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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ftus（1975）还有一些研究证明人们的记忆能明显地被误导性问题改变。例如，在一些被试看完一场电影后问他们：“那辆沿着乡村公路行驶的白色跑车经过谷仓时速度有多快？”而对其余的被试只是提问他们：“那辆沿着乡村公路行驶的白色跑车速度有多快？”事实上电影中并未出现谷仓。一星期后，询问所有被试是否在电影中看到过谷仓。第二种条件下的被试报告看到谷仓的人数少于3%，而接受误导性问题被试中有17%的人报告看到过谷仓。Lane、Mather、Villa和Morita（2001）发现，与仅仅要求实验中的“证人”总结录像中犯罪行为的主要方面相比，要求被试集中注意特定细节更有可能使被试将他们所看到的事件与事件发生后提出的问题中的信息混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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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的延展性”与句子回忆的实验室研究结果相吻合，而且两者都支持巴特莱特把记忆视为一个建构性过程的观点。由Bransford、Barclay和Franks（1971）开展的一项经典研究说明了这一思想。他们给被试呈现一组句子，所有的句子都产生于4个基本句子，例如“蚂蚁在厨房里”“果冻在桌上”“果冻是甜的”“蚂蚁吃了果冻”。呈现给被试的句子由前面4个短句中的两个（例如“香甜的果冻放在桌上”）或3个结合而成如“蚂蚁吃了桌上的甜果冻”）。在随后的再认测试中，要求被试判断每一个呈现的句子是不是以前见过的原句，并评价自己判断的确信度。结果显示，即使由全部4个短句联合成的句子“厨房里的蚂蚁吃了桌上的甜果冻”没有被呈现过，但被试对于“再认”这一句子最为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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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nsford等人（1971）解释说：被试并未在记忆中存储实际呈现的句子副本。相反，他们从句子中提取并重组信息，整合思想，然后将整合过的信息存入记忆，以致最后无法将呈现过的句子和自己整合后的信息区分开来。有人也许认为这正是Loftus的被试所做的事情：把原有记忆与后来的问题整合起来。如果后来的问题是误导性的，那么其中的错误信息就被整合到原有记忆中，从而产生歪曲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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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心理学实验近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如何提高目击者指认的准确性方面。Wells（1993）回顾了一些研究，并对警察如何编排待指认的嫌疑犯或嫌疑犯照片，以降低目击者错误的概率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例如，他建议使用“模拟”证人，也就是犯罪发生时不在现场但得到了有关犯罪行为有限信息的人。其中的逻辑是，模拟证人也同样会指认一排嫌疑犯中的任何一人。但是，如果所有模拟证人都“指认”同一个事实上的嫌疑犯，那么这就部分表明嫌疑犯的排列方式存在偏差。对于如何降低对目击者的暗示性问题，其他研究者也提出了建议（K. L. Chambers & Zaragoza，2001），例如告诫人们不要被耍花招的问题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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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实验室研究的结论在多大程度上能推广应用到现实世界中这一问题，仍然存在着激烈甚至尖锐的争论。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研究中被试所看到的是被搬上舞台的事件，或者甚至是事故的电影或幻灯片。这种经历可能与一名旁观者目击现实中的抢劫、强奸、谋杀、恐怖袭击或其他类型犯罪的情境有所不同。而且，案件的受害者或潜在受害者与旁观者相比，很有可能会注意到情境中的其他方面。Yuille（1993）认为，我们需要更充分的理由来证明实验中的被试与现实犯罪的目击者（或受害者）受到的影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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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心理学：认知科学与你的生活（原书第5版） 6.4.4 被恢复的/错误记忆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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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认知心理学领域爆发的最大争论之一便是关于遗忘、提取和创建自传体记忆的问题。这一争论对实际的影响已远远超出实验室的范围。有些问题的危险性已经触及甚至危害到人们的现实生活。这样的问题主要是关于一些虐待的受害者是否能够真正压抑有关被虐事件的记忆，尔后在治疗中又提取出这些所谓的被恢复的记忆（recovered memories），或者还是由于治疗师（事实上是极少数人）误读了工作记忆中的某些内容，无意中怂恿病人创建出有关其实从未发生过的事情的错误记忆（false mem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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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目击者证词”和“错误的与被恢复的记忆”这两者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本质上它们都与据称的一个事件的目击有关，这个事件有时是创伤性的，通常其后又会有新的扭曲信息加入。但是，我们也应记住两者的差别，在目击者证词的情况下，问题主要集中于对几天前、几星期前或几个月前获得信息的回忆，而在错误的与被恢复记忆的情况下，问题涉及的是个体能否回忆起几年甚至几十年前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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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回忆”究竟代表了被恢复的记忆还是错误记忆已成为时下争论的焦点。Elizabeth Loftus再次成为其中活跃的被试之一。她在一篇回顾性文章的（Lohus，1993）开头叙述了这样一则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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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雷德伍德城开庭审理。被告乔治·富兰克林爵士，51岁，因20多年前的一起谋杀案而受审。8岁的受害者苏珊·凯·纳森于1969年9月22日被杀害。富兰克林的女儿艾琳在谋杀案发生时年仅3岁，她提供了指控她父亲的主要证据。这个案例的不同平常之处在于艾琳对谋杀案的目击记忆已被压抑了20余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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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琳的记忆并不是一下子就恢复的。她宣称第一次闪回是在1989年1月的某个下午。当时她正陪两岁的儿子阿伦和五岁的女儿杰西卡一起玩耍。杰西卡抬头问了她母亲一个类似于“妈妈，难道不对吗”的问题。有关苏珊·纳森的记忆便突然重现了。艾琳记起了被害前苏珊眼中无辜的神情。随后，又有一些片段逐渐恢复，直至艾琳形成了丰富而详尽的记忆。她记起了父亲在货车尾部对苏珊进行了性侵犯。她记得苏珊挣扎着说“不，不要”、“停下”。也记起父亲说“现在苏珊”，她甚至逼真地模仿了他的语调。然后，她的记忆又将3人带出货车，她看到父亲双手捧着一块石头举过头顶。她记起了惨叫声。她记得自己走到苏珊躺着的地方，地上淌着血，苏珊手指上的银戒指已被砸得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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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琳的治疗师、另外几个家庭成员和圣马特奥区的律师办公室采信了她的记忆报告，并据此起诉她的父亲。陪审团也相信了她的回忆，并宣判了乔治·富兰克林爵士谋杀罪成立。陪审团于1990年11月29日开始审议，并于次日做出裁决。艾琳详细而自信的回忆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她的父亲被判处一级谋杀罪（p.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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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ftus在文章中继续探讨了各种问题，其中之一便是关于被恢复记忆的可信度究竟如何。创伤性事件记忆可能会被压抑的观点（长期甚至永远地埋藏在无意识中）可追溯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治疗的原则。但是从认知心理学角度来看，问题在于这些被压抑的记忆（repressed memory）能否被细致地描述、证明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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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ftus（1993）与Lindsay和Read（1994）不约而同地将矛头指向各类自助书籍中的建议，其中最著名的是《康复的勇气》（The Courage to Heal，Bass & Davis，1988）。该书鼓励那些想要知道自己是不是童年性虐待受害者的读者，应从诸如自尊心不强、抑郁、自我毁灭或自杀倾向，或是性机能障碍等各种症状的存在与否入手，进行分析和诊断。Lindsay和Read指出，问题在于以上症状在不是虐待受害者的人群中同样也会出现，它们不足以作为诊断依据。在《康复的勇气》一书中，Bass和Davis进一步强调，“如果你无法记起以上提及的任何有关虐待的特殊事件，但仍有自己曾受过虐待的感觉，那么它可能发生过”（p.21），而“如果你认为自己被虐待过且你在生活中表现出这些症状，那么你一定是受害者”（p.22）。该书又建议那些想知道自己过去的读者花时间探究自己被虐待的可能性。该书提供了回忆特定记忆的技术，比如运用家庭中的老照片并充分发挥想象，或者以记得的童年事件作为起点，然后特意去回忆与那个事件相关的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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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前面就已发现，即使人们自己非常肯定，关于他们自传体记忆的绝对准确度仍旧是很值得怀疑的。目击者记忆的研究已经表明，人们其实很容易受事后暗示的影响。那么对于那些从未发生过的事件的错误“记忆”是否有可能以某种方式被灌输呢？Loftus和Pickrell（Loftus & Pickrell，1995；Loftus，2000；Loftus & Ketcham，1994）在一项研究报告中提出了这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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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个人作为指标研究对象。实验者首先访问了被试的亲属（入选实验的人员必须对被试的童年生活非常熟悉），并从访问中选取了三个发生在研究被试4~6岁时的真实经历。实验者告知被试亲属，报告须排除“家庭传说”或具有创伤性以致被试能毫不费力地回忆起来的事件。被试亲属同时提供了研究被试5岁时去大卖场的细节和他最以为乐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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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根据被试亲属的访谈资料，实验者虚构了事实上从未发生过的事件的错误描述：据说目标被试5岁时曾在大卖场迷路。描述中包含了那时离被试最近的大卖场的名称，还有在这次虚构的行程中可能陪伴被试的家庭成员的名字等细节。以下是针对一名20岁的越南裔美国妇女虚构的“错误记忆”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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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你妈妈、迪恩和图万一起去布雷默顿大卖场，那时你正好5岁。你妈妈给你们每人一些钱去买蓝莓冰激凌。你跑在最前面想排到第一，但是不知怎么搞的，你在店里迷路了。迪恩找到你时你正向一位老年华裔妇女哭诉。然后你们3人一起去买了冰激凌（Loftusa & Pickrell，1995，p.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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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者发给被试的手册中包括指导语和4个故事。其中3个故事描述的是真实事件，而第4个故事描述的是错误事件。每个故事约为一个段落，余下的空间则由被试描述自己对该事件的回忆。一两周后，实验者对被试就其回忆分别进行采访（再次要求被试尽可能多地回忆4个“事件”），两周后再次访问参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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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研究被试中68%的人回想起了真实事件。但是看完手册后29%的被试（24人中有7人）回忆起了在商店区迷路的错误事件。7人中有1人后来说她在第一次采访时并没有回忆起错误记忆，但是剩下的人（6人，25%）坚持认为在两次采访中至少都部分地回想起了错误事件。被试对真实事件的回忆长度（以他们描述事件的词语数目来测量）大于对错误事件的回忆长度，而他们对错误记忆的描述清晰度低于真实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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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ftus和Pickrell（1995）没有明确指出错误记忆的产生为何容易或这类记忆如何普遍。他们以结果证明错误记忆可能通过暗示性的问题形成，并推测了其中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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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路的错误记忆之所以形成，首先可能仅仅是迷路的暗示在大脑中留下了记忆痕迹。尽管原先的信息被称为暗示而不是历史事实，但暗示逐渐会与其他有关迷路的信息（他人的故事）产生联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大卖场走失的暗示残迹慢慢消退。去大卖场游玩的真实事件的记忆与你曾在大卖场迷路的暗示混淆在一起。最后，当被问及你是否曾在大卖场迷路时，你头脑中那些关于迷路和大卖场的印象被激活。结果形成的记忆甚至还会添加有真实事件的细节片断，比如你曾在大卖场看到过的人。于是你记起了孩提时在大卖场迷路的事情。通过这一机制，有些经历过的事件或想象中的事件与推断以及其他超越直接经验的精细化加工整合在一起，最终形成了记忆错误（p.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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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研究者同样也成功地诱导人们产生了对未发生过的事件的“记忆”。例如Hyman、Husband和Billings（1995）以在校大学生作为被试，成功地让其中25%的被试错误“回忆”起不同的童年事件：因耳道感染而住院治疗；有比萨和小丑的5岁生日晚会；在一次婚宴上打翻饮料；当洒水车离去时人在杂货店；被留在一辆停着的车上，不小心松开了车闸，结果使车撞到了什么东西。Garry和Wade（2005）使用（修改过的）照片和故事来诱发错误记忆，结果发现叙述性故事能够更有效地诱发错误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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