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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心理学史 [:1701579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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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心理学史 成为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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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晚期，人文心理学家关注的是意识、选择的发展和自我完善。对他们来说，我们无论接受怎样的教养都掌握着塑造自我的权力。用亚伯拉罕·马斯洛的话说，人类的终极目标就是自我实现。亚里士多德在2300年前就提出了这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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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过去力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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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裔美国人、格式塔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1890年—1947年）就曾经将下面的主题作为研究内容：不必考虑以前发生过什么事，我们都有成为自己的权力。他试图消除对人进行分类的倾向，比如期望孩子在某些年龄段能做出某些标志性的行为，把人们归类为“内向型”或“外向型”等。他定义了个体的“生活空间”，也就是说，个体在任何时候都会影响自己行为发生的外部和内部因素的场景。对勒温来说，过去发生的事件没有意义，除非它们现在就被回想起来。所以童年经历（对弗洛伊德非常重要）不会影响成年人的行为，除非它们被回想起来。相反，他认为我们的行为是由驱使我们前进或压制我们行动的力量塑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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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温认为，需求产生了个人试图解决的紧张局势，比如寻找食物来满足饥饿感。我们的一个需求将在更大或更小程度上主导我们的生活空间，直到这一需求被满足。这些需求可能是生物需求（如口渴），也可能是心理需求（如想要一辆更时髦的汽车）。这一研究结果被称为“蔡格尼克效应”，是以立陶宛心理学家布鲁玛·蔡格尼克（Bluma Zeigarnik，1901年—1988年）的名字命名的。勒温描绘了个人的几种不同类型的冲突，并将其总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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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接近型冲突。两种选择都想要，但必须选择其中一种（比如，在两个度假地点之间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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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避—回避型冲突。两种选择都排斥，但不得不选择一种（比如，同意进行令人不愉快的外科手术或忍受长期的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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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回避型冲突。一个目标既有想要的部分，又有排斥的部分（比如，想要考取一个资格证书，但又不想花时间和精力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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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温将行为看成人在环境中的一种函数，并用科学记数法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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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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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B是行为，P是人，E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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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对关系的启发式陈述，而不是一个数学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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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这样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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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勒温影响最大的心理研究者之一是美国的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他提出了“认知失调”理论。当我们持有两种相互矛盾的观点或以一种与自己的信仰不一致的方式行事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我们决定减肥，而后却蜷缩在沙发上睡懒觉来度过周末，我们就会经历认知失调；又或者如果我们相信所有的人都同样聪明，但又期望其中的某类人表现得更差，而不管对方是女人、美国人、老年人或任何其他不同类型的人，我们也会经历认知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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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斯廷格和同事心理学家詹姆斯·莫雷尔·卡尔史密斯以学生为被试，要求他们进行一项枯燥的工作；之后，支付他们1美元或20美元，并要求他们告诉下一组等待的学生这项任务很有趣。后来，他们回访这些学生，当问及这项工作是否有趣时，报酬为20美元的人说这项工作很无聊，但那些只领了1美元报酬的人则更倾向于认为这项工作很有趣。研究人员用认知失调解释了这一结果。学生们得到了20美元的报酬，他们觉得自己的报酬足够丰厚，而为了这些报酬向别人撒谎。所以在实际询问时，他们不必假装自己喜欢这项任务。但那些只拿到1美元的学生要么不得不承认自己为了一点小奖励而撒谎，要么不得不改变自己对这项任务的看法。他们承认自己原来对这项任务的看法是错误的，这比接受自己为了换取一点报酬而撒了谎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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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卡尔史密斯及其同事美国的心理学家艾略特·阿伦森（Elliott Aronson，生于1932年）进行了另一项认知失调的研究，这次研究对象是一群年轻的孩子。在每次实验时，孩子们都被关在一间有很多玩具的房间里。他们可以玩任何一个玩具，但其中一个玩具被告知是特别的。这群孩子中有一半人受到了威胁，如果他们玩了这个特殊的玩具将会受到严惩；另一半人获得的信息是，如果他们玩了这个玩具将会受到轻微惩罚。没有一个孩子不遵守规则。后来，孩子们被允许玩任何玩具，包括这个特别的玩具。与其他孩子相比，受到轻微惩罚的孩子玩这个曾被禁止的玩具的可能性更小。卡尔史密斯和阿伦森认为，孩子们将轻微惩罚的威胁合理化，以此来解释自己的自我约束反应，即说服自己“这个玩具真的不好玩”，所以即使允许他们玩这个玩具，他们也不想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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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我们回想起了皮亚杰有关孩子们如何调整自己的图式以顺应新的经验或信息，从平衡状态转变为非平衡状态，然后再回到平衡状态。在认知失调的情况下，他们自己的图式受到行为和观念之间不协调的威胁，并因此调整自己的图式以适应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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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人被诱导去做或说与自己个人观点相反的事，他就会倾向于改变自己的观点，使其与自己所做或所说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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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昂·费斯廷格和莫雷尔·卡尔史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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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你想做的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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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达里尔·J.比姆（Daryl J. Bem，生于1938年）提出了另一种认知失调，他将其称为“自我知觉理论”。他认为我们判断他人性格的方式是观察他们的行为并推断出其性格，并建议我们也要这样对待自己。这听起来违反直觉，而下面的观点似乎更加符合逻辑：我们的行为源于自己的性格，而不是正好相反（虽然行为主义者并不会认同我们会“喜欢”什么东西）。比姆改造了费斯廷格的“无聊任务”实验。他给完成任务的两组被试播放了一盘磁带，每盘磁带都录有一个人对这项任务的评价，说这项任务很有趣。比姆告诉一组人这个人说完这段证词获得了20美元的报酬，而告诉另一组人这个人只获得了1美元的报酬。结果，1美元被试组得出的结论是：只获得1美元的那个人真的觉得这项任务很有趣。比姆认为，这些被试相信如果自己真的不是很享受这个任务，就不会仅仅为了1美元而给出这么积极的评价。而在费斯廷格的研究中，相同的事情的确发生了。那些为了1美元而要给予一个无聊的任务以积极评价的被试认为，自己的确很享受这个任务。换句话说，我们从自己的行为中解读自己的个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来实现改变个性，而完全可以自由地重建自己[这正呼应了威廉·詹姆斯的想法（详见第3章“美国心理学的诞生”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