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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完未完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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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著名的艺术作品没能完成的原因，就和工程、促销、职场上的问题没有完成、没有解决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政治、灾难、优柔寡断、上级要改变目标、生老病死、时间、金钱或资源的缺失。能够把某人遗留下来的工作捡起来，这样的能力是无价的，尤其是当今所有行业每年全国员工的流动率都超过40%的情况下，而且新员工都被期待要成功地完成并不是由自己起头做的、而是中途才开始的工作。如果我们能把对一件未完成的项目给我们带来的主观情绪——对不得不去做不够完美的工作所感到的失望、困扰——从客观事实里分离出来，就会发现从许多方面来说，不圆满的工作与圆满的工作之间，其实并没有什么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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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张古斯塔夫·克里姆特的未完成的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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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够客观地评估和分析它吗？是的，重要的元素都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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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中的人物是谁？一位妇女，她有着黑色的头发、长脸、明眸、黑色眉毛和修长的鼻子。我们看到她右手细长的手指放在大腿上，看不见她的左手。她看上去是独自一人。她戴着黑蝴蝶结和带花边的短项链，这点可以看出她是20世纪早期的人物，或者起码在那时她衣着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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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干什么？她坐着，向前直直地凝望，就好像在给画肖像的人摆姿势。她在哪里？看上去她是在室内，可能是在一个工作室里，或者在一个并没什么特征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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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什么时候？看光照，可能是白天，但我们分辨不出这是一年中的什么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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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知道什么？她的名字，她与这位画家的关系，她在什么地方摆姿势，她其余的服装或是她身上盖的东西是怎么样的，她为什么在那里，为什么这幅画没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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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够获得更多信息的话，我们还想知道什么？知晓了什么答案能让我们回答出最重要的问题？——她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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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幅画没有画完，不过我们还是可以运用所知道的客观事实来发现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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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这幅画是克里姆特画的，但是为什么它只是半成品？如果研究一下克里姆特在临近生命尽头时在做什么，我们就能发现这幅画是1917年至1918年他在维也纳时画到一半的作品。他在56岁那年突然死于中风，于是这幅画就以没有完成的状态遗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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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现在知道了时间和地点。根据这些线索，加上一点历史研究，就能得知这幅画是克里姆特在1917年画的，画中的妇女名叫阿玛莉·祖克尔坎德。故事就从这里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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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玛莉·祖克尔坎德和所有的大人物都有关系。她是克里姆特的好友——艺术评论家、记者和文学沙龙的女主人——贝尔塔·祖克尔坎德丈夫的姐妹，跟犹太糖业的巨头费迪南德·布洛赫·鲍尔妻子的姐妹特雷瑟·布洛赫·鲍尔是朋友，而费迪南德是克里姆特最大的赞助者之一。费迪南德委托克里姆特画阿玛莉的肖像，另外还委托他画至少7幅其他的画，包括两幅他妻子阿黛尔的肖像画。1938年，纳粹分子进入维也纳，犹太居民和驻地艺术家都不堪其扰。虽然阿玛莉的女儿赫敏能够安全地躲到巴伐利亚，但她自己却在集中营被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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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阿玛莉的肖像画在当时和克里姆特其他的画一起挂在费尔南德·布洛赫·鲍尔在维也纳的宫殿中，虽然布洛赫·鲍尔得以逃入捷克斯洛伐克的城堡里，但他在维也纳雇了一名律师保护他的财产，可是谁知道那位律师原来是一名高级的党卫队军官，他帮助纳粹将布洛赫·鲍尔的财产进行了清除。布洛赫·鲍尔在维也纳的宫殿最终变成了德国铁路中心，而现在，它是奥地利的铁路总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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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阿玛莉的肖像画丢失了几年，被阿玛莉非犹太裔的女婿继承，但是他却把这幅画卖给了一个艺术商。那位商人把这幅画放进自己的私人收藏中，在2001年自己于101岁高龄去世的时候，捐赠给了奥地利美术馆。2006年，奥地利仲裁陪审团下达命令，所有被偷走的作品，包括这幅阿玛莉·祖克尔坎德的未完成肖像都应归还给布洛赫·鲍尔的继承人，但是随后又改变了注意，决定将阿玛莉的画像留在奥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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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因为这幅克里姆特的画未完成就跳过它的话，就不可能发掘它背后这么丰富精彩的故事。我们没有逃避，而是用了与我们处理所有已完成作品同样的方法来处理它：用井然有序的计划一步一步地做。当我们准备好在这不尽如人意的、重要的信息缺失的环境下运用我们的洞察技巧，我们就会在这种关键的时候——在裁员、解雇、突然的调离、雇人失败、政策规章剧变的情况下——从坐板凳的队员当中脱颖而出被重用。即使在只有不完整的信息和资源的情况下，我们也要巧妙应对。某天深夜，我就在华盛顿的一家宾馆里做到了这点，而且我很可能救了人一命，心里的滋味大过于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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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去华盛顿出差，经常住在市中心的一家宾馆里，所以每年他们都会给我准备生日礼物。然而，有一次我住在那里，凌晨两点醒来，我听到房间门外有人在尖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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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会再让你对我这样做！我要打911电话，我发誓我会打电话报警的！”是一位妇女的声音，沿着过道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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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床上爬起来，透过房间的窥视孔向外看去，却什么也看不见。我是个有单独旅行经验的旅客，我不至于笨得去打开门把自己暴露于危险之中。那尖叫还在持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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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于外面发生的事情，心中有个不完整的画面。我不知道有谁涉及其中，也不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或者他们对话的上下文。但是我能听出这位妇女说话的语调，让我知道她可能遇到了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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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前台打电话描述了我听到的声音，我小心翼翼，只把我所知道的表达清楚：我听到他们在说什么，在哪里，什么时候。随后，前台叫来了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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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时后，我接到宾馆打来的电话，问我愿不愿意现在就为警方提供证词。我只是用耳朵为这场争吵作证，但我是宾馆里唯一报告这一事件的人。我肯定，不是只有我听到了尖叫声，因为声音很大，而且持续了很长时间。我认为其他客人没有打电话是因为他们没有完整的信息，所以心中不安，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所以他们就选择忽视。我其实也不知道全部，但是在我的整个职业历程中——从律师到教育主管，再到“洞察艺术”课程的总负责人——这些经历都在告诉我，不要忽略任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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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询问我的时候，我坦言什么是我知道的，而什么是我不知道的，我听到的谈话是不完整的，所以我的观察和认知都不完整。但是，缺乏信息并没有阻止我去协助。我撇开自己的主观情绪、意见以及假设，传达了我所知道的事实情况：大约在凌晨2：15，我听到门外过道里的尖叫，我在226号房间，走到门口，从窥视孔看出去，什么也没有看见；我听到有位妇女在尖叫，所以我就把我所记得的她的话转述出来，我也听到了一个男子在和她对话，但是我听不出他在说什么。尖叫和争吵持续了至少1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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