你会得出结论：乔莉更聪明、学习更努力，或者乔莉是一名好学生。大多数人都会这样认为。考试结果似乎成为学习能力一项强有力的指标。但是如果你发现乔莉与马丁娜的导师不同时，你又会怎样想？乔莉与马丁娜在考试中都回答对了相同的题目数量，但是乔莉的导师更仁慈，他让班上的每位学生都及格了；而马丁娜的导师却很严格，他让班上的学生几乎都没能通过考试。尽管知道这些，但是结果带给我们的偏见是如此强大，我们会继续认为乔莉更聪明。既然是错误的，那么这个偏见为什么会如此强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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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机缘巧合。因为大多数时候，结果都是预测值，当我们做出判断时，结果是一个简单的影响因子。我们是如此依赖这种原始的、无意识的暗示，这通常会让我们用更少的努力与认知压力屈服于正确的判断。在这个信息过载的时代，有时基于结果的偏见能节约我们的时间。但我们需要意识到一点，即有时它们会让我们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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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交世界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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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难忽视那些后来证明是错误的信息，这是我们的另一个社交判断认知错觉。假设，你尝试在工作A和工作B之间选择，两家公司都愿意以相同的薪酬雇用你。你开始做各种调查，一位朋友告诉你，A公司的人很难相处，公司的管理层也已经涉及多个性侵害诉讼。你自然会开始想象你在A公司遇见的人，开始想象谁不好相处，诉讼案件牵涉的是谁。几天后，当你和你的朋友再次交谈时，她表示道歉，她把A公司和另外一家名字相似的公司搞混了——你的第一印象的结论彻底被推翻。很多实验证实，即使被证明是错误的原始信息，也会对你的判断造成不可抹灭的影响；我们很难按下大脑中的复位键。律师很懂得这个原理，因此常常会将错误的想法植入陪审团和法官的大脑中。当辩方律师提出反对意见时，法官会告诫，“陪审团将不予理会上次庭审证据”，但是这个告诫太晚了，很难影响已经形成的印象与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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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斯图尔特·瓦林斯还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这个例子体现了它的年代特征——20世纪60年代——按照现在的标准，完全是错误的。但是他所提供的数据是正确的，许多相似的认知研究都曾引用了这些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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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男性大学生被带进试验室，他们被要求判断什么样的女性有吸引力。他们被要求坐在椅子上，手臂连接着电极，胸前放置着麦克风。试验者解释，试验将会为他们展示花花公子杂志插页，每次一张图片。电极和麦克风将用于测量他们对图片的生理性唤起。每个测试者看到的照片是相同的，只是图片的顺序不同而已。扬声器会播放测试者的心跳。测试者一张一张看试验所提供的图片，根据他们所认为的女性图片的吸引力的不同程度，心跳会明显增强或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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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测试者不知道的是，他们手臂上的电极以及胸部的麦克风根本没有连接到扬声器——这完全是试验者的计谋。测试者认为自己所听到的心跳竟是合成脉冲的录音磁带。此外，试验者还已经预先设置了频率的波动。试验结束后，试验人员告诉测试者，他们所听到的心跳的声音实际上是合成脉冲，而不是他们所连接的心跳。试验者还给测试者展示了录音机播放系统，并告诉他们，他们胸部的麦克风和手臂电极实际上没有连接任何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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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从测试者的角度来看这个实验。在短时间内，测试者给自己留下的印象是，他们的真实身体反应显示出他们对某位女性感兴趣。现在，这种印象的证据已经被完全废弃。从逻辑上讲，如果他们能够进行理性决策，就会在大脑中按下复位按钮，并得出结论认为，他们没有理由相信扬声器里传来的声音。试验的效果紧随其后，试验者让测试者选择照片带回家以作为回报。他们会挑选哪些图片呢？他们几乎都选择了扬声器播放的最高心脏速率的画面。他们所秉持的信念的证据已经被证实是不可靠的，但是这个信念却被保留下来，影响着他们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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