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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李·罗斯教授和他的同事们做了一个更聪明的演示，他们在斯坦福大学上演了一场模拟游戏节目。罗斯从他的课堂中选择了一些学生进行问答游戏，他随机分配其中一半的人为提问者，另一半为参赛者。提问者需要提出一些困难但又并非无法回答的知识问题——他们可以借鉴自己感兴趣的或擅长的，例如电影、书籍、体育、音乐、文学作品、他们的课程，或是他们所阅读的新闻。罗斯提醒他们，他们都拥有一些班上其他人所不知道的知识。比如，如果他们收集硬币，那么合理的问题可能是，美国从哪一年开始用钢代替铜铸造硬币。又或许他们正在选修英语系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课程，那么一个合理的问题是《一个人的房间》是在哪一年出版的，一个不合理的问题会是“我的二年级的老师叫什么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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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提问者站在教室的前面，开始向参赛者提问，其他同学则观看比赛。正如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危险边缘》游戏一样，他们会挖掘一般知识、琐事，以及各种趣闻！比如，他们会问“W.H.奥登的名字首字母代表什么”，“斯里兰卡政府目前是什么格局”，“世界上最长的冰川在哪儿”，“谁是第一个打破一英里4分钟纪录的赛跑选手”，“哪支队伍赢得了1969年世界职业棒球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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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者并没有很好地给出答案。但这里的关键点是对提问者与参赛者的操纵，因为发问者与提问者是随机分配的。比赛结束后，罗斯要求班上的观察员回答下面的问题：“从1分到10分，你们认为提问者与普通斯坦福大学学生相比谁更聪明？”“你们认为参赛者与普通斯坦福大学学生相比谁更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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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人类天生都关注个体差异。在进化过程中，这种关注一直很好地为人类服务着，因为我们会决定与谁交配、与谁一起打猎、与谁结成同盟。某些特质，如有教养的、深情的、情绪稳定的、可靠的、值得信赖的、聪明的，都是重要的指标。如果我们坐在李·罗斯的斯坦福大学的课堂上，观察这个模拟游戏节目，绝大多数人的印象可能会是对提问者渊博的知识感到惊异——他们怎么会知道这么多？他们怎么会懂这么多不同的知识？不仅参赛者不知道问题的答案，大多数观察者也不知道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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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试验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它的目的是要赋予提问者相较于参赛者或观察员一个自我展示优势的机会。当罗斯统计这些数据时，他发现班上的观察者认为提问者比普通斯坦福的学生更聪明；认为参赛者的智商低于平均水平。观察者将自己所观察到的提问者的表现转化成他们稳定的性格表现。他们的错误在于——认知幻觉——他们没有意识到提问者的角色实际上保证了他们会显示出很有知识。同样，参赛者所扮演的角色实际上也决定了他们看起来似乎一无无知。提问者的角色赋予了他们巨大优势，让他们有机会为自己服务，创造展示自己的机会。任何心智正常的人都不会问一个自己都不知道答案的问题。由于提问者被鼓励问一些困难和模糊的问题，所以参赛者几乎不太可能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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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者不仅操纵了游戏参与人员的大脑反应——事实上，他们还操纵了我们所有人的心理反应。我们屈服于基本归因错误的认知错觉规律。知道它的存在就可以帮助我们克服它。假设你走在办公室的大厅，遇见了新同事凯文。你向他打招呼，他没有回应。你可以将他的行为归因为稳定的人格特质，并断定他很害羞或者很粗鲁。你也可以将他的行为归因为情境因素，也许他陷入了沉思，或者他开会迟到了，又或者是他在生你的气。科学不会告诉我们凯文很少对情境因素做出反应，只是观察者倾向于低估情境因素。丹尼尔·吉尔伯特已经证明，这个基本归因错误是由信息超载导致的。也就是说，人们的认知负荷越多，就越有可能对他人的行为做出错误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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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将斯坦福实验的结果从所处环境进行考量的方式是：参与者受比赛结果过度影响，做出了一个结果偏见推论。比如如果你听说乔莉通过了一门很难的大学课程，而马丁娜却没能通过，你会得出结论：乔莉更聪明、学习更努力，或者乔莉是一名好学生。大多数人都会这样认为。考试结果似乎成为学习能力一项强有力的指标。但是如果你发现乔莉与马丁娜的导师不同时，你又会怎样想？乔莉与马丁娜在考试中都回答对了相同的题目数量，但是乔莉的导师更仁慈，他让班上的每位学生都及格了；而马丁娜的导师却很严格，他让班上的学生几乎都没能通过考试。尽管知道这些，但是结果带给我们的偏见是如此强大，我们会继续认为乔莉更聪明。既然是错误的，那么这个偏见为什么会如此强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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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机缘巧合。因为大多数时候，结果都是预测值，当我们做出判断时，结果是一个简单的影响因子。我们是如此依赖这种原始的、无意识的暗示，这通常会让我们用更少的努力与认知压力屈服于正确的判断。在这个信息过载的时代，有时基于结果的偏见能节约我们的时间。但我们需要意识到一点，即有时它们会让我们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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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交世界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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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难忽视那些后来证明是错误的信息，这是我们的另一个社交判断认知错觉。假设，你尝试在工作A和工作B之间选择，两家公司都愿意以相同的薪酬雇用你。你开始做各种调查，一位朋友告诉你，A公司的人很难相处，公司的管理层也已经涉及多个性侵害诉讼。你自然会开始想象你在A公司遇见的人，开始想象谁不好相处，诉讼案件牵涉的是谁。几天后，当你和你的朋友再次交谈时，她表示道歉，她把A公司和另外一家名字相似的公司搞混了——你的第一印象的结论彻底被推翻。很多实验证实，即使被证明是错误的原始信息，也会对你的判断造成不可抹灭的影响；我们很难按下大脑中的复位键。律师很懂得这个原理，因此常常会将错误的想法植入陪审团和法官的大脑中。当辩方律师提出反对意见时，法官会告诫，“陪审团将不予理会上次庭审证据”，但是这个告诫太晚了，很难影响已经形成的印象与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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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斯图尔特·瓦林斯还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这个例子体现了它的年代特征——20世纪60年代——按照现在的标准，完全是错误的。但是他所提供的数据是正确的，许多相似的认知研究都曾引用了这些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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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男性大学生被带进试验室，他们被要求判断什么样的女性有吸引力。他们被要求坐在椅子上，手臂连接着电极，胸前放置着麦克风。试验者解释，试验将会为他们展示花花公子杂志插页，每次一张图片。电极和麦克风将用于测量他们对图片的生理性唤起。每个测试者看到的照片是相同的，只是图片的顺序不同而已。扬声器会播放测试者的心跳。测试者一张一张看试验所提供的图片，根据他们所认为的女性图片的吸引力的不同程度，心跳会明显增强或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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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测试者不知道的是，他们手臂上的电极以及胸部的麦克风根本没有连接到扬声器——这完全是试验者的计谋。测试者认为自己所听到的心跳竟是合成脉冲的录音磁带。此外，试验者还已经预先设置了频率的波动。试验结束后，试验人员告诉测试者，他们所听到的心跳的声音实际上是合成脉冲，而不是他们所连接的心跳。试验者还给测试者展示了录音机播放系统，并告诉他们，他们胸部的麦克风和手臂电极实际上没有连接任何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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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从测试者的角度来看这个实验。在短时间内，测试者给自己留下的印象是，他们的真实身体反应显示出他们对某位女性感兴趣。现在，这种印象的证据已经被完全废弃。从逻辑上讲，如果他们能够进行理性决策，就会在大脑中按下复位按钮，并得出结论认为，他们没有理由相信扬声器里传来的声音。试验的效果紧随其后，试验者让测试者选择照片带回家以作为回报。他们会挑选哪些图片呢？他们几乎都选择了扬声器播放的最高心脏速率的画面。他们所秉持的信念的证据已经被证实是不可靠的，但是这个信念却被保留下来，影响着他们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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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林斯认为这其中的生理机制是自我说服。人们会花费大量认知努力产生一种符合他们身体状态的信念。一旦完成这一过程，结果就会相对稳定，不容易改变，但是这其中也会有潜在的判断错误。尼古拉斯·埃普利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无法意识到自己的信念结构，也无法认识到引起这种信念的心理过程。因此，即使当证据被明确删除时，我们的信念也会保持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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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的保持与流言一样，每天都会出现。当然，流言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物。根据《旧约》和其他古代资料的记载，它是书面记录的最早的人类弱点。人们说闲话的原因有很多：它可以帮助我们觉得高人一等，否则我们会感觉不安全；它可以帮助我们加强与其他人的联系，以测试他们是否是我们的盟友——如果蒂法尼愿意与我们八卦布兰妮，我也许可以将蒂法尼看作盟友。说闲话存在的问题是，它可以是假的，尤其是当闲话通过耳朵和几个人的嘴巴，经过每个人的粉饰之后，更可能是假的。由于信念保持的毅力，错误的社会信息加上彻头彻尾的谎言或歪曲的事实，我们的信念可能很难根除，随之事业和社会关系也可能难以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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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除了天生喜欢进行特质归因和八卦外，也常常对外来者持怀疑态度。这里所说的外来者指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任何人。“与我们不同”可以有多重维度和标准衡量：宗教、肤色、家乡、毕业学校、收入水平、所属的政党、所听的音乐、崇拜的运动队。在全美高中，学生倾向于基于一些显著差异维度（与他们自己不同的）而形成不同的派系。通常学生中最基本的维度是：认为学校可以帮助到他们的人；由于某种背景、家庭原因、社会经济状况，认为学校是在浪费时间的人。除此之外，他们还会将那些“喜欢我们的人”进一步细化成小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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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出现这种社会群体划分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和身体会发生戏剧性的神经与激素变化。在社会方面，我们逐渐认识到可以有自己的品位和欲望。我们不必像父母一样，或者父母所期望的那样，我们会探讨，并随后制定和完善自己关于音乐、服装、电影、书籍和活动的口味。这就是为什么小学生往往社会团体和课外俱乐部相对较少，而高中有那么多的社会团体和课外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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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认知错觉，另一个错误的组内组外的社交判断也随之出现。我们倾向于——当然，肯定是错误地——认为我们组内的成员，无论是什么形式的组，通常会比其他组外成员更具有个体差异性。也就是说，当被问及组内与组外成员的利益、个性、偏好时，我们往往会高估组外成员的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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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如果民主党被要求描述民主党人之间的相似性时，他们可能会说：“民主党人来自各行各业，我们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群体。”如果再被要求形容共和党人时，他们可能会说，“那些共和党人，他们所关心的是降低税收。他们都是一样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也倾向于选择自己组内的成员。更精确地说，组内成员会比组外成员更倾向于选择组内的其他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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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内组外效应有神经生物学基础。每当我们想到自己，想到与自己相似的人时，内侧前额叶皮层大脑区域的神经元就会被激活。这种神经网络与我们第2章所讲的有关——当我们想到自己与他人相关，或者当我们带着观点谈话时，我们大脑的神游模式就会被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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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组内组外效应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它仅仅是接触的产物——我们了解很多组内不同的人。相较于组外人，我们更了解组内人。组的定义已经决定了我们更了解组内成员；我们常常与组内成员发生关联，而不是组外成员。因此，常常遇到的朋友，我们会知道他们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而我们错误地认为，我们所不了解的人都不太复杂。当与组内成员接触时，我们能够更好地调动内侧前额叶皮层，因为我们的大脑能够更容易察觉他们的细微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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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假设与组别的定义相矛盾。组别定义的前提有时可能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例如，随机定义的两个掷硬币比赛的组。组别归属感的其中一个标准是命运相互依存。根据抛硬币确定的共同命运——一个组会获得小奖励，另一组却什么也得不到——试验中的学生被要求判断每组成员究竟有多相似或有多不同。即使是这种临时的分组，也会有强大的组内组外效应。组内成员认为他们的组员——他们刚刚认识的人——有更多可取的品质，他们愿意与其待在一起。其他研究也显示这种相似的简单操作会让组内成员在评价自己时，认为他们与其他组外成员更不同。看来，将人类分成互相排斥的类群会激起人们这样一种感觉：“我们”比“他们”好，尽管没有任何合理的依据。“我们”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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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我们的社交世界，这种组内组外的偏见往往是很明显的。我们固执地倾向于小看组外的人，由此减弱了我们形成新的、合作性的、可能更具价值的社会关系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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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主义是负面的社交评价的形式，源于信念毅力、组别偏见、分类错误以及错误的归纳推理。当听到关于个人的部分特定不良特征或行为时，我们就会得到虚假的结论：这是完全可以预测某人所在种族或民族背景的特征。我们是这样得到结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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