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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存在怎样的药物偏见？我们都会有偏见。杰尔姆·格罗波曼和帕梅拉·哈茨班德描述了四种病人：极简主义、极繁主义、自然主义和技术专家。极简主义不愿意与药物、医生有太多接触；极繁主义认为每个问题、每次疼痛都有一个医学答案；自然主义认为，人的身体可以自己治愈，这也许需要基于植物和精神的某种补救措施；技术专家认为一定会有比眼前更好的新的药物与疗法，他们相信新的才是最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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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比较极端的；我们每个人身上多多少少都带着一点这四种类型。你可能会在牙齿护理方面主张极简主义，但在肉毒杆菌和“青春保养”方面主张极繁主义；你可能会对感冒和流感保持自然主义，但当你需要面对阑尾破裂手术时又成了技术专家。而这些倾向通常会交互进行。当然主张极繁主义的自然主义者可能会有好几个书架，上面都是关于草药的书籍，但主张极简主义的自然主义者可能会认为越少越好。但是，如果需要手术，他们一定会要求采用最新的高科技机器人引导的1.21千兆瓦磁通电容制导系统激光手术。了解自己属于哪种类型可以帮助你更有效地做出决定，也能让你和医生之间的对话更有意义。如果你能够直接告诉医生，自己倾向于哪种风格，你一定能够获益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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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了解可能性，了解四格表里的数字，也常常可以帮到我们。无论我们的可能性是多少，事实证明，这绝对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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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听到这样的话：如果你采取一些补救措施或遵循一些新的方案，你患×疾病的风险就会减少50%。这听起来像一个傻子都知道的问题。请时刻记住我们的基础概率，想想那个40岁打算生小孩的妇女，医生告知她，鉴于她的年纪（贝叶斯定理思考问题的结构），她生下的小孩的缺陷率将高达年轻孕妇生下孩子的5倍。假设年轻女士生下的小孩的缺陷率为1/50000，那么40岁女性生下的小孩的缺陷率将达到1/10000。这仍然是一个不太可能发生的概率。即使风险概率提高至5倍，但基础概率仍然很低。尽管听到的百分比让我们印象深刻，但它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如果你想到了我们在第4章所提到的网上交友离婚率的统计把戏，那么，你一定没想错。从7.7%下降到6%，25%的离婚下降率，实际上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这种下降也许具有某种统计意义（这是研究者们要思考的地方），但它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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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如果遭遇某种灾难的概率为80%，你能够将这一概率减少25%，即下降到60%的话，那么这就是有价值的——25%的下降在刻度的顶端更有意义。这是因为我们都可能概率中招。知道这一点，这是因为我们具有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思维，我们称之为前景理论与预期效用。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没有理性的决策头脑，我们看重损失大过看重收获。也就是说，损失100美元比收获100美元对我们的影响更大。换一种说法，我们大部分人都会投入更多用于避免损失，而不是收获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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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最伟大的见解之一是：损失或收获都是非线性的，也就是说，相同量的收获（或损失）并不会带来相同量的幸福（与悲伤）——这都是相对你现在的状态而言的。如果你破产了，那么获得1美元就会变得很重要；如果你是一个百万富翁，那么1美元就无所谓了。还有其他很多非线性的例子：假设你被诊断出某种特殊疾病，医生给你推荐了某个治疗方案，这将让你的康复概率提高10个百分点。根据你的初始康复概率，10%的增加也有着不同的意义。我们考虑一下这些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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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将你的康复概率从0增加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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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将你的康复概率从10%增加到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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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将你的康复概率从45%增加到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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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将你的康复概率从90%增加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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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跟大多数人一样，场景A与场景D将会比场景B和场景C更吸引人。场景A将绝对的死亡变成了活的希望。虽然可能性仍是很小，但我们都渴望求生，当看到这样的替代方案时，我们会看到其中积极的一面。场景D将死的可能性转变成绝对的生存。我们会选择A或D；我们希望了解更多的关于B和C的信息，以确定它们是否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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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直觉系统天生不太能够理解统计学，也不太能够总是做出理性的决策——这就是卡尼曼《思考，快与慢》一书背后的中心思想。例如，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对一个问题的呈现形式敏感——问题是如何构成的——某些简单的，甚至是可笑的操控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决定与倾向。例如，想想下列癌症手术治疗与放疗的假设数据，你会选择哪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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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在100个接受手术治疗的人中，90个人能够挺过手术，34个人多活了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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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在100个接受放疗的人中，所有人能够挺过治疗，22个人多活了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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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选择手术，你会跟大多数人一样——多活5年确实很吸引人，尽管放疗的即时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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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将上面事例中的数字从存活率改为死亡率——你会怎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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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在100个接受手术治疗的人中，10个人死于手术过程中，66个人5年之后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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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在100个接受放疗的人中，所有人能够挺过治疗，5年后，78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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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说法，从数学角度来说是一样的——100个人中死亡10个相当于存活了90个——但是它们从心理角度来说却是不一样的。在第一种场景下，我们更倾向于选择手术治疗；而在第二种场景下，我们更倾向于放疗。在第一种场景中，我们的注意力显然关注了5年的存活率，手术的存活率为34%，放疗的存活率为22%。第二种场景的说法显然更能让我们关注手术本身的风险：放疗可以将死亡风险从10%降至0。这种效应不但会出现在病人身上，还会出现在有经验的医生与精明的商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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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多数人比起原始数字，往往更关注图形，这就是为什么大学采用画图解决较难的微积分课程的原因。医生经常会使用的一种帮助病人了解风险的方法是：告诉病人如果有100个病人，那么实际出现结果的会有多少人。图6–1的例子是关于用抗生素治疗中耳感染（中耳炎）的风险与好处。需要接受治疗的人数为20人（在100个服用抗生素的人中，只有5个人获益）；此外，9人没有治愈，需要后续治疗；86人没有得到帮助也没有受到伤害——至少从身体上看是这样（也许他们在经济上遭受了一定的损失）。我们服用的大量抗生素实际上只能取得很小的效果。但这样的图片可以帮助病人了解风险，更好地做出决定，因为他们可以看到每一个类别下人数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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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用抗生素治疗中耳炎的风险与好处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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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心理学的另一个影响因素是避免后悔。阿莫斯·特沃斯基曾说过，后悔是风险规避的驱动力，这是一个强大的心理力量。当需要做出决定时，我们都会试着避免由于错误决定导致的遗憾，尽管有时这些决定可能会与我们的预期价值截然不同。尽管×方案只有10%的概率会帮到我们，而且还具有较高的副作用风险，但你仍然会选择它，因为你不想以后后悔，你可能就是那受益的10%中的一个。人类在后悔上面的情感开销是巨大的。正如一位乳腺癌幸存者所说的那样，“他们告诉我，他们也不知道手术后的放疗究竟有没有作用。但我仍然会想：如果乳腺癌复发了，而我又没有接受治疗，我该怎么办？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个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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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车的两个前轮胎已经用了5年了，车胎中心仍还有很多胎面胶，但我注意到，车胎边缘有磨损（这可能是由于充气不足或大量山区驾驶引起的）。我向一位轮胎专家咨询了此事，他指出，车胎在使用5年之后会变得不稳固，会破裂，导致胎面胶、传送带与轮胎其他部分分离。再加上较低的边缘胎面，轮胎很少采取保护措施，因此，很可能发生爆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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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已经有多年驾车经历和几十万的驾车里程，但目前只发生过两三次爆胎。这些都没有发生在很危险的情况下，但它们就是很不方便。你需要将车胎取下，给车架上支架，然后装上备用车胎。如果一切都顺利，你可能只是约会迟到半个小时，衣服被弄脏而已。但如果爆胎发生在暴风雨时，或者发生在没有路肩的山路或高速公路，情况可能就不那么理想了，甚至可能会很危险。无论是我的机械师还是美国交通运输部门都无法告诉我，中心胎面磨损完之前如果我没有更换车胎，究竟发生事故的概率会是多少。即使缺少这样的信息，我的直觉——以及我的机械师的直觉——也认为，更换车胎的预期价值或益处远远低于更换它们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