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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媒体报告说，是A先生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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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我不喜欢A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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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A先生来自某个叫Awfulania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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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因此，每个来自Awfulania的人都会做我不喜欢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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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结论1.0和结论1.1都没什么错误。结论1.2似乎就违反了格赖斯的关联准则，但这个结论本身没有什么逻辑错误。我们需要注意，每个人来自哪儿，这个问题本身并不涉及任何道德问题。这只是一种事实，与道德无关。我们怎样看待信息有时会涉及道德问题。有人会注意到某个人的宗教或民族，以此形成更友好的关系，更好地了解文化差异；还有人以此概括种族主义。从逻辑的观点来看，真正的问题发生在1.3，将一个单一的特定实例一般化。不幸的是，出于某种历史和认知原因，人类进化到具有这样的倾向性，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它是自适应的。吃了一种我之前从来没有吃过的水果后，我生病了，我会假设（归纳推理），这种特殊的水果可能不能食用。我们做出的对某个类别的人或事物的概括，因为大脑是一个巨大的推理机，它只使用进入我们大脑的数据，努力确保我们能够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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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末，社会心理学家米克·罗特巴特在一个班教授种族关系课程，班上黑人和白人学生的数目大致相同。白人学生往往在开始提问之前，会有一个开场白“不要说黑人感觉……”。米克心里想，“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是，如果一名黑人学生开始质疑“不要说白人感觉……”时，米克发现自己开始思考：“这是什么意思，‘白人’？有各种各样的白种人：有些保守，有些自由；有犹太人，有非犹太人；有对种族问题敏感的，有对种族问题不敏感的。‘白人’这个概念过于宽泛，也没有什么意义，而且现在这种情况，我也没有办法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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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当白人学生说“不要说黑人感觉……”时，黑人学生的脑子里也会有这样的疑问。在组内组外的偏见中，每个组都会认为其他组别的人都是相同的、单一的，而自己的组别则是多样化的、复杂的。你可能会想，增加接触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互相更加了解，这种偏见就都会消失。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是这样的，但组内组外的偏见已经深深扎根于我们的进化生物学，很难彻底动摇。在一项试验中，当男性和女性彼此作为一个群体互相评价时，仍然会遭遇这种认知偏差。“这令人印象深刻，”米克·罗特巴特写道，“这里的情况是，这两个组别长时间以来都有接触，也了解对方大量的信息。”一旦已经形成某种刻板印象，我们往往不会重新评估这种刻板印象；相反，我们会将新的、不正确的证据视为“例外”。这是信念持续的一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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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面临的严重的饥饿、战争、气候变化问题，未来需要各种各样的人的参与才能得以解决。单凭一个国家是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的；任何国家联盟，如果他们将对方视为组外人的话，也无法解决这些问题。你也许会说，世界的命运取决于（在其他因素中）废弃组别歧视——在某些特定情况下，确实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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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10月，也许是历史上我们最接近毁灭地球的一段时间。当时肯尼迪和赫鲁晓夫正陷入一场核僵局，美国将称其为“古巴导弹危机”（苏联称之为“1962年加勒比海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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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解决的一个关键方面是非正规途径：肯尼迪与赫鲁晓夫之间的私人沟通。这是冷战的高潮。双方官员都认为对方试图接管世界并且不能被信任。肯尼迪觉得自己和所有美国人为组内人，赫鲁晓夫和苏联为组外人。我们已经看到所有的偏见已经累积：美国人把自己看作值得信赖的，任何美国的攻击行为（甚至作为国际判断标准）都是有道理的；任何苏联的攻击行为都显示了他们的本色：邪恶，无情，执意破坏和平的无理性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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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的转折点发生在赫鲁晓夫身上，他没有虚张声势，也没有花言巧语，只是仅仅要求肯尼迪从他的角度去思考，能够更具同理心。他恳求肯尼迪几次“试着让你从我们的角度看待问题”。他接着指出，他们的相似之处在于他们两人都是各自国家的领导人，“如果你真的关心你国家人民的和平与福利，这是你的责任。你作为总统，正如我作为主席一样，关心着我的子民。此外，维护世界和平应该是我们共同关注的。因为，如果在当前条件下爆发战争，这将不仅是两国之间的战争，而是一个世界性的极具残酷性和破坏性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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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赫鲁晓夫将他和肯尼迪划归同一组别：他们都是世界主要大国的领导者。这样一来，他将肯尼迪从组外成员变为组内成员。这是危机中的转折点，为1962年10月26日的危机寻找到了一个折中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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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行动有时会被误导。“二战”期间，纳粹轰炸伦敦，希望英国能够投降，但却收到了相反的效果，越来越多的英国人决心抵抗。1941年，日本为了阻止美国加入战争而袭击珍珠港，但事与愿违，这却促使美国参战。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提供资金，用于对尼加拉瓜的军事行动以实现其政治改革。2013年年底至2014年年初，埃及民主起义开始3年之后，代理政府陷入恐怖袭击和镇压的恶性循环，穆斯林兄弟更坚定了双方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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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些干预措施常常不成功？由于组内组外偏见的存在，我们倾向于认为，胁迫敌人比胁迫我们自己更加有效，与自己和解比与敌人和解会更有效。美国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的行为反映了1970年至今美国40年间的外交政策，他认为：“当我想到所有花在炸弹和弹药的钱，以及我们在越南、伊拉克、阿富汗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失败……与其用武力推进我们的进程，不如在这些国家建造学校和医院，改善这些地区孩子的生活。到现在为止，这些孩子应该已经站上了有影响力的位置，他们会感谢我们，而不是憎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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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想逃离社交世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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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有组织的文明社会，我们以各种相互依存的方式依赖着彼此。我们认为不会有人随意在自己家门口的人行道上扔垃圾；出城时，如果邻居看到任何可疑的活动会通知我们；如果我们需要紧急医疗帮助，有人会停下来拨打求救电话。城市和城镇的生活行为基本都是合作的行为。各级政府（联邦、州、县、市），通过法律来界定民事行为，但充其量，他们只定义了文明边缘最极端的情况。我们互相依赖，不仅仅是遵守法律，而是要在法律之外帮助他人、互相合作。某些司法管辖区会有法律规定，比如你看到锡德里克4岁的女儿在街上从自行车上摔下来，你一定要帮助她或者通知锡德里克；但是如果你没有这样做就会被视为异类（阿根廷就是一个法律规定必须帮助有需要的人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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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社会交往是复杂的，一些实验已经证明，我们要么是根据自身利益采取行动，要么只是简单地不想参与进来。例如，目睹抢劫、持枪抢劫或其他危险情况。明确的社会规范告诉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帮助受害人。但提供帮助的人也可能面临未知，他们会产生合理的恐惧。我们内心的几股力量抗衡着社会规范和合作倾向，最终让我们无所作为。正如社会心理学家约翰·达利和比布·拉塔内所说的那样：“‘我不想卷入’是一个熟悉的解释，后面潜藏着身体伤害、公众尴尬、参与警务的复杂程序，失去工作时间，失去工作的担忧，以及一些其他未知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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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许多需要我们干预的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唯一的见证人，例如发生在公共场所的事件。作为一个高级社会化的、与其他成千上万的物种生活在一起的物种，我们需要适应社会。这种渴望会反过来让我们环顾四周寻找线索，看看在这种情况下，究竟什么样的行为才是合适的。我们看见街上有人似乎被绑架了，然后环顾四周，看到其他几十个人也在观察相同的情况，没有人做任何事情。“也许”我们对自己说，“这也许不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没有任何人做出反应，也许他们知道我所不知道的事情，也许这不是一个真正的抢劫；这只是两个互相认识的人之间的一个即兴摔跤比赛。我应该尊重他们的隐私”。我们并不知道，其他许多人也都在环顾四周，他们有一个类似的内心对话，并达成了同样的结论：卷入这个特殊的矛盾是违反社会规范的。这些不只是教科书中才会存在的事实。2011年，61岁的男子沃尔特·万斯突发心脏病，在西弗吉尼亚州的一家商店晕倒，随后死亡，当时数百名购物者从他身边走过，甚至有人从他身上跨过。2013年，一名男性被枪击中，躺在密歇根州卡拉马祖一家便利店门口，当时数位消费者从他身边走过。收银员没有检查这名受害者是否还活着，而是继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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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这种不参与的倾向源于三个强大的、相互关联的心理学原理。第一，强烈的顺应别人行为的愿望，希望自己能够在所属的群体内获得认可，希望自己是合作的、乐群的。第二，社会比较——我们往往以他人的行为作为审视自己行为的标准。第三，驱使我们不作为的力量是责任的分散。这基于人类自然的、本能的渴望，希望得到公平并处罚贪图便宜的人的渴望：“如果大家都不这样做，我为什么要出头呢——他们也能做我所能做的事情”。达利与拉塔内进行了一个经典试验，旨在复制一个现实生活中的医疗急救场景：癫痫发作者希望得到医疗救助，结果觉得自己是唯一目击者的人中选择救助的人的数量是觉得现场还有其他四个目击者的人中选择给予救助的人的近三倍。责任的分散也让对不作为的指责分散了，我们所不知道的是，实际上很有可能其他人已经启动了帮助机制，例如，报警。正如达利和拉塔内所说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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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某种紧急情况下只有一个目击者，而有人提供了帮助的话，那么这个人一定是那个目击者。也许他会选择坐视不管（处于自身安全考虑，或者只是不想卷入），但干预事件的压力都集中在他身上。然而，如果现场有好几位目击者，干预事件的压力不再只集中于某一个人；相反，干预事件的责任被分散了，不只专属于任何人。结果，谁也没有干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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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不是道德所推崇的，但它确实抓住了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否认，这并不值得我们这个物种自豪。我们不只是社会化的物种，我们也是自私的物种。正如某位参与达利和拉塔内试验的人所说的，相较于那些患癫痫的人，“这只是我运气好而已，有些事情迟早会发生在我身上”。也就是说，她没有同情受害者，她仅仅考虑了在当时的情况下她会遇到的阻碍。值得庆幸的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的，也并不是在每种情况下，我们都是这样的。人类和其他动物通常是无私的。比如，鹅会去援助某个遇到重大危险的同类；当黑脸猴发现有掠食者接近时，它们会发出通知，即使这样会大大增加它们自己的危险系数；当同种族的其他个体都在进食时，猫鼬会轮流站岗防击天敌。支持这种利他行为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神经化学机制呢？催产素——增加人与人之间信任和社会合作的相同的社会关联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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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己与利他反应之间的差异可以看作一种分类错误。当我们关注自己是否合群、将自己与他人进行比较以及分散责任时，我们将自己划分成了与受害者所不同的一个大类。我们看见自己站在别人旁边，他们就成了我们的组内成员。我们没有能够认同受害者，让他们成了不被信任，或至少是被误解的组外成员。这就是为什么达利与拉塔内发现：当有很多参与者发现自己是唯一的目击者时，他们会纷纷伸出援手——没有其他的社会群组供他们分类，他们可以自由地认同受害者。了解这些原则可以帮助我们克服这些困难，让我们同情受害者，打倒内心那个“我不想卷入”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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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社交世界是自己的社交世界，没有人可以决定你应该怎样组织自己的社交世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少，我们的幸福与快乐变得越来越与他人无关。评判社会是否成功的一个标准是他的成员对社会公众事件的参与度。如果你在高速公路上看见了安珀警报，看见了嫌疑车辆牌照，请及时报警。试着让自己成为乐群的人。我们的社会生活正在数字化，但我们仍然需要患难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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