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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为了更完整地观察事件，你需要知道自己没有服用紫锥菊和没有感冒的天数——这一定会是大多数时间！了解这些似乎是违反我们的直觉的——但这确实是最关键的一点，我们的大脑很难察觉这些信息。从四格表中可以看出，即使我们服用了紫锥菊，感冒的概率仍是没有服用的2倍（右栏）。将这些数据带入贝叶斯定理，我们得到：如果你服用紫锥菊，你患感冒的概率仍然为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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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安慰剂效应——一旦我们服食某种药物，即使其中没有任何药物成分，我们都会感觉更好，当然，事实上，我们也常常真的更好了。大的药片比小的药片有更强的安慰剂效应。许多没有医学价值的产品都可能会产生安慰剂相应。这就是为什么双盲的、随机的临床对照试验如此必要的原因：研究中的每个人都会得到一个药片，没人知道自己得到的具体是什么。他们中的许多人拿到的都是无效药片，这增加了与什么也没有拿的人之间的关联，但如果药物真的有作用，它的效果一定会好于安慰剂。这就是新的治疗方案被证实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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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我们因果推理的不只是紫锥菊和维生素C，我们一直都被虚假相关效应所欺骗。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突然间想起某个人，而你已经很久没有想起过这个人了。突然，电话响了——哇！正是他。在匆忙得出超能力的结论之前，我们有必要知晓另外3条信息：你是否经常会想起某个不会给你打电话的人？你是否经常想不起某个给你打电话的人？你是否经常想不起不会给你打电话的人？如果将这些都填入四格表，你会发现这一偶然事件已经被其他3种事件所淹没，这只是虚假相关效应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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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大脑显然已经演化到本能关注左上角、关注偶然事件，而忘记了其他东西。我之前的一位老师保罗·斯洛维克，称之为分母忽略。斯洛维克认为，当我们想到分子时（你听到车祸中的某个悲剧故事），我们往往想不到分母（成千上万次安全的汽车旅行）。分母忽视会以很奇怪的方式出现。在一项调查中，第一批人被告知，一种疾病会导致每10000人中1286人死亡；第二批人被告知，这种疾病的致死概率为24.14%。结果，第一批人相较于第二批人认为这种疾病更危险。我们需要注意，1286/10000实际上还不到13%。所以，实际上它的危险性只有一半。但在第一个案例中，我们太过关注分子，关注死亡的1286人，我们开始想象很多人躺在医院病床上；在第二个案例中，我们听到24.14%，大脑会将其视为抽象数据，没有任何实际个体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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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母忽略会让我们倾向于想到最严重的场景，从而无法从正确的统计角度看待问题。正如丹尼尔·卡尼曼所写的那样，“每一位等待聚会晚归女儿的家长都会有这种感觉。你知道，你根本（几乎）没什么好担心的，但你就是忍不住要去想象各种灾难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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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的生动性，加之本能地忽略分母，造成我们做出严重错误的决定。2011年“9·11”恐怖袭击后的两个月，很多美国人都害怕乘坐飞机，他们宁愿乘坐汽车也不愿意乘坐飞机。10月与11月并没有增加任何空难事故，但在人们纷纷选择乘坐汽车的两个月期间，汽车事故的死亡人数增加了2170人。人们关注于分子（搭乘航班的246人），而忽视了分母（美国每年数十亿次安全飞行）。正如另一位研究者所说的那样：“恐怖分子可以伤害我们两次——第一次，直接杀人；第二次，通过他们的危险行为在人们的心中留下恐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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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关的是我们常常过度关注罕见事物。卡尼曼向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试想一下，情报人员确定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已进入两个不同的城市，并准备开始行动。其中一个城市有一个自杀式炸弹，另一个城市有两个。逻辑上来说，第一个城市的居民已经比第二个城市的居民的安全感高出2倍。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的想象是如此生动，他们有着一样的恐惧。现在，如果有100个自杀式炸弹，结果又会不一样了。但这里的关键在于，大脑结构决定了我们对数学并不敏感。幸运的是，我们可以训练自己的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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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替代药物，以及它所宣称的虚假关联的效果，这些都与分母忽略相关。替代药物吸引人的一部分原因在于，越来越多的人对“西药”产生了怀疑，他们需要寻求替代药物。这就是现在医疗管理的不完善。我们需要对抗那些没有疗效、价格高昂的药品。人们怀疑医药厂商（以及一些医药）的巨额利益，对一些能够获取巨大利益的治疗方案保持警惕——我们担心，医生给我们开的一些药物也许并不是因为对自己有好处，而是这些药物能让他们获取更大的经济价值。不幸的是，最新的新闻故事告诉我们，有些时候，我们的担心确实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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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医学爱好者还会抱怨一些医生家长式的傲慢态度（如“我知道什么才是对你最好的，你不需要了解”），从与我就活检数据推理谈话的泌尿肿瘤科医生身上，我们就看出了这一点。在美国最领先的医院，接受放疗的乳腺癌患者通常没有被告知他们可能会遭受痛苦的放射烧伤，因为肿瘤科医生已经替他们决定，治疗的好处远远大于痛苦与不舒适。但这明显违背了知情同意。所有病人都应该被告知所有信息，以便他们决定自己是否愿意接受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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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担心的另一件事情是：一些医生缺乏精准的判断。一项研究显示，医生的预后判断仅仅只有20%的准确率；另一项研究中，研究者们收集了大量在医院死亡的患者的活检结果，然后将这些结果与患者医生在其生前所做出的预后判断进行对比。这个实验好的一面是医生们都在他们的预后判断中表现出了自信；但在那些“完全确信”的预后判断报告中，有40%都做出了错误的判断。鉴于医学问题的复杂性以及测试的不完整性，我们认为这么多的预后判断错误是可以被理解与宽恕的。但他们如此自信，我们真的无法理解，因为，这说明医生们并不在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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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医学的吸引力反映了越来越多的人对医学制度的不信任。替代医学给了人们这样一种希望：自然产品可以给他们带来自然的、没有伤害的治愈过程。替代疗法的使用通常都包含了这样一个幼稚的想法，认为某些植物如果是自然生长的，就一定是好的（但显然这个想法是错误的：想想毒芹、蓖麻豆种子、茉莉浆果和毒蘑菇）。另一个问题在于，草药以及一些其他植物药片在美国以及很多国家都没有得到监管。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估计，七成公司的产品都达不到基本质量控制标准。一方面，质量控制是一大问题；另一方面，许多产品含有大量污染物与添加剂。这些补充物质自身，即使不是由不达标企业生产，也会对人们造成一定损害。2012年，一位17岁的美国得克萨斯州青年克里斯托弗·赫雷拉，出现在休斯敦的急诊室。他的胸口、脸和眼睛都呈亮黄色，“几乎是黄色荧光笔的颜色”，当时医治他的医生施里娜·帕特尔说道。他在营养品专卖店购买了一瓶绿茶提取物用于燃烧脂肪，随后他就出现了严重的肝功能损伤，不得不进行肝脏移植。目前，膳食补充剂占毒物有关的肝损伤的20%，这一数字是10年前的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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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的很多人都听说过某些人被某种类型的替代药物治愈，无论是感冒、背痛还是癌症。我的一位好朋友曾经被诊断为前列腺癌，医生告诉他，他只剩下6个月的时间了。“处理好你的后事，干你想干的事吧。”医生告诉他。“也许我会去夏威夷度假吧，”他回答道，“我一直希望的就是自己能活得更长久”，然后他走出了医生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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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这位朋友听说一位医生擅长替代疗法。医生给他做了一种替代血液检查，然后开了很特别的饮食配方，并嘱咐他多锻炼。医生给了他很多可食用的与不可食用的食物清单，我的朋友每天都需要花费三四个小时来准备饮食。他严格遵守饮食与锻炼计划，注意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严格的作息，让他在38岁的时候成为一家知名国际公司的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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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医生给他的6个月的大限已经过去了12年，我的朋友仍然很健康，甚至比之前更好了。在他被宣布大限的2年后，他又去找了他的医生，做了一系列检查。他的PSA已经下降到几乎为0，其他一切生物指标也都很正常、很稳定。“你上一次来做检查的时候，一定中间出现了某些差错。”医生只能这样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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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好几个有这样故事的人。他们的故事都很吸引人，我很感谢上苍，我的朋友还活着。但这里的关键在于这些都不是科学研究，它们仅仅是故事而已。他们的故事振奋人心，让人啼笑皆非，引人深思，还带着神秘感，但它们终究只是故事而已。再多的故事也无法构成数据。没有试验控制，患者也没有被随机安排到某种环境或另一种环境之中，更没有研究人员记录患病或治愈的全过程。我们无从知晓，如果我的朋友更改了饮食或放弃了锻炼，故事的结局会是怎样——他也许还能活这么长时间，也许不会每月花8个小时在厨房里切菜，或者他也许已经死了。不久前，我问他，有没有回去做活体检查或其他医学成像检查以确定他的癌细胞已经死亡。“我为什么要那样做？”他问道，“我比以前更健康了，我感觉很棒，也不会根据他们所发现的而改变我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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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通过饮食与锻炼战胜癌症的故事既不与科学一致，也不与科学相悖，他的故事完全在科学甄别以外，因为所有的数据都没有以科学的方式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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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医生们都渴望相信有着合理机制的心脏搭桥手术和血管成形手术一样，即使在没有科学支撑的情况下，我们也会相信饮食与锻炼可以战胜癌症。对我们而言，这已经很合理，也很具有直观意义。我们中没有人完全了解饮食、锻炼与疾病、健康之间的关系。听到故事，我们开始思考：“哦，这其中一定有某种道理。”我们看待这一切时是基于机制的合理性，而不是基于数据。试着想想，如果我的朋友没有按照他的饮食与锻炼计划进行，而是选在一个金字塔形状的帐篷中倒立睡觉，我们一定会认为他已经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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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最吸引人的一点在于它能容纳像我朋友一样的故事，这样才不会错失新的重要的治疗方案。大多数科学研究都是从简单的观察，通常都是偶然的发现开始，然后才是细致研究。想想牛顿的苹果，再想想阿基米德在浴缸里的排水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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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等待“替代药物”的效果，也许它们能够治愈某些癌症以及其他一些疾病。目前，数百个实验室正在研究世界各地的测试草药制剂、替代药品和疗法。但在被证实有效之前，它们都是有危险的，也许会延迟患者寻找正确治疗方案的时间。甚至当他们找到正确的药物时，也已经无力回天。这就是发生在史蒂夫·乔布斯身上的故事，他拒绝手术，转而求助于针灸、膳食补充剂以及果汁。后来，他意识到这些根本就没有作用，而且还耽误了专家给出的可能能延长生命的传统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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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死于某些原本西药可以预防或治疗的疾病。这一科学手段在过去200年来对推动文明所做的贡献远远大于其他所有手段在过去1000万年对文明进步所做的贡献。医学研究人员明白，一些患者的生命在他们医学试验的过程中已经危在旦夕——即使医学试验还未完成，科学家也能看到其中的好处，并会提前结束试验，以便更早地生产出药物。这样患者就不用再等待了，因为他们中的某些人已经病入膏肓，没有了等待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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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由于某些替代疗法，如饮食和锻炼，确实能够起到某种作用，我有太多朋友发生过类似的故事。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下设了一个补充物及替代药物的分院，专门用科学的手段来探索这些替代药物。截至目前，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已经报告了大量没有效果或者收效甚微的替代药物，换句话说，只有一小部分人从替代疗法中获益，大多数人没有收获任何好处。例如，在一个经典的研究中，为了验证维生素D可能治愈癌症与心血管疾病的假说，试验人员给100万名实验人员随机分配了维生素D与安慰剂。结果显示，在需要连续5年服用维生素D的150人中，只有一个人的性命被挽救了；在没有任何实际疗效的149人中，药物对他们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包括肾结石、疲劳、胰腺炎、骨疼痛。我们不知道维生素D治疗的长期效果，但新的证据表明，过量维生素D将指向死亡。可见，我们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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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想？你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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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需要选择最佳治疗方案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大程度上你需要依靠自己。你需要收集信息，需要用到四格表。对于那些有相似风险的替代药物，我们通常很难决定。部分原因在于每个人愿意承受的风险不同，愿意忍受的痛苦（身体与心理）程度也不同。在作家杰尔姆·格罗波曼和帕梅拉·哈茨班德撰写的《你的医学思维》（Your Medical Mind）一书中，他们详细地讲述了病人的决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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