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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gold Linton（1982）开展的一项研究极好地阐释了这一原理。与艾宾浩斯一样，她研究的是自己的记忆。她的资料收集方法跟艾宾浩斯一样了不起：6年里她每天都简要地记录下当天发生的两件（或更多）事情。每个月她都依照如下程序测试自己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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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测试程序如下：每月一次从积累的事件库中半随机地抽取事件。在阅读一对随机配对的事件描述后，我对这两个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进行推断并努力回忆每个事件发生的日期。然后，我简单地将自己的记忆搜索进行分类（例如，我可能会“倒数”一系列相似的事件，如学校的学期、心理学协会的会议，诸如此类），并重新评价每个事件的显著性。6年后实验已颇具规模。我已经记录了5500多个事件（每天至少两次），测试（或重测）了11 000个事件（每月大约150个事件）。每天事件的发生只需要几分钟，但每月一次的测试是极其吃力的，需花费6~12个小时（pp.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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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ton（1982）发现有些事件很容易提取，比如任何一个“我第一次做了某事”这样的描述（例如，去纽约，会见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都是非常难忘的。其他事件则变得越来越难回忆，特别是当这些描述并不仅仅涉及单独的、有特色的事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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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研究就是自传体记忆经典研究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自传体记忆（autobiographical memory）是记忆者对自身经历事件的记忆。在前20个月的研究中，Linton记录了2 003项事件，测试了3 006项（其中1 468项是将原先测试过的项目进行重测）。研究开始前，她预计自己会很快忘记其中的许多项，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也许是因为她只需再认（而非回忆）这些事件并确定其发生的日期，而不必详尽地回答问题的缘故。事实上，Linton的研究结果表明，较之绝大多数实验室研究的记忆，现实生活中的记忆保持得更为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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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Linton也对自己在确定事件发生日期时的出声思考（第10章将会讨论的一项技术）做了记录。她发现自己常常使用问题解决的策略来推定日期，甚至在对事件没有任何外显记忆时也是如此。当你试着回答如下问题时，可能也会再生这一现象：2012年6月28日上午9：20你在哪里？你的第一反应或许是笑着宣称你不可能答复这个问题。但是不妨想一想。毫无疑问你会发现一些能引导你得到某个答案的“标记”。例如，你可能会注意到6月是暑假。接着也许会推算出6月28日一定是个星期四，因为（假设）你妈妈的生日是6月25日，而你记得那是一个星期一。你可能记起当时自己正在当地一家百货商店做暑期兼职。6月28日上午9：20你一定是在工作，很可能是在把货放上货架。注意，你所做的就是通过寻找并利用不同的标记，以对准确切的日期和时间。你不必记住自己那时正在干什么，相反，你会将这些记忆重新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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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ton（1982）同时也报告了那些“未被回忆起来”的项目，并发现（至少）可将其分为两类。有些就是未能回忆起来，即原先的记录在测试时无法在头脑中产生任何头绪。但是Linton发现，至少还有相当项目的“被遗忘”是由于无法将它们与其他相似的记忆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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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inson和Swanson（1990）对Linton关于“未被回忆起来”项目的发现进行了解释。他们指出：当相似的事件重复发生时，事件的相似部分就开始形成一个事件图式。也就是说，当Linton重复地经历一个事件时，比如将她认为是“定稿”的书稿送交给出版商，事实上她随后需要重新修改再提交，这些不同事件的特定方面所形成的记忆痕迹就会融合在一起，变得难以区分。Linton自己（1982）认为，这是从情景记忆到语义记忆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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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salou（1988）记录的发现与Robinson和Swanson（1990）的观点一致。Barsalou及其合作者于秋季学期在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校园内，通过拦截路人的方式寻找被试。Barsalou要求愿意参加研究的被试描述刚过去的夏天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的事情。尽管研究者要求被试报告并描述特定的事件，但是收集到的回忆资料中只有21%能被归类为特定事件回忆。被试更倾向于报告“概要化的事件”，即有关于特定种类事件的两件或更多事件的陈述，比如“我连续一个星期每天都去海滩”。这些概要化事件几乎占了收集到的回忆资料的1/3。此外，被试也报告了Barsalou所谓的“延续性事件”，即持续时间长于一天的单一事件，比如“我在一个夏令营工作，该夏令营为处境困难的儿童开办”。甚至当Barsalou及其同事引导被试进行特定事件回忆时，被试仍倾向于报告延续性或概要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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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wer（1988）采用不同的方法对日常事件的回忆进行研究。他以8名积极配合的在校大学生为被试，开展了一项严格的历时几个星期的实验。在资料收集阶段，要求被试随身携带BP机，BP机按预定程序随机响起，大约每两小时响一次。当BP机响起时，被试必须在卡片上填写BP机响起之前发生事件的有关信息。被试尤其要报告时间、他们所处的地点、行为和思想，然后完成一些分级评估（例如，估计这类事件发生的频率，事件给人的愉悦程度以及事件的重要性等）。如果被试出于某种原因不愿意报告他们所参加的活动，也可以选择在卡片上写下“隐私”一词，而不必对事件进行详尽描述。Brewer发现大多数被试偶尔会行使这一选择权，这无疑会导致某类特定事件，比如约会或派对这类活动产生系统性的样本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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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wer（1988）认为这一方法与Linton采用的方法相比有其优越性。显然，它可以将实验者与被试分离开来，从方法上就占据了许多的优势。更为重要的是，Brewer认为，Linton每天记录下来最“可以记起”的事件，可能会曲解用来记忆的项目。在他看来Linton的方法好比是实验室中的研究方法，每天给被试呈现数百个词，最后要求被试选择一个词用于以后的测试。为了比较这两种研究方法，Brewer也要求其被试每天列出最难忘的事。随后Brewer（1988）就被试记录在卡片上的事件对他们进行测试。每名被试接受三次测试：一次是在资料收集阶段结束时；一次约在21.2个月后；另外一次是在资料收集阶段结束41.2个月后。测试所用项目从被试原先记录的所有项目中随机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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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wer（1988）发现被试的记忆整体保持较好，能对超过60%的事件进行再认。他们对行为的记忆好于对思想的记忆，对“值得记忆”事件的记忆好于对由BP机选取的随机事件的记忆。Brewer的报告与Linton（1975，1982）的部分研究结果相一致，与经常在某一地点发生的事件相比，被试对在特别或偶然的地点发生的事件有更好的记忆。同样，较少发生的行为比经常发生的行为更容易回忆起来。有趣的是，Brewer研究的时间段包含了感恩节假期。被试对那个短暂假期的记忆特别好。Brewer认为其原因在于这是被试上大学以来的第一次返家旅行（所有被试都是大学1年级学生）。这些旅程与假期前后去教室上课这样的日常事件相比显得尤为独特。Brewer与Linton得到了相类似的结论：对一个事件的心理表征越独特，它被回忆起来的可能性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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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Brewer认为，自传体记忆在表现出许多实验室研究所表明的现象的同时，也显示出与后者有很大的差异。自传体记忆较少出现明显的错误，正如Brewer所言，“个人记忆相当精确地复制了个体原始事件的经历”（p.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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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大学后的第一个感恩节记忆似乎是最为特殊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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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心理学：认知科学与你的生活（原书第5版） [:1701568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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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心理学：认知科学与你的生活（原书第5版） 6.4.2 闪光灯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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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2001年9月11日你得知纽约世贸中心遭受恐怖袭击时，你身处何方？我们很多人不仅能回忆起这一巨大的灾难性事件本身，而且还能记起当我们第一次获悉这一消息时身处何地，与谁在一起，以及正在干什么。比如：我当时正在所居住的小镇中的咖啡店“再见，蓝色星期一”排队；我刚刚做完头发，正在考虑那天要做些什么时，就听到了这则消息；我回到自己车内，急忙打开收音机，驾车回学校上网搜索；那天的大部分时间里我边听收音机边上网，跟同事惊惧地交谈；那天晚上，我带8岁的儿子参加一项校内的纪念活动，这一天将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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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wn和Kulick（1977）创造了闪光灯记忆（flash-bulb memory）一词来描述这种现象。在你父母或其他亲戚的记忆中也有同样的情况。比如，他们都记得得知约翰·肯尼迪总统或马丁·路德·金遇刺时自己身处何地。最近一项研究报告了丹麦第二次世界大战老兵对丹麦被侵略和解放的闪光灯记忆（Berntsen & Thomsen，2005）。由于这些事件具有历史意义重大和令人震惊的特点，对于大多数年纪足够大且经历过这些事件的人而言，能记住这些事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但是，为什么我们也清楚地记得自己第一次听到消息时周围环境的细节呢？一些学者认为，部分原因是我们听到这些消息时的生理反应：大脑中与情绪反应有关的部分被激活，而激活产生的认知效应导致大脑存储大量与主要信息不直接相关的信息（R. Brown & Kulick，1977）。例如，Pillemer（1984）发现，那些报告自己对里根总统险遭刺杀这一消息的情绪反应越是强烈的被试，就会表现出更为强烈和详细的闪光灯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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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isser（1982b）对闪光灯记忆的产生做出了不同的解释：人们总在寻找一种方法将他们自身与历史联系起来。闪光灯记忆的产生是由于历史事件引起了强烈的情绪体验，这些事件促使人们复述自己的故事，比如当听到这一消息时自己身处何处等。因此，闪光灯记忆是故事复述的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记忆会逐渐歪曲，就像巴特莱特（1932）研究中的被试复述“幽灵战争”时对故事的歪曲：人们对故事进行精细加工，查遗补缺，使其更接近于标准的故事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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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芬·施密特（Stephen Schmidt，2004）提供了一项关于人们对“9·11”事件闪光灯记忆研究的结论。他所在大学（中田纳西州立大学）的本科生填写了相关问卷，问卷询问了被试在“9·11”事件发生后一天（2011年9月12日）时对事件的回忆。此外，在两个月后对学生进行重测研究。因此，施密特能够比较被试横跨两个月时长的回忆内容。几乎所有的被试都能够报告基本的“闪光灯”信息：是谁告诉他们“9·11”事件，他们第一次获悉这一消息时身处何地、与谁在一起，他们的穿着，那天的天气情况。被试在回答斯密特称之为“核心”问题（比如上述列表的前三项）时，表现出更大的一致性，而在“外围”问题（比如那天他们的穿着）上表现出更少的一致性。然而，与预期相反，施密特发现那些最初对“9·11”事件报告的情绪反应强度最强烈的被试随后表现出最为严重的记忆错误。有趣的是，Daniel Greenberg（2004）通过分析新闻报告认为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对“9·11”事件的闪光灯记忆中存在大量的不确信。另外，作为“9·11”事件发生之时的在位总统，布什的情绪反应强度非常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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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年纪够长的人都能理解“9·11”事件发生时，他们身处何地、什么时候得到消息的记忆难以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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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光灯记忆是否可与其他类型的记忆分属不同的种类呢？这一问题激起了热烈的讨论（N. J. Cohen，McCloskey & Wible，1990；McCloskey，Wible & Cohen，1988；Pillemer，1990）。例如，McCloskey等人发现一些闪光灯记忆很不精确，这类闪光灯记忆中的遗忘和扭曲，可在一般记忆的传统研究基础上找到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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