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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我、自我和超我之间难免有张力，因为它们有不同的目标。人们对其自我使用的一种应对机制就是压抑。如果本我的欲望在被满足后会引起问题，或者考虑这一问题会导致焦虑，它可能就被排除在大脑意识之外而被压抑。弗洛伊德发现，被压抑的欲望或记忆是所有神经官能症的根源，因为心灵回避了那些人们不敢面对和承认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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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灵魂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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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美国医生邓肯·麦克唐盖尔（Duncan MacDougall，1866年—1920年）决定测量人类灵魂的重量。他设计了一张特殊的床，这张床同时也是一台秤，这样他就可以监测病人的体重。然后，他挑选了6名即将死去的绝症病人。他确定每个人都会在自己的称重床上度过他们的最后时光，并在他们死亡之前每隔一段时间就记录下他们的体重，在他们死去的那一瞬间也要进行这样的记录。根据他的数据，他计算出灵魂的重量为21克，这是4名病人死亡时减轻的平均体重。结果表明，这个结果的科学解释有点草率，我们仍然不知道是否有灵魂，如果有灵魂的话，它是否有质量（尽管这看起来不大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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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体我、自我和主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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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弗洛伊德在维也纳发展自己的理论时，美国心理学的先驱威廉·詹姆斯在亚特兰大将自己的自我理论分为两个部分：“客体我”和“主体我”。“客体我”再细分为三个部分：物质的、社会的和精神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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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自我包括属于自己的东西或者自己的归属，具体包括家庭、身体、衣服和财产；社会自我是指自己与他人或者任何社会角色之间的联系，我们每个人都有许多社会自我，因为我们会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表现得不同：在工作中、与家庭成员一起、与朋友在一起等；精神自我指的就是我们的核心自我，它由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信仰、良心和人格组成。精神自我是三部分中最稳固的，它在人的成年生活中变化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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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将一个人的“客体我”定义为“不仅包括这个人的身体和精神力量，而且还包括他的衣服和房子、妻子和孩子、祖先和朋友、名声和工作、土地和马匹、游艇和银行账户”（1890年）。自称“我”的范围不仅包括外部对象，甚至还延伸至其他人（“我”的母亲甚至敌人），他建立了一个扩散的、延伸到环境汇总的自我。这种自我与勒内·笛卡尔提出的封闭自我相对立，笛卡尔提出的自我不仅与他人不同，甚至与自己的躯体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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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则是纯粹的自我，是一种从过去、现在到未来不间断的线索形成的意识流。它还提供了一种差异（与“客体自我”相比）和自我意志的感觉，负责选择接受哪些思想、拒绝哪些思想，对于加工的经验来说也是如此。詹姆斯认为，“自我”是我们的心灵或者灵魂会怎样思考，因为它不是物质的，因此难以被科学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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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心理学史 [:1701579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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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心理学史 幽灵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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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20世纪，心理学被行为主义所主导。在行为主义者的认识里，大脑是不存在的，他们将所有重点都放在可以观察到的行为上。大多数行为主义者都是物质一元论者，他们只注重身体。有些人承认大脑可能存在，但由于无法直接接触到大脑及其加工过程，所以他们认为大脑也可能根本就不存在。20世纪下半叶，当心智这一概念再次出现时，神经病学的研究者攫取心智传统领域的一些观点，并将其归为有关实体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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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仍然无法给意识定位或下定义，过去150多年来，心理学家所做的工作并未让人们对精神/身体本质的观点达成一致，甚至都没有使其更加接近一些。在启蒙运动结束时，人们对心智和身体如何分裂或统一的各种模式理论已经叙述得相当到位了。在18世纪末，古希腊人在大脑中感知到的相关观点已经在弗洛伊德和詹姆斯的理论中有所反映，早在那时，心理学的所有知识的基础就已经奠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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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格蒙德·施罗摩·弗洛伊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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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格蒙德·施罗摩·弗洛伊德出生在普日博尔摩拉维亚（今捷克共和国）一个贫穷的犹太家庭里。他出生时身上还覆盖着羊胎膜（羊胎膜是胎儿成长时形成的羊膜囊），他的母亲认为这是一个好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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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维也纳大学学习医学，然后在维也纳总医院进行研究。1885年，他成为神经病理学讲师，奔赴巴黎跟随让-马丁·沙尔科（Jean-Martin Charcot，1825年—1893年）学习。之后他成为了是一名研究催眠的神经学家，这是他一生中的转折点。第二年，他辞去了讲师的职务，进入私人诊所，最初，他通过催眠来让病人开放地揭露过去的创伤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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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快意识到自己可以放弃催眠，并发展了“自由联想”的技巧，这种方法允许病人随意谈论自己希望谈的任何事情。他开始分析梦，觉得梦能让自己洞察病人的潜意识。他认为所有的梦都是实现愿望的过程，虽然它们会受到一些审查，但却揭示了我们内在的本性和最隐秘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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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开始发表自己的理论和案例研究，他提出了以下观点。他的一群弟子每周都来拜访他。这个团体自称“星期三心理学会”，它标志着精神分析运动的开始。奥地利音乐评论家马克思·格拉夫（Max Graf，1873年—1958年）是这个团体的早期成员，他回忆：“在那个房间里充满了宗教的气氛。”弗洛伊德本人就是它的新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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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弗洛伊德是住在维也纳的犹太人，并且名声显赫，1933年，纳粹党执政后，弗洛伊德感到自己越来越受威胁。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公开评论：“我们正在取得什么进展？在中世纪，他们会把我烧死的。现在，他们则满足于烧毁我的书。”最终，他被说服（并获得帮助）在1939年离开了奥地利。他逃到伦敦，同年死于口腔癌。实际上，他死于过量使用吗啡，这些吗啡是他要求朋友马克思·切尔医生（Max Schur）为他开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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