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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的一次，我陪背部疼痛的姐姐去医院，在我们隔壁的小房间里躺着一位90岁的老先生，带着氧气面罩，身体连接着心脏治疗仪器，他的妻子坐在他身旁。在我姐姐服用了镇静药昏睡过去以后，老先生的妻子和我攀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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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谈话的时候，两个看上去35岁左右的急诊室医生进来了，转动着一个很奇特的机器朝着老人走过来。他们在老人的胸前贴了膏药，一声不响地盯着屏幕上的图像看，也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存在，然后他们相互大声地说：“真奇怪，这是什么引起的？”“肺机能变成这样子已经多久了？”“我想知道他的肺部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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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先生的妻子礼貌地打断他们说：“我可以回答你们所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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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谁？”他们吓了一跳，这才注意到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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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回答说：“我是他的妻子，这是几个月以来我们第6次进入这个急诊室，我可以给你们看他所有的病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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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医生回答道：“哦，我进来的时候没有看到你。现在请你告诉我吧。”医生太专注于仪器，所以他们没有注意到，能够提供患者病史资料的这个人就坐在他们的面前，并且是很显眼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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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在眼皮底下看漏一些东西时——像刚才提到的病人妻子、红木桌子、蛋黄酱瓶子——往往并不只是看漏了一瓶酱料或者一样家具这样简单的错误。在很多情况下，看漏的东西正是我们解决问题、做出判断或破获案件所需要的关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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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0月30日，琳达·斯坦因，著名摇滚经理人和不动产经纪人，也是斯汀、比利·乔、安迪·沃霍尔等明星长期的经纪人和朋友，被人发现死于自己曼哈顿的顶层公寓中。这件事震惊了纽约市，并不仅仅是因为斯坦因死于被杀，而是因为她住在纽约一幢被认为最安全的公寓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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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住在18层的公寓，只有服务人员手动地操作私人电梯才能上楼，并且每个访客来访都需要登记，并通知前台，前台会有监控摄像头在访客每次进入和离开时进行记录。所以，陌生人应该无法进入斯坦因的私人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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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探发现没有破门而入的迹象，除了她俯卧躺倒的尸体旁有一滩血以外，公寓里很干净。验尸人员确定她是被一根棍棒重击24~80次而致命，但是，在现场并没有看到任何武器。斯坦因没有受到侵犯，也没有重要财物被盗，甚至没有因为连续挣扎而受伤。这些都表明了斯坦因是被熟人杀害的，但是，凶手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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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显示斯坦因在案发当天并没有离开过公寓大楼，在那天深夜，她的尸体被女儿发现之前，家里只来过一位访客——她的私人助理纳塔维亚·洛厄里。洛厄里是在上午11点56分进入大楼，下午1点19分离开的。她进来的时候只有左手拿着一个信封，出去的时候左手手肘上挂着一个红色的大购物袋，左边肩膀上还背着一个特大的绿色钱袋（这个钱袋是斯坦因的）。洛厄里承认她走的时候带走了斯坦因的钱包和手机，当她独自离开大楼的时候，接了斯坦因的电话，她告诉斯坦因的前夫，斯坦因去中央公园跑步了——这很奇怪，因为斯坦因得了乳腺癌和脑肿瘤，身体很虚弱，她甚至没有办法自己拿起吹风机，怎么可能外出跑步呢。侦探发现洛厄里从她的雇主那里偷了东西，而且曾经有过犯罪记录。但不能机械性地判定偷窃和撒谎的人就一定是凶手。法律执行需要证据来证实他们的怀疑，要排除一切怀疑，用事实来证明洛厄里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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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人员觉得可以从洛厄里进入和离开公寓的原始监控录像中获得线索，但是，经过数小时逐个画面的观察，他们还是未能发现什么异常。是的，洛厄里临走的时候拿着一个袋子和斯坦因的私人财物，但是私人助理按雇主的需求外出办事时不是经常这样做吗？袋子里装着什么呢：是脏衣服还是沾血的武器？没有人能看到。洛厄里离开得很快，没有被人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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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查后期，无数次播放与这起案件有关的录像带以后，有人注意到了蛛丝马迹：洛厄里离开时是把裤子翻过来穿的，所以才看不到血迹。看起来是多么荒谬啊，那么多人彻头彻尾看了那么多遍录像，却都遗漏了这个关键的细节：洛厄里的裤子在她走出大楼和进入大楼的时候是完全两样的。这个变化也并不是那么不易被察觉：她穿着大口袋裤子，左边大腿处的下垂而宽松的口袋，在正着穿的时候是很显眼的，但是她出来的时候，大口袋就看不见了，口袋开口的地方变成了编制的深色丝线，沿着裤腿纵向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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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很可能就是他们要找的突破口，洛厄里可以对她放在包里的东西撒谎，因为事后没有人能查得出，但是事实的疑点已经留下：她在离开琳达·斯坦因的住处时有意将裤子翻过来穿，这一点，用一般的常理是说不通的。于是侦探就能够推测出洛厄里这样做是为了隐藏血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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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摄像机定格的画面中，我们获得了洛厄里把裤子翻过来穿的证据，证据被提交到审讯现场，作为非常重要的罪证，说服了陪审团。陪审员凯利·牛顿说：“翻过来穿裤子的用意显而易见，于是我们就中止了争论。”洛厄里被判处27年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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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调查者最初会看漏这么重要的细节呢？这和我们看漏红木桌子和蛋黄酱的道理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天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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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上的“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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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种“看不到隐藏在视觉表象之下的东西”的情况，心理学家给出了很多名称，比如：“无意盲视”“有意盲视”“知觉盲视”“熟悉盲视”“改变盲视”，等等，虽说如此，这些概念还是有一个共性的：盲视。这并非出于什么生物学的原因，而是因为我们会在直视中忽视一些东西。当那些东西是我们太意外或太熟悉的，或者它完全融入了背景中，又或者它会让人产生异常不适而厌恶的设想时，我们就会有意忽视它们。然而，并不是说我们认知的盲点在视觉处理系统中出了什么故障，相反，这是源于我们的批判性思维和适应环境的需要，而对信息进行的选择性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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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世界充满了无数的信息和刺激，我们的大脑不可能、也无需去处理每种所看到的东西。如果大脑真那样做了，我们会被信息淹没。想象一下，我们站在时代广场，如果把眼睛睁大，眼睛里立刻呈现成千上万的物质——几十个闪光的广告牌、灯火通明的大厦、旗杆、出租车、商店、街头艺人，还有大约33万人每天在同一个地点经过——但我们其实根本没“看”到。我们的大脑自动地对我们身处的环境做过滤，只允许它让一小部分信息经过，这样就能保护我们不会因为处理过量信息导致大脑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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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一下，作为现代人，当我们在路上一边行走一边打电话时，大脑在掌控着哪些事情？我们的身体在人行道上前进，并避免碰到障碍物；我们在朝着一个方向前行；我们注意到路过的行人和地标，我们可能会和他们对话，或者把注意到的一些东西记在脑子里；我们和电话那头的人交谈，听对方讲话并给出回应；我们很轻易就能做到这些，只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已经过滤掉了不必要的东西：比如人行道上的蚂蚁、穿过树枝的风、那个刚刚和我们擦肩而过的男子脸上的少许胡须。如果我们对大脑路径里的每样东西都注意到的话，我们可能会走不出自家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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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的教授，同时也是斯坦福大学的荣誉教授，芭芭拉·特维尔斯基博士曾这样解释：“这个世界极其复杂，同一时间发生太多的事情——有看到的、有听到的——而我们处理这些事情的方法就是分类。只处理我们最低限度所需要的东西，这样才能使我们正常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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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们的感知系统接收到的信息中，整理出相关和重要的信息，这个过程是快速而不由自主的，并且科学家还认为，这是无意识的。大脑会自动浏览我们从所处的环境里接收到的信息，直到某些信息能够引起大脑注意，才被运送到我们的意识中去。既然我们的注意力很有限，那么，只有很小一部分输入进来的信息才能被意识到。那些未经同化的信息通过大脑时则未经过处理和归类，它们当然也是存在的，只是我们并没有察觉到。所以，我们没有记住一些东西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一个穿着内衣的牛仔在时代广场，他就在那里，不管我们“看到”了还是没看到，就像那个患病老人的妻子就在病房里一样，也像纳塔维亚·洛厄里的裤子就是翻过来穿的一样，不管是任何人看到没看到，都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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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想象填补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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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来就具有过滤信息的本领，这让我们能够把注意力聚焦于那些被多重感官输入大脑的信息中那些有限而重要的部分。如果没有这个本领，我们就无法成为不断进化的物种。如果史前的猎人需要躲在高高的草丛后面等待羚羊经过，若他不放过视线中每一片摇动的叶片的话，他将永远捕不到猎物。学会在混乱的世界里有所选择地处理信息，是我们能够在一个拥挤的餐厅里和人继续谈话，一边帮孩子背诵九九乘法表一边开车，或者在嘈杂的观众面前比赛的原因。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通常只注意到当下最重要的东西，会有效地做出筛选，而且几乎注意不到自己是如何筛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