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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个阶段，与抑郁位置密不可分的是俄狄浦斯情结的到来。焦虑与罪疚感强力地加速俄狄浦斯情结的开始。由于焦虑与罪疚感提高了将坏的人物形象外化（投射），将好的人物形象内化（内射）的需要，以便将欲望、爱、罪疚感与修复倾向依附在某些客体上，而将恨、焦虑依附在其他客体上，在外在世界中寻找内在人物形象的代表。然而，婴儿主要的需要不只是寻找新的客体，还有朝向新目标的冲动：离开乳房朝向阴茎，即从口腔欲望（oral desires）转向性器欲望（genital desires）。这个发展的促成因素有许多：力比多的前进冲动、与日俱增的自我整合、身体与心理的技能，以及适应外部世界的持续进展。这些发展与象征形成的过程密不可分，而象征形成使得婴儿能够从甲客体转移到乙客体，不只是兴趣而已，还有情绪与幻想，焦虑与罪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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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描述的这个过程与另一种支配心理生活的基本现象有关，我相信最早的焦虑处境所造成的压力，是导致强迫性重复（repetition compulsion）的因素之一，稍后我将再回来讨论这个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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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关于婴儿最早期阶段的结论，我延续了弗洛伊德的发现，不过在某些地方发生了一些分歧，其中之一和我现在讨论的主题相关。我指的是我的主张：客体关系的运作始于婴儿诞生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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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我一直持这个观点：在婴儿阶段，自体性欲与自恋和最早的客体关系（外在的与内化的）是同时并存的。我要再次简短说明我的假设：自体性欲与自恋包括了对内化好客体的爱以及关系，这个好客体在幻想中形成了被爱的身体与自我的一部分。在自体情欲的满足于自恋状态中，发生了朝向这个内化客体的退缩；同时，从出生时开始，和众多客体（主要是母亲的乳房）的关系就是存在的。这个假设与弗洛伊德对于自体情欲和自恋阶段的概念是相冲突的，他认为客体关系不存在于这些阶段。不过弗洛伊德与我的观点之间的差异，并没有如乍看之下那么不同，因为弗洛伊德对这个议题的说法并不一致，在不同的情况下，他明显地或隐约地表达了一些意见，他认为和客体（母亲的乳房）的关系先于自体情欲与自恋。只要引用一项参考数据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在两篇百科全书式文章的第一篇中，弗洛伊德（1922）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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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具有口腔成分的本能通过依附在对食物欲望的饱足上找到了满足，其客体是母亲的乳房。它随即又脱离依附，变得独立，而且同时变为处于自体情欲的状态中，也就是说，它在孩子自己的身体中找到了一个客体。”（第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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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所用的“客体”一词，与此处我对这个词的使用有些不同。他谈的是本能趋向的客体，而我的意思是除此之外，有一个客体关系涉及婴儿的情绪、幻想、焦虑与防御。虽然如此，弗洛伊德在上文提及的文字中，清楚地说道：“对客体（母亲的乳房）的力比多依附，发生在自体情欲和自恋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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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立论基础上，我想要再提醒大家关于弗洛伊德对于早期认同的发现。在《自我与本我》[2]一书里，谈到了被放弃的客体贯注，他说：“……在孩童期的第一个认同，其效果将具有一般性与永久性。这将我们带回自我理想的根源……”弗洛伊德在此界定了最早而且最重要的认同，这个认同隐藏在自我理想的后面，如同对父亲或双亲的认同，并且将这些认同置于（如他所表达的）“每个人的史前时期”。这些论述近似于我所描述的最早被内射的客体，因为根据定义，认同是内射的结果。从我刚才讨论的陈述，以及上面节录的一段文字，可以推论弗洛伊德虽然没有进一步发展这条思路，他的确曾假设：在最早的婴儿期，客体与内射过程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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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在自体情欲与自恋的议题上，我们发现了弗洛伊德观点的不一致之处。我想，这类见于多处论点的不一致，清楚地显示了在这些特定议题上，弗洛伊德未曾得到最终的结论。在焦虑理论方面，他任何客体贯注都更早的时候。这个主张似乎暗示着内射甚至比客体关系更早发生。在《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第八章）中，对此有明确的表示。他认识到对他来说，关于发展的早期阶段，仍有许多是未知或是模糊不清的，这一点在他提到女孩生命的第一年是“灰暗的年龄而且朦胧不明……”（1931）时，也得到了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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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安娜·弗洛伊德对于弗洛伊德在这方面论述的观点如何看待，但是谈到自体情欲与自恋的问题时，她似乎只将弗洛伊德的如下结论纳入考虑：自体情欲和自恋的阶段发生在客体关系之前，而不容许其他可能性，例如那些我在上文提及、隐含在某些弗洛伊德论述中的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安娜·弗洛伊德与我对于早期婴儿发展阶段的观点的分歧，远大于弗洛伊德（整体来看）与我的观点之间的分歧的原因之一。我如此声明，是因为我相信厘清安娜·弗洛伊德与我所代表的精神分析思想学派之间差异的程度与本质，是最为基本且重要的事情。这种厘清是必要的，不仅是在精神分析训练的兴趣方面，也是因为它有助于开启精神分析师之间丰富的讨论，从而对早期婴儿阶段的基本问题获得更多更广泛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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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在客体关系发生之前有一个阶段，并且延续了几个月，这个假设隐含的意思是：除了依附在婴儿自身的力比多之外，那些冲动、幻想的焦虑、防御，如果不存在于婴儿身上，那么就没有和一个客体发生关联，也就是说，它们是凭空运作的。对儿童的分析让我了解到：每一种本能冲动、焦虑情境、心理过程都牵涉到（外在或内在的）客体。换句话说，客体关系是情感生活最核心的部分，而且爱与恨、幻想、焦虑与防御，也是在生命一开始就展开运作，并和客体关系密不可分地联结在一起。这个洞察使我对许多现象有了新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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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要提出本篇的结论：移情源自与最早阶段中决定客体关系的同一过程。因此，我们必须在分析中一再地回溯到客体（所爱的与所嫉恨的、外在的与内在的）之间的摆荡，这种摆荡主导着早期的婴儿阶段。只有当我们探索早年的爱与恨之间的互动、攻击性的恶性循环、焦虑罪疚感与攻击性的升高，以及这些冲突情绪与焦虑所朝向的客体的不同层面，我们才能够完全认识正向与负向移情之间的相互关联。另一方面，通过对这些早年过程的探索，我确信对负向移情的分析是分析深层心理的前提。这一点过去在精神分析的技术方面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3]分析正向移情，也分析负向移情以及它们之间的关联性，是我多年来一贯主张的，也是治疗各种病人、儿童与成人时必须依循的原则。在我从1927年以后所写的大部分著作中，我已经对这个观点提出了具体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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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法在过去使得儿童精神分析成为可能，而在近几年，在分析精神分裂病人方面被证实极为有效。直到1920年以前，人们一般都认为精神分裂症患者无法形成移情，因而无法接受精神分析。自那以后，人们开始尝试使用各种技术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精神分析。然而，在这方面最根本的观点的改变则是在最近才发生的，而且是和分析师对婴儿早期运作的机制、焦虑与防御有了更多的认知密切相关。由于我们已经发现了一些从应对爱与恨的原初客体关系上发展出来的这类防御，精神分裂症患者具有发展正向与负向移情的事实已经得到充分的了解。如果我们一致将以下原则应用在精神分裂症病人身上[4]，即分析负向移情与正向移情是同样必要的，而且事实上，若欠缺其中任一要素，将造成另外一项无法被分析，那么这个发现就可以被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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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回顾的角度来看，这些在技术层面的显著进展，可以在弗洛伊德基于生本能与死本能的发现所提出的精神分析理论中找到支持的论点，他的发现基本上增加了我们对于矛盾起源的了解。因为生本能、死本能以及相应的爱与恨，在根源上有最紧密的互动，所以负向与正向移情基本上是互相联结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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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最早期客体关系的了解及其所隐含过程的了解，已经在根本上从各种角度影响了技术。我们早就已经知道，在移情情境中的精神分析师，可能代表了母亲、父亲或是其他人，有时候在病人的心里，咨询师也扮演了超我的角色，而在其他时候则是本我或自我的角色。我们目前的认知，让我们能够看穿病人分配给分析师的各种角色的特殊细节。事实上，在婴儿的生活里存在极少的人，他对人的感受却是众多的客体，因为他看到的是人的各种不同层面。因此，分析师可能有时候代表了自体、超我的一部分，或是各种内化的人物形象。同样地，如果我们只是认知到分析师代表了真实的父亲或母亲，这样的帮助并不大，除非我们了解是父母的哪个层面被激活了。在病人心中的父母形象，经过了婴儿期的许多投射与理想化过程之后，已经有各种程度的扭曲，并且经常保留了相当多婴儿期的幻想本质。整体而言，在婴儿的心里，每个外在经验都是与他的幻想交织在一起的，而且从另一方面来说，每个幻想也包含了一些真实经验的元素。只有通过对移情情境进行深度分析，我们才能够发现关于过去的真实与幻想层面。也是这些最早的婴儿期摆荡的根源，解释了它们在移情中的强度，以及在父亲与母亲之间、在全能的客体与危险的迫害者之间、在内在与外在形象之间的快速变化。有时候这些变化甚至出现在单次治疗时段中。有时候分析师看起来同时代表了双亲。在这种情形下，通常以联合起来的敌视态度对付病人，此时负向移情达到了极为强烈的程度。在移情情境中，被激活或是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混合了病人幻想中双亲合二为一的形象，也就是我曾在其他地方描述的“联合父母意象”（combined parent figure).[5]这是在俄狄浦斯情结最早期阶段中幻想形成的特征之一，而这一点若是继续保持其强度，则会危害客体关系与性的发展。“联合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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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幻想，从早期情感生活的另一个元素（也就是伴随着口腔欲望受挫而来的强烈嫉羡）汲取其能力。通过对这些早期情境的分析，我们发现了在婴儿心中，当他受到挫折时，或是因为内在的一些原因而不能满足，他的挫折感会伴随这样的感觉：另外一个客体（不久将以父亲为代表）从母亲那里接受了他所渴望而在当时被拒绝的满足与爱。从而形成了以下幻想：双亲结合于一种具有口腔、肛门与性器性质的持续的相互满足，而且在我看来，这是嫉羡与嫉妒情境的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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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移情的分析，还有另外一个层面需要一提，我们惯于说移情情境，但是我们是否总是记得这个概念的基本重要性？我的经验是：在揭开移情的细节时，最基本的是要思考关于从过去转移到当下的整体情境，而不只是情绪、防御与客体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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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这一点在今天仍然如此——移情被理解为将病人的数据直接指涉到分析师身上。我对这一概念的理解是：移情根源于发展的最早期阶段及无意识的深层，这个概念是更宽广的，而且需要具备一种技术，借由这个技术从所有呈现的数据中，将移情的无意识元素演绎出来，找到其脉络。例如病人关于日常生活、关系、活动的报告，不只提供了对其自我功能的洞察，也显露了（如果我们探索它们的无意识内容）其防御。这些防御是要应对在移情情境中被激发的焦虑，因为病人必定会运用他过去所使用的相同方法，来处理再次体验到对分析师的冲突与焦虑。也就是说，他撇开分析师，就如同他过去企图撇开他的原初客体一样；他试图分化与分析师的关系，让自己保持一个全好或全坏的形象：他将某些对分析师的感觉与态度，转到当时生活中的其他人身上，而这是行动化（acting out）的一部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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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讨论了最早期的经验情境与情绪，它们都是移情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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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基础上，建立了日后的客体关系以及情绪与智力的发展。这些需要分析师加以注意的必要性，丝毫不亚于最早期阶段的各种表现。也就是说，我们探究的领域，涵盖了存在于目前的情境与最早期经验之间的所有数据。事实上，除非借由检验最早期的情绪与客体关系在日后发展中所呈现的各种变迁产物（vicissitudes），否则不可能找到逼近早期经验的路径。只有通过一再地将日后的经验联结到早期经验（这意味着需要耐心的艰苦工作），并且始终如一地探索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当下与过去才能够在病人的心中联结在一起。这是整合过程的一个层面。随着分析的进展，整合涵盖了病人心理生活的全部。当焦虑与罪疚感减少，且爱与恨能够有比较好的整合，分裂过程（对抗焦虑的一种基本防御）与压抑也减弱了。此时，自我的力量增长了，凝聚力也加强了，介于理想化客体与迫害客体之间的裂痕减少，客体的幻想层面也减弱了，这些都意味着无意识的幻想生活——与心理的无意识部分的区分不太清晰——可以更好地运用在自我的活动上，从而更广泛地丰富了人格。我在这里触及了移情与早期客体关系之间的差异性（较之相似性），这些差异性可以衡量分析程序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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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文中提出：引起重复性强迫的许多因素之一，是最早期焦虑情境作用下所产生的压力。当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以及罪疚感减少的时候，要一再重复根本经验的迫切性也减弱了，于是早期的模式与感觉的表现方式，以不太顽固的方式保存了下来。会发生这些根本的改变，是通过始终如一的移情分析。它们与深度再激活的早期客体关系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它们不仅反映在对治疗师的态度改变上，也反映在病人目前的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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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所有客体关系之最早形态的基本特征都是两人关系的原型，在两人关系中没有其他客体进入。这一点对于日后的客体关系非常重要。虽然这种排他的形式可能维持不过寥寥数月，因为和父亲及其阴茎有关的幻想（这些幻想开启了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将关系引入单一客体以外的其他客体。在分析成人与儿童时，病人有时候会体验到快乐幸福的感觉，这是通过再次唤起早期与母亲及其乳房的独特排他关系。这种经验通常随着对嫉妒与竞争情境（在这些情境中，第三个客体——基本上是父亲，牵涉其中）的分析而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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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弗洛伊德提出（仍旧谈到这些最初的认同）它们是一种直接且立即的认同，发生在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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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这主要是因为低估了攻击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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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这个技术在汉娜·西格尔（Hanna Segal）的文章《分析精神分裂病例的某些方面》（Some Aspects of the Analysis of a Schizophrenic,1950），以及罗森菲尔德《关于急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之超我冲突的精神分析评论》（Notes on the Psycho-Analysis of the Super-ego Conflict of an Acute Schizophrenic Patient,1952a）与《急性紧张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移情现象与移情分析》（Transference Phenomena and Transference Analysis in an Acute Catatonic Schizophrenic Patient,1952b）中有所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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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见：《儿童精神分析》，特别是第八章和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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