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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她自己的研究，心理学家Treisman（1960）提出了一个改进的过滤器理论，称之为衰减理论（attenua-tion theory）。与过滤器理论所认为的、未注意的信息在它们可以被加工成意义之前就已被完全地阻挡不同，Treisman认为它们只是“音量”被“调低”了而已。换言之，在未被注意信息中的一些有意义的信息即使难以恢复，也仍是可以获得的。她是这样解释这一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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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的信息会经历三种分析。第一种分析是对信息物理特性的分析，如音高或响度；第二种分析是语言方面的，是一个将信息分解成音节和词语的过程；第三种分析是语义分析，是对信息意义进行处理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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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些有意义的单元（如单词或短语）的处理相对简单。具有主观重要意义的词语（如你的名字）和那些危险信号（“着火了！”“当心！”）的阈限总是很低的，也就是说，即便是在音量很小的情况下也能分辨得出。尽管你在任何窃窃私语中都能听到你的名字，但你还是会发现很难听出身后的耳语究竟在说些什么。那些阈限永远都很低的词语或短语，听者通过很少的心理努力就能辨认出来。因此，根据Treisman的理论，Moray实验中的被试能听到他们的名字是因为辨别他们的名字只需较少的心理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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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很少一些词语具有持久的低阈限。然而，单词所在信息中的上下文能暂时降低它的阈限。如果一个人听见“狗在追……”那么词语猫是现成的首选（primed）[1]，尤其容易被认出。即使猫这个词出现在非注意通道，也只需一点努力就能对其进行加工。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Treisman实验中（1960）的被试要“切换耳朵”：听到一句中前面的词语会启动被试发现和辨认后面的词语，即使这些词语是出现在非注意的信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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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Treisman（1964）的理论，人们只进行刚好能满足所需的加工以区分注意和非注意信息。如果两条信息在物理特征上有所不同，那么我们只会在该水平上处理这两条信息，并且很容易拒绝非注意信息。如果两条信息只在语义上有所不同，那么我们就在语义层面对信息进行加工，并且根据语义的分析来选择注意哪条信息。语义处理需要更多的付出，因此，我们只在必要的时候才进行这种分析。没有被注意到的信息并非完全被阻挡，而是被弱化了，就好比调低音量以减弱声音信号一般。具有永久低阈限的信息（“重要的”刺激）依然能被发现，即使它是来自那些未被注意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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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说明一下衰减理论和过滤器理论之间的不同：衰减理论允许针对所有信息的不同种类的分析存在，然而，过滤器理论只允许一种分析。过滤器理论认为，那些未被注意的信息一旦经过物理特征方面的加工，便遭抛弃和完全阻拦；衰减理论则认为那些未被注意的信息仅仅被削弱，但是它们所包含的信息依然是能被利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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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adbent（1958）最初将注意描述成一个瓶颈，它会将一些信息挤出加工区域。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类比，请想象瓶子的形状。瓶颈的直径相对瓶底的来说较小，从而降低了溢出的速度。瓶颈越宽，内容物溢出的速度也越快。将这一情形与认知加工进行类比，瓶颈越宽，在任一时刻就会有更多的信息“流过”并得到进一步的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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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rime 作为及物动词有“事先为……提供消息（或情报等）”之解，文中这样翻译比较自然。国内心理学界习惯将priming 译为“启动”，primed 也可称为“被启动的对象”。——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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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心理学：认知科学与你的生活（原书第5版） [:1701568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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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心理学：认知科学与你的生活（原书第5版） 4.1.2 聚光灯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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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认知心理学家谈及注意时会用到许多不同的隐喻。例如，有人将注意比作聚光灯，任何聚光照亮部分的信息就是系统正加以关注的（Johnson & Dark，1986）。正因为如此，现在的心理学家已很少关心什么信息是不能被加工的（就像瓶颈隐喻所关注的那样），而研究更多考虑的是人们会选择什么样的信息去加以关注（就像聚光灯隐喻所说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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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加以说明，让我们稍微详细地看一下聚光灯隐喻。正如聚光灯的聚焦点能从一个区域转移向另一个区域，注意也能被指向或重新指向各种进入的信息。就像聚光灯照射的中心照明效果最好一样，认知加工也会因为注意集中而得到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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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就像一盏聚光灯，也有其模糊的边界。聚光灯能在同一时刻照亮一个或多个物体，这取决于物体的尺寸大小。同样，注意也能在同一时刻指向一项或多项工作任务，这取决于每项任务所需的容量。当然，聚光灯隐喻并不能说是最完美的一个，许多研究者认为它存在许多不足（Cave & Bichot，1999）。例如，聚光灯隐喻假定，注意总是指向一个具体的区域，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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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1973）提出了一个稍有不同的注意模型。他把注意看成一系列对刺激分类和辨认的认知过程。刺激越是复杂，加工就越困难，占用的资源也就越多。然而，人们对于将心理资源指向何方具有一定的控制能力：他们常常能选择那些需要关注的事物，并为之付出心理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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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也可以做一个类比，有一个投资者将钱存入一个或多个不同的银行账户，在卡尼曼的模型中，人们将心理容量“存入”一项或多项不同的任务中。影响容量分配的因素很多，这种容量分配本身取决于可利用心理资源的范围和类型。而心理资源的可获得性，又受整个唤醒（arousal）水平或警觉状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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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尼曼（1973）认为，被唤醒的结果就是更多的可获得认知资源被用于各种不同的工作。然而矛盾的是，唤醒水平也取决于任务的难度。也就是说，当我们执行“2+2”这样简单的任务时，唤醒水平没有在执行困难任务时的高（如用π乘以社会保障号码）。因此，幸运的是我们在执行简单任务时运用较少的认知资源，因为这些任务只需要很少的资源就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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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唤醒水平影响到我们执行任务的容量（我们心理资源的总和）。但是，这一模型仍需详细说明人们是如何对所遇到的认知任务进行资源分配的。卡尼曼假设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注意“分配方针”，它们受个人的持久倾向性（如对某些工作的偏好大于其他工作）、暂时的意愿（如你发誓在做任何事之前，要先把就餐卡找到！）和所需容量的评估（如有关现在你正从事的那项任务需要一定量的注意的知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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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上，这个模型预示我们会对自己感兴趣的、有心思去做的，以及认为重要的事物给予更多的注意。比如，喜爱歌剧的人会在表演过程中仔细聆听，关注那些表演中的细微差别。而对歌剧没有兴趣的人在听歌剧时，甚至想不睡着都难。在卡尼曼（1973）看来，注意其实就是外行人所说的“心理努力”的一部分。花费的努力越多，用到的注意也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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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尼曼的观点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限制了我们同时去做几件事的能力？我们已经讨论了唤醒水平的问题。一个相关因素是警觉，它是一天中时间的函数，也受前一天晚上所获睡眠时间等因素的影响。有时我们可以以极高的集中力关注较多的任务，而在另一些时候，如我们疲劳和瞌睡时，集中注意就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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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只是影响任务执行的一个因素。极大的努力或集中思想可以导致更好地执行一些任务，即那些需要有限资源加工的任务，以及受到所分配的心理资源或容量限制的操作（Norman & Bobrow，1975）。参加期中考试就是这样的一种任务。对于另一些任务来说，倾注再多的努力也不能很好地完成。例如要求在明亮的房间里察觉到微光或者在吵闹的屋子里发现轻微的声响。即使竭尽所能集中注意力，你的警觉也还是不足以帮助你察觉到那些刺激。这些任务的执行称为数据限制（data limited），意味着它们完全取决于输入信息的质量，而不是心理努力或专心程度。Norman和Bobrow（1975）指出，这两种局限都会影响我们执行任何认知加工任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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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观看演出时，感兴趣的观众通常会比那些对此毫无兴趣的观众投入更多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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