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1555837
瓦林斯认为这其中的生理机制是自我说服。人们会花费大量认知努力产生一种符合他们身体状态的信念。一旦完成这一过程，结果就会相对稳定，不容易改变，但是这其中也会有潜在的判断错误。尼古拉斯·埃普利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无法意识到自己的信念结构，也无法认识到引起这种信念的心理过程。因此，即使当证据被明确删除时，我们的信念也会保持下来。
1701555838
1701555839
信念的保持与流言一样，每天都会出现。当然，流言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物。根据《旧约》和其他古代资料的记载，它是书面记录的最早的人类弱点。人们说闲话的原因有很多：它可以帮助我们觉得高人一等，否则我们会感觉不安全；它可以帮助我们加强与其他人的联系，以测试他们是否是我们的盟友——如果蒂法尼愿意与我们八卦布兰妮，我也许可以将蒂法尼看作盟友。说闲话存在的问题是，它可以是假的，尤其是当闲话通过耳朵和几个人的嘴巴，经过每个人的粉饰之后，更可能是假的。由于信念保持的毅力，错误的社会信息加上彻头彻尾的谎言或歪曲的事实，我们的信念可能很难根除，随之事业和社会关系也可能难以修复。
1701555840
1701555841
人类除了天生喜欢进行特质归因和八卦外，也常常对外来者持怀疑态度。这里所说的外来者指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任何人。“与我们不同”可以有多重维度和标准衡量：宗教、肤色、家乡、毕业学校、收入水平、所属的政党、所听的音乐、崇拜的运动队。在全美高中，学生倾向于基于一些显著差异维度（与他们自己不同的）而形成不同的派系。通常学生中最基本的维度是：认为学校可以帮助到他们的人；由于某种背景、家庭原因、社会经济状况，认为学校是在浪费时间的人。除此之外，他们还会将那些“喜欢我们的人”进一步细化成小圈子。
1701555842
1701555843
当出现这种社会群体划分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和身体会发生戏剧性的神经与激素变化。在社会方面，我们逐渐认识到可以有自己的品位和欲望。我们不必像父母一样，或者父母所期望的那样，我们会探讨，并随后制定和完善自己关于音乐、服装、电影、书籍和活动的口味。这就是为什么小学生往往社会团体和课外俱乐部相对较少，而高中有那么多的社会团体和课外俱乐部。
1701555844
1701555845
伴随认知错觉，另一个错误的组内组外的社交判断也随之出现。我们倾向于——当然，肯定是错误地——认为我们组内的成员，无论是什么形式的组，通常会比其他组外成员更具有个体差异性。也就是说，当被问及组内与组外成员的利益、个性、偏好时，我们往往会高估组外成员的相似之处。
1701555846
1701555847
举例来说，如果民主党被要求描述民主党人之间的相似性时，他们可能会说：“民主党人来自各行各业，我们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群体。”如果再被要求形容共和党人时，他们可能会说，“那些共和党人，他们所关心的是降低税收。他们都是一样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也倾向于选择自己组内的成员。更精确地说，组内成员会比组外成员更倾向于选择组内的其他成员。
1701555848
1701555849
组内组外效应有神经生物学基础。每当我们想到自己，想到与自己相似的人时，内侧前额叶皮层大脑区域的神经元就会被激活。这种神经网络与我们第2章所讲的有关——当我们想到自己与他人相关，或者当我们带着观点谈话时，我们大脑的神游模式就会被激活。
1701555850
1701555851
对组内组外效应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它仅仅是接触的产物——我们了解很多组内不同的人。相较于组外人，我们更了解组内人。组的定义已经决定了我们更了解组内成员；我们常常与组内成员发生关联，而不是组外成员。因此，常常遇到的朋友，我们会知道他们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而我们错误地认为，我们所不了解的人都不太复杂。当与组内成员接触时，我们能够更好地调动内侧前额叶皮层，因为我们的大脑能够更容易察觉他们的细微之处。
1701555852
1701555853
但这种假设与组别的定义相矛盾。组别定义的前提有时可能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例如，随机定义的两个掷硬币比赛的组。组别归属感的其中一个标准是命运相互依存。根据抛硬币确定的共同命运——一个组会获得小奖励，另一组却什么也得不到——试验中的学生被要求判断每组成员究竟有多相似或有多不同。即使是这种临时的分组，也会有强大的组内组外效应。组内成员认为他们的组员——他们刚刚认识的人——有更多可取的品质，他们愿意与其待在一起。其他研究也显示这种相似的简单操作会让组内成员在评价自己时，认为他们与其他组外成员更不同。看来，将人类分成互相排斥的类群会激起人们这样一种感觉：“我们”比“他们”好，尽管没有任何合理的依据。“我们”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1701555854
1701555855
想想我们的社交世界，这种组内组外的偏见往往是很明显的。我们固执地倾向于小看组外的人，由此减弱了我们形成新的、合作性的、可能更具价值的社会关系的可能性。
1701555856
1701555857
种族主义是负面的社交评价的形式，源于信念毅力、组别偏见、分类错误以及错误的归纳推理。当听到关于个人的部分特定不良特征或行为时，我们就会得到虚假的结论：这是完全可以预测某人所在种族或民族背景的特征。我们是这样得到结论的：
1701555858
1701555859
1.0 媒体报告说，是A先生做的。
1701555860
1701555861
1.1 我不喜欢A先生。
1701555862
1701555863
1.2 A先生来自某个叫Awfulania的国家。
1701555864
1701555865
1.3 因此，每个来自Awfulania的人都会做我不喜欢的事情。
1701555866
1701555867
当然，结论1.0和结论1.1都没什么错误。结论1.2似乎就违反了格赖斯的关联准则，但这个结论本身没有什么逻辑错误。我们需要注意，每个人来自哪儿，这个问题本身并不涉及任何道德问题。这只是一种事实，与道德无关。我们怎样看待信息有时会涉及道德问题。有人会注意到某个人的宗教或民族，以此形成更友好的关系，更好地了解文化差异；还有人以此概括种族主义。从逻辑的观点来看，真正的问题发生在1.3，将一个单一的特定实例一般化。不幸的是，出于某种历史和认知原因，人类进化到具有这样的倾向性，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它是自适应的。吃了一种我之前从来没有吃过的水果后，我生病了，我会假设（归纳推理），这种特殊的水果可能不能食用。我们做出的对某个类别的人或事物的概括，因为大脑是一个巨大的推理机，它只使用进入我们大脑的数据，努力确保我们能够生存。
1701555868
1701555869
20世纪70年代末，社会心理学家米克·罗特巴特在一个班教授种族关系课程，班上黑人和白人学生的数目大致相同。白人学生往往在开始提问之前，会有一个开场白“不要说黑人感觉……”。米克心里想，“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是，如果一名黑人学生开始质疑“不要说白人感觉……”时，米克发现自己开始思考：“这是什么意思，‘白人’？有各种各样的白种人：有些保守，有些自由；有犹太人，有非犹太人；有对种族问题敏感的，有对种族问题不敏感的。‘白人’这个概念过于宽泛，也没有什么意义，而且现在这种情况，我也没有办法回应……”
1701555870
1701555871
当然，当白人学生说“不要说黑人感觉……”时，黑人学生的脑子里也会有这样的疑问。在组内组外的偏见中，每个组都会认为其他组别的人都是相同的、单一的，而自己的组别则是多样化的、复杂的。你可能会想，增加接触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互相更加了解，这种偏见就都会消失。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是这样的，但组内组外的偏见已经深深扎根于我们的进化生物学，很难彻底动摇。在一项试验中，当男性和女性彼此作为一个群体互相评价时，仍然会遭遇这种认知偏差。“这令人印象深刻，”米克·罗特巴特写道，“这里的情况是，这两个组别长时间以来都有接触，也了解对方大量的信息。”一旦已经形成某种刻板印象，我们往往不会重新评估这种刻板印象；相反，我们会将新的、不正确的证据视为“例外”。这是信念持续的一种形式。
1701555872
1701555873
我们所面临的严重的饥饿、战争、气候变化问题，未来需要各种各样的人的参与才能得以解决。单凭一个国家是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的；任何国家联盟，如果他们将对方视为组外人的话，也无法解决这些问题。你也许会说，世界的命运取决于（在其他因素中）废弃组别歧视——在某些特定情况下，确实是这样。
1701555874
1701555875
1962年10月，也许是历史上我们最接近毁灭地球的一段时间。当时肯尼迪和赫鲁晓夫正陷入一场核僵局，美国将称其为“古巴导弹危机”（苏联称之为“1962年加勒比海危机”）。
1701555876
1701555877
冲突解决的一个关键方面是非正规途径：肯尼迪与赫鲁晓夫之间的私人沟通。这是冷战的高潮。双方官员都认为对方试图接管世界并且不能被信任。肯尼迪觉得自己和所有美国人为组内人，赫鲁晓夫和苏联为组外人。我们已经看到所有的偏见已经累积：美国人把自己看作值得信赖的，任何美国的攻击行为（甚至作为国际判断标准）都是有道理的；任何苏联的攻击行为都显示了他们的本色：邪恶，无情，执意破坏和平的无理性生物。
1701555878
1701555879
冷战的转折点发生在赫鲁晓夫身上，他没有虚张声势，也没有花言巧语，只是仅仅要求肯尼迪从他的角度去思考，能够更具同理心。他恳求肯尼迪几次“试着让你从我们的角度看待问题”。他接着指出，他们的相似之处在于他们两人都是各自国家的领导人，“如果你真的关心你国家人民的和平与福利，这是你的责任。你作为总统，正如我作为主席一样，关心着我的子民。此外，维护世界和平应该是我们共同关注的。因为，如果在当前条件下爆发战争，这将不仅是两国之间的战争，而是一个世界性的极具残酷性和破坏性的战争”。
1701555880
1701555881
实际上，赫鲁晓夫将他和肯尼迪划归同一组别：他们都是世界主要大国的领导者。这样一来，他将肯尼迪从组外成员变为组内成员。这是危机中的转折点，为1962年10月26日的危机寻找到了一个折中的解决方案。
1701555882
1701555883
军事行动有时会被误导。“二战”期间，纳粹轰炸伦敦，希望英国能够投降，但却收到了相反的效果，越来越多的英国人决心抵抗。1941年，日本为了阻止美国加入战争而袭击珍珠港，但事与愿违，这却促使美国参战。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提供资金，用于对尼加拉瓜的军事行动以实现其政治改革。2013年年底至2014年年初，埃及民主起义开始3年之后，代理政府陷入恐怖袭击和镇压的恶性循环，穆斯林兄弟更坚定了双方的决心。
1701555884
1701555885
为什么这些干预措施常常不成功？由于组内组外偏见的存在，我们倾向于认为，胁迫敌人比胁迫我们自己更加有效，与自己和解比与敌人和解会更有效。美国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的行为反映了1970年至今美国40年间的外交政策，他认为：“当我想到所有花在炸弹和弹药的钱，以及我们在越南、伊拉克、阿富汗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失败……与其用武力推进我们的进程，不如在这些国家建造学校和医院，改善这些地区孩子的生活。到现在为止，这些孩子应该已经站上了有影响力的位置，他们会感谢我们，而不是憎恨我们。”
1701555886
[
上一页 ]
[ :1.70155583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